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金松岑

  清末爱国志士、著名教育家、文学家金松岑先生，出生在吴江同里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氏族内金家浜诗社“学吟社”的影响，喜爱做诗吟对。

  1897年，金松岑等人在同里成立了雪耻学会。

  雪耻学会的活动地点在天放楼，天放楼的得名，起源于他正在翻译的《摩哈麦德传》。《摩哈麦德传》讲述了阿拉伯半岛麦加孤儿穆罕默德兴国史，穆罕默德从小由祖父伯父抚养大，生前英勇无畏成功地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创立了伊斯兰教。创立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加或阿拉伯，被称为“天方”。金松岑为了赋予“雪耻学会”更深刻的意义，就将雪耻学会活动地点取名天放楼，天放楼开始在自家书楼，后来易名原同川书院旧址。把“方”改为“放"，多了个“文”字旁，也寓意想用文章唤醒天下。

  在学会里，金松岑交流了与人合作的译本《摩哈麦德传》和自己收集整理的《三大儒学粹》，言高意旨，阐述了他当初的思想，激起了会员的共鸣。这两本书实际都是金松岑为自己及雪耻学会的同仁所请的“师儒”，一为外国“师儒”摩哈麦德；一为中国“师儒”三大儒。他想以此和会员们共勉。

  金松岑也从此把顾亭林（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作为处世立说的思想基础，自勉一生。

  1898年2月，金松岑被召南菁书院，因为遇上了江苏督学瞿鸿机先生，瞿鸿机先生赴南菁书院，是为清庭广选人才。瞿鸿机看到金松岑所著的《长江赋》和《西北舆地图表》两文，手书召他到校，并命他担任学长，相当于现代教育中班长之职。

  5月23日，晚清政府向全国颁布开设经济特科章程六条，大招经济特科人才。金松岑受瞿鸿机的推荐，准备进京赴考。此前，他正着手收集“关东及西域兵事”，准备补进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摘自《天放楼文言·元史纪事本未补自序》卷三）。因准备赴考，只得将补书计划搁下。

  迎考之时，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从高峰跌入低谷，清政府又下令取消准备开考的经济特科，仍旧沿用原八股文应试办法。金松岑对清政府出尔反尔，再则残酷地杀害“六君子”等诸事忿恨到极点。祖父有病，他返家，在家写下《暨阳秋感》和《政变》。

  金松岑随即放弃了回南菁书院继续深造的愿望。返家给自己强加了2个任务，一是作檄文交警省民众，一是兴教办学救国救民。

  1899年3月，金松岑在“大夫第”的西墙门慎修堂内办起了私塾，这是创办公学的前期准备。除此之外，他还担任同里区的教育会会长，利用空暇时间检查监督附近私塾的教育质量，这些都为金松岑日后创办学校打下基础。

  1900年的义和团活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6月，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金松岑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清政府丧失了信心，金松岑也从最初拥护维新变法到彻底的反帝反清。

  金松岑决然要创办正规学校，他已经不满足办小规模的私塾学堂。因为办正规学校更利于组织革命团体，利于军国民；再则学校的教育质量比私塾学堂更能得到保证。金松岑这一愿望很快得到亲朋好友的赞同和支持。

  从办私塾到正规学校，历时3年，1902年3月18日（阳历4月5日），30岁的金松岑在家乡同里创办第一所学校——同川自治学社，校址设在同川书院旧址内。这是一项教育的改革，促使家乡教育质量走上了一个台阶。

  同川自治学社的创办，金松岑被冠之“家乡新式学校的鼻祖，开了家乡办新学的先河”。同川自治学社成立后，震撼了全县，其影响迅速波及扩大，不久各地纷纷效仿，学校应运而生，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县已有新式学校55所。

  同川学校的创办，让平静的小镇走出像柳亚子、王绍鏊、范烟桥等一大批时代的弄潮儿。

  1902年4月15日，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上海是国内新思想、新观念容纳之地，此组织大有从学术团体扩大到政治团体的情态，因此也将其称之为“上海重要的革命机关”或“我国最早之革命团体”。由蔡元培（字孓民）、蒋观云（智由）、林少泉（獬）、叶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季宗（德渊）、黄宗仰（乌目山僧）等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即驰函各地同志赴沪，开成立大会。

