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

  爱国诗人柳亚子，青年时代先后在上海爱国学社和同里自治学社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其中自1904年至1905年在同里自治学社读书二年。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初，柳亚子由金松岑、陈去病介绍加入革命文化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同时加入“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不久，与同邑陶亚魂、蔡冶民、任传薪一起以“中国教育会”会员资格，作为附课生同入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始识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并与章、邹结成深深的师友情谊。在此期间，柳亚子和陶亚魂等人筹款印刷出版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同年六月，《革命军》被清廷查禁。作为“中国教育会”的机关报《苏报》亦被清廷以“痛恨政府，居心叵测，谋为不轨”的罪名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爱国学社瓦解，柳亚子被迫辍学回吴江黎里。

  爱国学社解体后，部分师生转入吴江同里自治学社。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时年18岁的柳亚子去同里镇金松岑先生创办的同川学堂，入自治学社读书。学社的学生称社员，师生一律平等，对教师不称老师，而是直呼其号，这是继承爱国学社的传统。自治学社的教员部分是本地人，如薛凤昌（蛰龙）教理化。他精通英文、日文，曾译有《波兰哀亡史》出版，还与金松岑合译《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乃国内最早宣传孙中山革命的册子；顾永暹（柏生）教数学；金松岑自己教国文兼音乐。部分外地教员中，教英文的是以后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顾浩然；教法文的是浙江平湖吴复斋，人称“吴泰伯第二”，当时教法文的人极少，开设法文课的更少；教体育的是来自爱国学社的林懿均（立三），后任省视学。所以柳亚子在后来写的《五十七年》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此时的同里，正是东南人才荟萃之区，风虎云龙，一时会合”。这当然还包括自治学社学员中一大批有志青年。

  这一年，柳亚子更加醉心于革命。他在学业之余，笔耕不辍，在《江苏》第9、10期合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等文章，大胆赞颂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功绩。同年10月，柳亚子借慈禧生日机会，作诗二首：“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署尽奴风”。痛斥西太后的封建专制统治，表现了惊人的革命勇气。他还在《题夏内史集》的诗五首中以青年抗清英雄、爱国诗人夏完淳自期自许：“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柳亚子继续在同里自治学社读书。他广为结交社友中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沈祥芝（中路）和沈颂墀（丹忱）叔侄两人，他们是满清咸、同朝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后代。祥芝为人豪爽，当时端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捕杀党人，正有炙手可热的气焰，大家很恨他，但又奈何他不得。其时祥芝正好生了个儿子，便取名“端方”，于是，在大庭广众中，有人提起端方两个字，他便接口道：“端方什么东西，他还不是我儿子吧!”真是极尽诙谐之能事了。他常邀亚子到家作客，喝酒聊天，谈论国事。还有任传薪（味知），人称“柴大官人”，他是退思园第二代主人，很有钱，但很慷慨，自治学社有什么捐款之类的事，他总是义不容辞。还有朱梁任，苏州人，与柳亚子一样，也有口吃病，说话期期艾艾。他对柳亚子十分敬佩，曾诗赠一首：“新中国少年，我爱柳人权。文笔惊当世，殷忧问老天。凤歌同口吃，民约得心传。把臂吟诗句，临风意惘然”。由于柳亚子出众的组织才能，使他成为社友中当然的“领袖人物”。这一年暑假开学后，他在自治学社学员中组织成立了“自治学会”，把所有的社友都吸纳到学会中来。不久，他又创办了《复报》，取光复中华之意。他在《五十七年》一书中这样回忆：“这刊物是星期刊，主编是我，文章我写得最多，还要自己写腊纸油印，这工作也由我担任，神州他们不过帮帮我忙吧了。每星期出版一次，上半天出版，下半天由会员们担任沿街分送的责任，居然搅得很起劲。钱好象是味知捐得最多吧”。可以想见，油印《复报》的问世，不仅对自治学社内部，而且在同里这个古镇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惜在历经近一个世纪后，现在已无法找到当年油印《复报》的原件了。今天所能见到的《复报》是铅印件。那是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初，柳亚子入上海健行公学任教员时，由柳亚子、田桐任主编，由陈去病、金松岑、章炳麟（太炎）为主要执笔者，在上海编辑，寄日本印刷出版后，再寄回上海发行的32开铅印本，并改周刊为月刊，前后共出版11期。1943年由杨之华编辑出版的《文坛史料》一书中提及：“关于《复报》，人尽知其在日本出版，其实该报在上海编辑，而最早则在同里自治学社，先生（笔者注：指柳亚子）亲自撰稿编排，寄日本付印，出版后仍寄回学校，由先生等秘密分送。此事颇足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佳话。”

  1905年底，柳亚子结束在同里自治学社的学习生涯，告别同川学堂，更坚定地走上争取民族民主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