妹妹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即使是在相对富庶的江南水乡，物资也是紧缺的。每个人每个月的米、油、肉以及生活日用品的供应都有定额，而这一切都需用票证：买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衣买布要布票，连火柴也要票。所以她生下来就没有什么好吃的，猪油大概是她幼年时期能吃到的少数美食之一。

熬猪油

妈妈把熬好的猪油装在一个带把手的陶瓷杯里，琥珀色的油凉透以后就凝固了，白嫩、润滑。古人用肤如凝脂来形容美女的肌肤，大概美好的肌肤也可以引发人的食欲，所谓秀色可餐吧？那时候我认为猪油大概是天下最香的食物，添加了猪油以后，任何蔬菜的口味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比如，妈妈会把青菜放在饭锅上清蒸，然后用盐和猪油一拌，甜津津香喷喷的，特别下饭。猪油和酱油炒饭估计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经典的童年记忆，是不可替代的佳肴。

那只盛放猪油的陶瓷杯是爷爷在溪港信用社工作时送给我们家的。杯子雪白的底色，上面有一幅画，墨绿色的线条，画的是一对穿着古装的男女，他们长发飘飘，肩挨着肩，侧着脸微笑着，含情脉脉地对视。这对男女一个举起左手臂一个举起右手臂，两只宽大的袖子就变成了蝴蝶的一对翅膀，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旁边是竖排的文字，我不识字，只知道这大概是描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平时被妈妈珍藏在橱柜里，吃饭的时候被请出来，照例摆出翩翩起舞的造型。我每次必须在他们深情款款的对视中，搛菜嚼饭吐鱼骨头吐咸菜梗子，而妹妹则是不停地用勺子拨一点猪油到嘴里，将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爱情跟食物放在一起。我总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难道爱情跟猪油之间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吗？

妹妹究竟是怎么爱上吃猪油的，对此我一直很疑惑。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妈妈就去买几麻袋大头菜回来滥竽充数，做成大头菜饭，然后拌上猪油，又甜又香，妹妹很喜欢吃。慢慢地她对猪油越来越痴迷，发展到吃一勺子饭配一块猪油，到后来喝粥都必须要有猪油了，把我看得呆若木鸡，我不知道那些油腻腻的猪油她是怎么咽得下去的？她一天三顿都离不开猪油，要是哪顿没有看到梁祝就不吃饭。她脾气很犟，一般不哭，哭起来不一般，妈妈都哄不住。别人逗她：“妹妹阿拧啊？”她一边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还不忘认真地回答：“拧～格”。

妹妹吃多了猪油，长得圆滚滚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了，能入那条缝的也只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了。可惜后来猪油都吃不到了，梁祝也失业了。

妹妹四岁那年，也就是1979年，一支松小队里成立了公共食堂，粮食全部收归队里，家里就不再开伙仓，都到食堂领取饭菜，而每家的口粮根据劳动力情况定额供应。妈妈是一个全劳力，一顿四两米，爸爸是赤脚医生没有工分，口粮只有别人的一半，只能得二两米，孩子也是二两米，也就是说我家四口，一顿饭是一斤米。爸爸妈妈总是要我们姐妹俩先吃，他们每次都吃不饱。

食堂每天都只供应冬瓜咸菜汤，它是所有人家饭桌上唯一的美食担当，现在想起，我还会不停地咽口水。

冬瓜是队里种的，咸菜也是队里自己腌的，酸爽可口，特别开胃。爸妈要做生活，所以我跟妹妹负责取食物。我们一人一个铝锅子，大的装米饭，小的装冬瓜咸菜汤。妹妹负责端大锅，其实锅里没有多少米饭；我负责端小锅，里面是半锅的冬瓜咸菜汤。我一路踮着脚、撅着嘴、迈着小步子，小心翼翼地走回家。好在食堂离家不过两百多米的距离。

食堂只有一个炊事员，虽已七十多岁，但是聪明机灵，做事干净利落，看上去很年轻，所以大家都叫她“六十岁”。“六十岁”做好饭菜后把各家的口粮分好，整整齐齐摆在长条桌上。

我和妹妹等着“六十岁”把灶头上大锅里的饭盛光了，眼巴巴地看着她一下一下费力地铲着饭糍。妹妹双手把着灶台边沿掂着脚尖，使劲仰着头，努力想看清楚锅里的饭糍。“六十岁”完全懂得我们的心思，她慢条斯理地用手沾点水，抓一点饭糍捏成一个小饭团给我们。饭糍团香喷喷的，越细嚼就越发甜津津。有时候饭糍烧焦了，结了厚厚的一层，“六十岁”就直接铲一块给我们，吃起来嘎嘣脆，真是过瘾。

铲饭糍（左）（王萌提供）和饭糍干（右）

“六十岁”是很懂得大锅饭平均分配的道理的。一支松大部分人家里有三四个孩子，一锅饭糍显然不够分，就采用轮流制。有时候我们轮不到吃饭糍团，就会轮到舔铲子和勺子，因为上面总会粘着一些饭粒。我们像蜥蜴一样吐着舌头，仔仔细细、来来回回、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把铲子舔得干干净净，倒也省去了她清洗的活儿了。

饭糍铲干净后锅底总还留有一些焦黑的饭糍屑子。她就倒几碗水，再往灶膛里添一把火烧开，做成了香喷喷的饭糍干茶。我们一人一碗喝了，咂咂嘴，在“六十岁”“那好回转呔！（吴江方言：你们可以回去啦）”的催促中，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吃大锅饭，凭着爸妈的勤劳能干、精打细算，我们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因儿时的味蕾记忆，我们有时还想找回那种味道，但是无论是猪油拌饭、冬瓜咸菜汤，还是饭糍干，妹妹尝一口后，总是无奈地摇头：“味道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