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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父唐耕余
2019/6/18 0:30:05    作者:  唐露葵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559

  先父唐耕余,又名唐九,自称懦夫。江苏省吴江县平望镇人。生于1890年10月,1977年殁于上海,享年87岁,葬于无锡梅园公墓。

  先父自幼在家读书,及长曾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前身存养书院。他性情善良和平,与人无争;重文化,轻财物;关心国家大事,每日读报,直至老年,具有正义感。又不拘小节,有名士风度。在上海与同乡柳亚相遇,随即加入了南社,入社号为247。

  他热心本乡公益事业,又经常济人之急,如留贫友常住家中。从兄唐伯文(炳麟之父)有困难时,经常助其燃眉之急。伯文之孙仲英,现在美国芝加哥办有13家钢铁厂和其它企业。外甥顾乾麟有困难时,亦尽力相助。顾乾麟经商致富后,为纪念其父在上海建立叔蘋奖学金,为学业优良而家庭贫苦的子弟提供助学金,几十年来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人才。这些虽都属父亲的亲属所为,但在他们困难时,父亲都曾设法帮助过。

  我父对儿女教育,并不重视在校分数名位,主张随其自己爱好发展。如大哥唐长孺,对诗词、历史颇爱好,父亲常与他谈章太炎、朱古微、顾颉刚等人的学问。我曾听父亲讲,读书首先要识字,需知字的来源。他很欣赏顾颉刚的“古史辨”,说夏禹的“禹”字,是一条虫子,实际上是夏氏族的图腾,可见他对每一个字,都要寻根究底,有时还谈及甲骨文、钟鼎文、说文解字等等。大哥在父亲的熏陶下,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二哥唐仲孺,爱好美术、摄影、外语,父亲常与他讨论摄影艺术。我妹妹在校时常在图书馆翻书,我们是同学,分数虽然是我好,而知识她比我渊博。

  父亲对子女及其他人,总是在商量口气下互相谈各自见解,很少生气。我有生以来,只有两次见他打过孩子。一次是我们幼时,晚饭后围着煤油灯玩,弟弟把煤油灯打翻了,火随着火油蔓延,我们惊叫着,父母亲出来扑灭。并每人打了几下,以示警戒。又一次是我打碎了二哥心爱的玻璃瓶,二哥打了我一下,却被父亲看见,即打了二哥两下,并说:“大的不能欺侮小的,不能以强欺弱。”这是父亲在生活中对孩子的教育。

  抗日战争开始,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当时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首先带头捐款,并劝亲友积极响应号召。日寇节节入侵,从金山湾登陆,父亲本拟带全家从湖州山区到皖南避难,但已不及,乃避至莫干山上。当时随父亲避难亲戚有数十人之多。大家商议后,决定下山经杭州至上海,一路上倍受艰难。父亲一家是最后下山,途中遇盗,弟弟受惊发疯。到上海后,父亲不顾全家都在沦陷区,而送二子一女到内地。

  先父亲友中,颇多饱学之士,如蒋孟蘋、金松岑、邓实、郑之蕃、刘承干、刘旭苍、张冲玉等常相往来,讨论学术,谈论前朝典故、佚事,日积月累,充实自己,积累了广博的学识,并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家中略有藏书,如经史子集,还有地方志等乡邦文献。此外文艺书籍也不少,各种话本、小说都有,可惜大部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战前,父亲每年都到南浔刘承干所创嘉业堂藏书楼去看书。刘承干搜集重印各种古籍,先父在此耳濡目染,得益匪浅。