  同里人金松岑和陈去病参加成立大会，不久，同里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牌子挂在同川学校门外，金松岑任会长，会员有陈去病、薛凤昌等几十人。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成立，团结了周围一大批有志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结成了一个以学术团体为名的进步组织。

  中国教育会附属机构爱国学社会，在1902年11月26日开学，1903年3月蔡元培先生召金松岑到上海爱国学社工作，金松岑带了柳亚子、蔡寅、陶亚魂3位作附课生。

  在爱国学社里，金松岑与章太炎一个办公室，与邹容一个宿舍。

  邹容出版《革命军》，经费紧张，一直关心支持邹容写作的金松岑，主动承担了《革命军》捐赠筹款事宜，柳亚子、蔡寅、陶亚魂3位学生也随之捐资，这样使《革命军》得以面世。

  6月30日，《苏报》案发，爱国学社被封，章太炎、邹容入狱。金松岑往返于上海和同里，筹集重金，在上海租界内聘请很有名气的英国辩护律师琼斯。开庭期间，金松岑每庭必到。

  金松岑还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前去探监，一些书信通过金松岑之手传出，又刊载于一些革命报刊上，继续发挥爱国反清战斗作用。

  邹容牺牲时，金松岑写了《哀邹容》祭文。

  1904年春柳亚子入同川自治学社，并在那里读2年书。就此成了金松岑的学生。

  柳亚子曾在他的《南社纪略》中讲道：

  一九○四年，到同里，进鹤望先生所办的自治学会念书，醉心革命更甚。

  晚年还有诗赞：

  少年慷慨记同川……同川依钵谁能负，心折堂堂天放翁。

  《苏报》案后，爱国学社停办，金松岑遂把爱国学社未竟的事业移至同川学校。

  金松岑认为办小学教育，要注重：一、道德教育；二、军国民教育；三、实利主义。

  首先是道德教育：“盖国家之强也，以有形之武力为功，而以斯民人人具宏毅刚笃艰贞之德”。同川自治学社鲜明地举起了反帝反清的大旗。

  其次是军国民教育：自治学社会教室紧张，但专辟一室放置“军事器械”，这些假刀假枪做得比较精致，形状和真的十分相像。目的是想造就一支能文能武的“新中国少年军”，随时随地拉起来资助革命，推翻清王朝。这时候金松岑常常以军人的形象出现在学生和学员的面前，他全身戎装，高统靴、皮腰带，身挂一把大刀，在他的床头还常年累月挂着一把七星“雌雄剑”。

  金松岑为了扩大革命志士的队伍，吸引社会上进步力量，组织起“体育会”，金松岑自任会长，原爱国学社体操教师林立山任教员。这样体育会由原来的自治学社社员，扩大到社会上老的少的，远的近的，共来了200多人。

  再说实利主义：金松岑强调学生得多学点文化知识和实用知识，同川学校逐渐开设10多门课程，如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英语、修身、经学、图画、手工、园艺、乡土、生理卫生、法文、体操等。有些课程每周虽只有一二节，但对拓宽学生的视野，开发智力，收益很大。

  金松岑的学生后来从事教育的很多，如金国宝、杨千里、金元宪、徐麟、薛天游等，他的学生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结成了一个很大的师承谱系。

  1904年3月，自治学社斥资创办明华女校，这也是吴江县内第一所女子学校，是金松岑继自治学社后的又一次首创。

  真可谓：力养成人，智养千人。金松岑办学的成功，使同里走出了一大批爱国者，这里成了藏龙卧虎之地。

  《孽海花》被鲁迅先生列为清末四部谴责小说之一，小说出版后不到1、2年，竟再版15次，销行5万部之多，影响深广。《孽海花》最初创意者却是金松岑，1903年4月，应去日本留学的同乡陈去病之邀，为其主编的《江苏》写小说，金松岑就自己关注的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东三省事件为线索，写了《孽海花》第1、2回。作品很快在《江苏》上发表了，当时署名是“麒麟”。后来他续写了6回，“因为写小说不是所喜”，所以最后把续写任务交给了朋友曾朴（曾孟朴）完成。

