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戏剧改革的先驱者

陈去病

  南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陈去病，也是近代戏剧改革的先驱者。

  陈去病对近代戏剧的兴趣和重视，得追溯到南社成立之前。1904年夏秋间，陈去病在上海《警钟日报》任编辑，期间结识了京剧名演员汪笑侬。汪笑侬的父亲是蒙古人，其氏为博而济吉特，世袭封爵为台吉；汪笑侬母亲为汉族人。汪笑侬是汉裔蒙族，他舍弃了台吉之位，投身优伶界，陈去病称他“爱汉超过爱蒙”。据传原名为德克俊的他，曾拜访过著名京剧演员汪桂芬以示志愿，汪桂芬答道“谈何容易”，他将自己改名为汪笑侬，用以激励自己，勤学苦练，后终于登台演红。8月5日汪笑侬在上海春仙茶园自编自演了《瓜种兰因》，这是京剧界最早的一本外国戏，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写波兰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一事，名为外国史事，实际上处处影射清政府。陈去病观看后很兴奋，意识到戏剧有戏剧的直观性和广泛性，容易被各个阶层的人所接受，如“下等社会”不识字的劳苦百姓。紧接着汪笑侬又改编主演了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陈去病与报社同事一起去看。《桃花扇》通过李香君与侯方域爱情悲剧故事，揭示了南明灭亡的原因，反映了亡国之痛，对南明王朝的重重矛盾和腐败政治作了揭露和批判。这次观看再次引起了陈去病强烈的共鸣，他曾赋诗一首：“久无人复说明亡，何意相逢在剧场。最是令侬凄绝处，一声肠断哭先皇”。陈去病从汪笑侬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很大启迪，可以利用戏剧这一特殊的形式和手段“借古讽今”或“洋为中用”，进行很好的宣传和教育。

  在这之前，陈去病对戏剧的认识很片面，他认为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国事多故，戏剧界专以猎奇和色情歌舞相号召，一片乌烟瘴气。自接触了汪笑侬和看了他主演的剧目后，陈去病改变了原有的看法，看到了一向不被重视的梨园，还“空白”着一块面广量大的值得占有的宣传阵地。他在看完《瓜种兰因》不久，就在他主编的《警钟日报》栏目中连载了《瓜种兰因》剧本；9月24日又为汪笑侬即将结集出版的单行本《瓜种兰因》作序，热情肯定剧本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也要求革命党人从中得到启迪，投身救国救难运动中去。在此期间，陈去病联合汪笑侬、熊文通、陈竞全、陈寰镜、孟纯军集资招股，于同年10月初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该刊内容丰富，辟有图画、论著、传记、传奇、班本、小说、丛谈、诙谐、文苑、歌谣、批评、纪事等栏，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戏剧为主的杂志。虽然创办人为蔡元培先生，实际操办人为陈去病，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有汪笑侬、刘师培、王小徐、汪允中等人。

  陈去病在这一时期直接参与了改革戏剧的理论宣传与创作实践。

  他的戏剧理论代表作是《论戏剧之有益》，其中指出：“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文章观点鲜明，重在阐述戏剧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作用，鼓励一些先知先觉的改革者，借鉴外国的经验，改革创新，希望革命志士，投身到优伶界，从事戏剧改革。同时指出戏剧改革应从剧目题材、内容、表演三方面努力开拓。文章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可谓独出己见，通幽洞微。《论戏剧之有益》最初刊于《警钟日报》，以后又作了修订，再刊于《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另外陈去病还作了《告女优》等论文，认为京戏女班在开通民智、振起民族精神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改变恶习，树雄心立壮志，要有强烈的爱国之心。

