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教育制度，除了设置相应初中课程外，还格外突出了农业知识课，重在为广大农村培养具有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学校设置了一、二年级各两个班级，后来有增有减。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半班级上课，一半班级劳动。
当时，由公社从当地生产大队划拨给学校一片东侧的农田，号称学农基地。基地里除了夏季插秧，冬季播麦外，还会安排学生种植时令瓜果蔬菜。各班同学，根据年龄、性别，分编成耕作、蔬果、养殖、杂务等若干劳动小组。劳动课时统一由尊称为“老农”的韩四根老师指导安排、组织实施。另外，食堂帮厨，作息打钟，室内外卫生等校园杂务，也都有相应小组的同学轮流担任。
插秧
这里说道一桩有意思的往事：1959年暮春时节，我与同村同学陆寿年想到父辈注重种地效益，于是便试着向学校建议适当种植西瓜。陆同学的父亲是村上有名的种瓜能手，父为名师，子乃高徒。我们的建议被学校采纳后，以他为首的几个同学便认真地干了起来，三亩地西瓜长势良好，喜获丰收。瓜熟盛产期，学校租借农船，安排我与寿年等四个同学和一名烧饭师傅，运送西瓜至上海出售，出行顺利，收入可观。另外，地里每年收获的西红柿等，也都指派学生上街设摊叫卖。养殖组的小同学饲养长毛兔，成绩也很喜人。农闲时节，半耕组则另辟渠道，组织去泗洲寺粮库晾晒稻谷，安排到街道企业学工干活。
卖西瓜的船
泗洲寺旧影
劳动有了经济收入，收入改善办学条件。学校曾有一个提前实现“三自给”（学杂费、生活费、学校办公费）的奋斗目标。可任重道远，目标很难全部达到。但学生享受到了免缴学杂费的优惠待遇；每天午饭时，厨房里炒个蔬菜或煮上一锅汤，奉酬师生。
课外，学生们还得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为支援当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学校组织到河荡滩头拣拾荡丁，计数比赛，谁也不甘落后。星期天选派几路人马，去附近村庄的墙壁上书写大字标语，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写大字标语
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读书求知依然是学生的首要任务，教书育人也照旧是老师的主要职责。全校老师都属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学有专业，教有专长。教育中，针对农村学生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老师们备课充分，讲课严谨，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对领会稍差的，常作个别辅导，诲人不倦，孜孜不辍。学生尤其喜爱的是汝美珍老师的农业知识课，她讲课口述手书，重点突出，结合实际，形象生动。再因其板书流畅，大家钦佩不已。
学生们都很珍惜求学时光，人人虚心好学，刻苦努力，无敢懈怠。常见课后相互探讨，复习提高，甚至有同学熄灯后，在被窝里打亮手电筒翻阅课本。好多同学星期天都不回家，留校温习功课。“学习氛围比芦墟中学（当时所说的普通中学）浓，学习成绩不比芦墟中学差” 曾经担任过芦墟中学教导处主任的学校负责人徐晨老师如是说。
手电筒
莘塔农中确乎是一所规范且风清气正的学校。一日生活，劳动上课都有严格制度，规范有序，就是每一堂课，老师们把握四十五分钟，既不提前更不拖延。学校纪律严明，学生课余也不随意离校外出，只是在星期六下午两节课后放学，星期日晚饭前返校报到这段时间，尚能回家聊叙亲情。师生关系也很融洽，堪称“兄长大姐”的老师们，对学生都很关心，一次我感冒发烧，班主任宋剑英老师掏钱买药，让我服用后在他宿舍安静休息。今天定居国外的他，还与国内多名学生保持着联系。老师们身先士卒，没有特殊，食堂打饭一样排队，带领学生一起劳动，犹如人民军队里官兵一致，让同学们眷眷难忘。
在1959年和1960的两年里，学校曾按上级通知，先后三次动员年龄偏大的学生退学返乡。被劝返的同学，二话没有，当初乘兴而来，此时愉快而归。大家说，就是毕业了也准备哪里来回哪里去，入校仅为提高文化农技知识，没有任何奢望！如今想来，当时的农村孩子多么纯真，何等可爱！
到了1961年末，新生停收，老师们也陆续离去，一所曾经生机勃勃的新型学校，无奈结束了历史使命。据后来知道，这是当时国家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 的八字方针，地方教育部门服从大局，收缩原先偏大的教育摊子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