  1903年到1904年，是金松岑一生创作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连续编著宣传革命的3本小册子：一是译本，日本激进自由主义者宫崎寅藏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二是金松岑自己著的《女界钟》；三是译本，是歌颂外国虚无党史料的《自由因》，三本书的编译或编著的署名为金一，或KA（即“金一”笔名的英文名）。此外他还洋洋洒洒写了长篇政论《国民新灵魂》等，很有力度。

  1911年开始金松岑定居苏州，但他的心还牵挂“同川”，离校不离心。1912年春，民国元年，也是同川学校校庆十周年。那年，金松岑将同川学校的办学情况，向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和好友章太炎先生作介绍，得到两先生的高度评价。两先生特别赞赏金松岑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实绩，蔡元培先生为同川两等小学十周年纪念撰文，章太炎送篆额“同川小学校十周年之碑”。

  1932年，夏天，苏州张一麟（仲仁）、李根源、陈石遗、金松岑先生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张一麟为首任会长，李根源和陈石遗为副会长，金松岑为主讲学者，李根源为主任干事。

  国学会初创，金松岑相邀章太炎来苏州国学会讲学，金松岑此时是国学会的“实际上是掌大旗者”。（注：《苏州文史资料》第九辑《王佩诤先生事略》）

  章太炎接到金松岑的来信，欣然接受了邀请，立即动身前往。以后章太炎和金松岑共为国学会主讲人，学员队伍迅速壮大，增至400多人。

  在中国国学会期间，金松岑、章太炎、李根源3人缔结金兰之谊，并一起合影留念。

  金松岑具有超乎常人的才能与超乎常人的勤奋，写了有关历史考古、文学评论、人物传记、诗词歌赋、水利研究等大量著作，将自己的情感传达给读者。大部分著作集都用“天放楼”命之，“天放楼”随金松岑人移而移，同里有，苏州也有。

  金松岑在天放楼内写就的存世之作有以下几种：

  一、早年著译《辛亥革命前》著《女界钟》、《孽海花》（前6回，及后60回设想）、《孤根集》（上下集）、《新中国歌唱集》（四册，只印三册），译《自由血》、译《三十三年落花梦》（薛公侠口译，金松岑笔述）、《妒之花》。

  二、中年诗文（辛亥革命后）著《天放楼诗集》（正、续集）、《天放楼文言》（正、续集）、《皖志列传稿》（隶属〈安徽通志〉八册，约30万字）。

  三、晚年著述（包括抗战期间及抗战后）著《天放楼文言遗集》、《天放楼诗季集》、《鹤望中年论坛》（以上3书，是金松岑捐馆后，由光华大学弟子集资刊行）。

  另外还有一部分佚文，如《滇志》、《元史纪事本未补》十二卷、《日俄战争未来记》（薛公侠同译）、《摩哈默德传》、《清三大儒学粹》、《词林撷隽》、《新中国唱歌集》（第4本）〉等。

  金松岑的文集中曾有章太炎、费树蔚、陈衍、李印泉、张一麟、李思慎等人分别作序，叶恭绰、邓邦述、鹿城等人题写的书名，早期章太炎先生称：“其意气风发，为豪杰之文，其格上取季汉，下兼南北隋唐，而不主一格，诗尤杰出，先生亦以诗自负”，钱基博（钱仲书之父）谓：“异军突起，为诗坛树赤帜者吴江金天翮松岑。天翮才所横肆，极不喜所谓同光体，越世高谈，自开户牖”。钟仲联先生称：“民国以后，以讲学终身，诗境每变益上，骚坛赤帜，俯视闽赣，舍金松岑其谁？……金天翮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

  金松岑一生十分崇拜《史记》，他不仅自己多次通读，还劝他的学生认真通读，费孝通先生曾写一篇题目是《〈史记〉的书生私见》，叙述他拜金松岑为师的经过：

  我和《史记》的相识出于父命，年未及冠，尚在中学里上学，有个暑假，我父亲不知为什么要我跟他一起去走访一位他的老朋友。进门坐定，我父亲叫我站起来向这位老鞠躬行礼，口称“老师”。这种已经大为简化的传统仪式，在20年代也是少见的。礼毕，那位教师向我父亲带一点商榷的口气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