  陈去病是《二十世纪大舞台》的主要撰稿人，他先后以垂虹亭长、佩忍、醒狮等为名在刊物上发表《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舞台掌故》、《轩渠志》、《金谷香》等文章和剧本。这时期陈去病以优伶界艺人为题材的写得比较多，重在改变人们轻视戏剧鄙视艺人的旧观念。也有以现实生活发生的事件为题材的剧目，树立革命党人的形象，针砭时弊。如《金谷香》写的是上海刚刚发生的一则新闻：安徽人万福华在金谷香菜馆枪击卖国贼王之春，未遂而被逮。王之春1903年在广西任巡抚，为镇压会党，准备向法国借兵借款，答应事成后将全省电线、铁道、矿产权送与法人。一年后，传说王之春已被革职，他来到上海，勾结俄人，阴谋出卖国家权益。剧中万福华有这样一段唱词：“骂一声，王之春，你好无赖，私下里，和外邦，暗地安排。全不想，我中国，连遭颠沛，都为那，俄罗斯，种下祸胎。还有那众奸臣，私将国卖，因此上，众外邦，兵舰齐来。到如今，东三省，连年受害。”《二十世纪大舞台》的第一期中还有静阉的传奇《安乐窝》一剧，规定以女丑扮演慈禧，这在当时慈禧太后还执掌政权的情况下，以丑角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实在是有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戏中还有一副讽刺慈禧七十寿辰的寿联：“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圣寿祝疆无”。此外首期上还有寰镜庐人的反清之作《鬼怜寒》、惜秋的《新上海》、孝家的京剧本《长乐老》等。

 之后，陈去病仍与汪笑侬合作了多个剧本，有的是陈去病写的，汪笑侬演；有的是两人一起合作写。汪笑侬本人也创作了30多个剧目。可惜汪笑侬在南社成立前一年，即1908年因劳累过度得病去世，陈去病为此写了《汪笑侬传》。崇鼎在《中国京剧史》的“崇拜〈大舞台〉”中称赞“陈去病和汪笑侬是创办《大舞台》之伟人”，表示“五体投地而崇拜之”。

  陈去病在参加戏剧改革活动之初，已经认识到将戏剧队伍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借手中《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这两个舆论工具为武器，积极组织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戏剧改革运动中去。1904年8月7日、8日两天，他在《警钟日报》连续刊登了两则戏剧组织章程，一则是《戏剧改良会开办简章》，内容包括开办宗旨、主要任务、组织机构、会员权利和义务等。另一则是《绍兴戏曲改良会简章》，更注意现行戏曲之改良。两则章程的刊布，说明《警钟日报》内部一些热心戏剧改革的人，也认识到将戏剧队伍组织起来的必要，只有组织团结起来，才能开展艰巨的戏剧改革工作，这种组织不同于旧的梨园组织，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戏剧组织。不久，陈去病又以署名健鹤刊登了《改良戏剧之计划》，特别强调革命志士要与梨园艺人团结合作，共同推进戏剧改革运动。他自己除了团结革命志士如刘师培、孙寰镜、林獬、柳亚子等人一起撰文外，还团结了戏剧改革家汪笑侬、孙学年、吴梅等人，大家在这场戏剧改革运动中通力合作，编演了大量新戏，进行宣传和教育，成为一支戏剧改革的重要社会力量，活跃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这次戏剧改革比较前一次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戏剧改革运动，其规模内容都要广泛、深刻得多，并影响到了全国及海外。

  《二十世纪大舞台》共出了二期，第三期还没有来得及印出。由于该杂志和《警钟日报》尖锐地谴责腐败的清政府，1905年3月，《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同时被封，工作人员被捕。陈去病恰巧不在上海，幸免于难。他对于《二十世纪大舞台》怀有深厚的感情：“《大舞台》杂志者，予藉改良戏剧之名，因以鼓吹革命而设也”。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称《二十世纪大舞台》“不只是最早的戏剧刊物，而且还是以宣传革命为目的的特有异彩的文艺刊物”。

  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的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陈去病在南社中继续推行他的“戏剧改良”主张：“组织名班或编明季裨史，而演汉族灭亡史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以表厥目的。夫如是而谓民情，不感动士气不奋发者，我不信也”。一些描写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故事，以及宣传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作品大批继续涌现，外国革命志士、虚无党、女豪杰，以及中国明代史事和现代生活中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频频出现在舞台上。郑振铎评论这个时期的戏剧说：“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这时的南社社员中有部分人的戏剧创作热情高涨，所创作的剧目思想性艺术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为群众所喜爱。如戏剧作家吴梅，编写了《血花飞传奇》、《风洞山传奇》、《轩亭血》、《暖香楼》等二十来个新剧。另外还有南社社员叶楚伧的《落花梦》，冯春航、陆子美的《血泪碑》、《恨海》，欧阳予倩、李叔同等引进国外新兴的话剧，并自编自演《黑奴吁天录》、《热血》、《社会钟》、《运动力》、《猛回头》等众多剧目。

  “在‘梨园革命军’手中，举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招还祖国之魂”。这一时期的戏剧改革不同凡响，先驱者陈去病在近代戏剧改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戏剧改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