  先父生平嗜好字画、书法、围棋、旅游、养花、摄影等。他生性淡泊,以书画自娱,不仅自己收购了不少元、明、清各代名人字画,而且也替别人鉴定。由于他的亲友中有不少收藏家,所以字画看得多,经验丰富,鉴赏能力逐步提高。他常与朋友交流字画欣赏,先粗看一遍,然后把字画挂在墙上,聚精会神地细看,从多方面来鉴别真伪。有时自己卧在榻上,全神贯注面对字画,反复品评二三日,对它作出最后鉴定。有些字画掮客,慕名前来请教,请他鉴别真伪。如果他确认属真迹,就在字画边上或底下盖上“唐九”印章,作为鉴证。所以他的卧房中,墙壁上常挂满字画。他很赞赏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的一副隶书对联,常挂房中。他面对画卷,饶有兴趣地对我讲:“我如卧在山水之中。”他把窗外水管中的流水声,当作山中泉水来听,颇似古代文人雅士。

  解放后,他的好友张冲玉曾拟介绍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鉴别字画,这时他已年过六旬,怕万一鉴别失误,不好交待,所以婉言谢绝了,这是他自称“懦夫”的原因。父亲除经常习字外,也会画几笔水墨画,如竹、兰等;还会吟诗遣怀,但他从不轻易示人,总认为自己还不够,这也是他自称“懦夫”的原因。但在抗战时期,一个三九寒天,他在楼台上瞥见日寇强迫中国人跑在雪地上,怒不可遏地对我讲:“我若有一支枪,就把这个日本鬼子打死!”他敢于这样想,不见得真是个“懦夫”吧?

  他爱好字画,因此亦爱好书法,每日上午必临帖数页,数十年不辍,以魏碑为基础,又酷爱颜体,欲从魏碑化到颜体方面去。由于他魏碑基础太深,所以没有化成。但他教子女写字,都是临颜鲁公体,故我们兄弟姐妹的字,基本一致,都是“呆头呆脑”。

  他对中国传统书法的理论也颇有研究,曾阅读了许多碑帖和有关书法的书籍。他最崇拜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曾写有一篇关于“兰亭序”方面的文章,阐明对他的研究心得,惜未发表。他立志要写一部书法理论的著作,以传后人,终于在晚年完成书稿。书名“书谱赘言”,体裁类似明清笔记,共分上中下三卷,计分[1]传记,[2]著录,[3]名言,[4]弃择,[5]通会,[6]体势,[7]理法,[8]气骨(兼风神、神采、风韵),[9]察似(兼全赏),[10]性情(兼记忆),[11]摹习,[12]观省(兼后人论书)等12篇,约30万字。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稿被毁,仅留书目及片言只字于日记本中,一生心血付之东流。

  由于他爱好山水国画,所以也爱好旅游。他外出旅游,侧重于观赏山水,其次才是古迹。他游过黄山、天目山、雁荡山、莫干山、富春江、子陵滩、北京、曲阜等地。他要把国画中山水与真山水融合在一起,研究国画中对山水的剪裁,取景来观赏山水的深度。抗战前夕,金松岑先生曾邀他同游四川峨嵋山,未果。

  他寄情祖国山水,还爱好摄影、种花。每次外出旅游,都拍摄了不少风光照片。当时他与二哥常和摄影家刘旭苍研讨摄影艺术,至今还留下一张雁荡山瀑布照片。他平时还喜欢在园中莳草种花。邻居柳亚子先生的表兄凌莘坛,喜种兰花,家中筑有暖室养兰,先父常与他交往,学习园艺技术,因此园中之花四季不断。

  1963年,我母亲刘蕴玉去世,父亲一人住在上海。“文革”中,他写作的书稿被毁,伤心之余,他除了继续临帖练字外,移情于围棋。着围棋本来是他爱好之一。在家乡平望时,就常到民众教育馆去找人下棋。抗战前夕,他曾与无锡高手薛惠东对奕过,平时还喜欢摆“棋谱”。其时,他每天上午常去附近静安公园找棋友下棋,下午约棋友到家中来奕棋。棋友中老少都有,有时有二、三桌之多。他自己若不下棋,即徘徊其中看棋,作为主要消遣来度过他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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