  费孝通先生一生可谓读万卷书，但他说：常挂在心头的“没有几本”，其中之一就是《史记》。

  抗日战争开始后，金松岑断断续续写了60多首乐府诗，内容都是抗日救亡，十分精彩。如《前七夕》《后七夕》《蜻蜓》《蝇虎》《蜾赢》《雪山乳狮》《螺蛳吞大象》《牵牛花》《蚱蜢》《蜘蛛》《万岁乐》《赤精子》《中牟堤》《长沙炬》等。这一时期他涌现了大量的咏物寓志诗，过去他极少涉及这类诗，这时他意识到这是他处在特殊时期所要用的特殊武器，如通过丑化蜻蜒、螺蛳、蜘蛛等小动物，来丑化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罪恶行径。抗战时期的金松岑身心受煎熬，但他大笔如椽，字字珠玑，抒发自己傲骨之情，他的学生称他此时的作品：“一代悲歌成国诗”。

  1939年江苏省伪府官员陈则民、杨翰西，了解金松岑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便亲自走上门，以高薪引诱，力劝金松岑出任伪省政府财政厅长、伪政府教育厅长、江苏史志办职员之职，金松岑托病相辞。他认为为伪政府效力有损人格，“宁可没钱使，不可没行止”。为避扰乱，也为了为爱孙同翰治病，1939年，他和同翰一起潜走上海。此时他任兴华大学文学教授，每周18课时，争取到月薪200大洋，同翰就读于光华，边读书，边治病。1941年太平洋事变后，日寇入租界，光华散学或转学。当时有人劝金松岑仍旧留上海，但他认为上海已经沦陷，留此没意思，他和同翰返回苏州，同翰回苏后病故。

  金松岑晚年生活十分凄凉，断了经济来源的生活，除了变卖同里章家浜“大夫第”的房产外，别无长物。物价的不稳定，使他饘粥不继，靠几位亲近的学生接济勉强度日，作诗《艰食叹》，但他却铮铮铁骨，宁死不肯屈从于日伪。

  一次金松岑路过公园，他借景抒怀，咏了2句诗：“落日攀高柳，凉风战败荷”。预示日寇作垂死挣扎，最终改变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初，他奋笔疾书进谏蒋介石，对抗战后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腐败现象直陈利弊。实际上蒋介石当局最终的失败，还在于丧失民心，民不堪命，世风日下，不是靠金松岑一二封信开得了药方，治得了病根的。2个月后，金松岑在上海遇到学生柳亚子，通过与柳亚子的交谈，他懂得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1947年1月10日，金松岑逝死，原因是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平大学女学生沈崇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12月30日起至1947年1月上旬，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相继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的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金松岑看到这个消息后，夜不能寐。1947年1月1日元旦的早晨，天很冷，风很大，金松岑到苏州的东吴大学找驻校的美国传教士文乃史论理。

  金松岑来到文乃史宅中，对懂中文的文乃史责问道：“你知道吗？美国军队里的人，在我们中国北平强奸我们大学里的女学生，做尽坏事，丧尽天良。我希望你联合在华美国神职人员致函美国政府，将我们中国人的意见带过去，我们中国人强烈抗议！要求美国人从我们领土上撤走军队及一切机构”。

  听了这一席话，文乃史不明白眼前这位中国老人为何敢如此放肆！文乃史用英语问陪同人：“Who is he?（他是谁）”

  陪同者不知如何回答：“He is……（他是……）”

  “Is he a soldier just or a tail of the China Communist party？（他是正义之士，还是共产党的尾巴）”文乃史问。

  “First，First，First，（第一种，第一种，第一种）”陪同者忙重复三遍。

  文乃史虽然对金松岑的“造访”很恼怒，但他对这位连走路都靠拐杖的老头不感兴趣，他轻描淡写地用中文回答金松岑：“这是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干的”。

  金松岑丝毫不相让：“你们美国的年轻人代表你们美国人的形象，你们美国军队和机构理应从中国撤去”。

  金松岑毕竟已到桑榆晚景，经过一折腾，第二天生起病来。10天后，不治而亡。临死前，他还想把呼声和要求写下来，但他终于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涂了几张纸，团一团丢弃，他带着内心压抑和遗憾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