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文坛盟主

柳亚子

  1997年5月28日，吴江市政协文史委会同市文化局、黎里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纪念南社发起90周年、柳亚子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会议共收到有关南社与柳亚子的论文、纪念文章21篇、诗词37首、楹联2副。论文的作者在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注意和好评。现选载其中的部分文章，以供“南学”研究者参考。

                                                                                              ——编者

  柳亚子是从吴江小城镇中走出来的文坛巨擘，他的业绩与影响当然远不囿于吴江文坛。但是，他一生的政治与文学活动起始于家乡，扎根于故里，直到他的晚年，还吟哦出“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他的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他在吴江文坛上当之无愧地居于盟主的地位。

  一、深厚的社会资望

  吴江地处苏南与浙北之间，居于明清以来士绅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的腹地。人文荟萃，名士辈出。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点。以吴江而言，科举之盛与苏州北部的文化之乡常熟相埒。明代，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戏剧与江西临川派戏剧相颉颃，构成当时戏剧舞台的两大流派。入清以后，大批文学家、诗人如朱鹤龄、徐崧、计东、吴兆骞、吴兆宽、潘耒等，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近代以来，陈去病、金松岑、杨千里、柳亚子、范烟桥、陈次青等文化人风云际会，灿若群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要成为文坛盟主，不具备足够的资望，是显然不行的。

  柳亚子世居的北厍大胜村柳氏，自亚子高祖起便以书香传家。柳氏几代人的事迹记载于县志之中。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亚子，3岁时识字，8岁时开始读杜甫全集，后历涉经、史、子、集，14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诗，引起文坛的瞩目。15岁时参加吴江县童子试，获第二名。16岁时加入上海中国教育会，并创办《新黎里》月刊，主张变法维新。同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上发表政论《中国立宪问题》。对戊戌变法以来的改良道路进行反思；在《复报》上发表《中国灭亡小史》，借以宣传反清思想，猎涉南明史研究。17岁时在《女子世界》发表《松陵新儿女传奇》，大力提倡女权。19岁即加入中国同盟会、光复会。20岁时与陈去病、高天梅一起酝酿结社。22岁时成立南社，不久就成为南社的实际主持人与领袖。

  早慧的柳亚子极早地涉足社会，青少年时期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难怪在他订婚时，他岳父称他为“亚子卢、孟（卢梭、孟德斯鸠）。今之顾、黄（顾炎武、黄宗羲）”。声名之高，于斯可见。以如此的资望与阅历，成为吴江文坛的盟主，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巨大的创作成就

  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资望固然重要。但是，归根结底，还应靠文学创作的实绩。柳亚子就是凭借色彩绚烂、气势恢宏的数千首诗词与千百篇雄文这样丰厚的成就奠定他的吴江文坛盟主地位的。

  柳亚子的诗歌是南社的杰出代表，获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的高度赞誉与“诗史”的光荣称号，这已为人们所熟知。柳亚子文学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所领导的南社虽然是覆盖海内的，而他大部分的活动却没有脱离家乡吴江，与吴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了家乡吴江，也就不会有柳亚子一生的巨大文学成就。

  翻开《磨剑室诗词集》，描绘吴江风物，怀念梨川故土，与吴江亲友的酬答赠别之作充盈其间。“梨湖一水接斜塘，便挈轻装上野航”，此类写景状物的清丽之词，“秋石埋冤大千死，剑飞尽瘁剑双戕”，追忆故人的断肠之句，构成了柳诗的重要内容与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在诗中的吴江是旷古未有的。

  以文章而论，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鲜明。1904年，柳亚子代倪寿芝执笔，发表的《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一文，反对女子缠足，倡导开通风气。1905年，在同里创办《自治报》（后更名《复报》），自任主编。翌年，发表《〈复报〉发刊词》，表达以办报作为救国的手段，誓死光复中华的决心。这一时期，柳亚子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思想十分活跃，在家乡发表了大量鼓吹反清革命，提倡女权的文章，可谓振聋发聩，催人奋起。二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吴江的思想文化界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空前活跃起来，而走在潮流最前沿的即是柳亚子。1923年4月，他创办《新黎里》半月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新黎里》的诞生，使全邑的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个高潮。柳亚子连篇累牍发表战斗檄文，抨击军阀，支持劳工，提倡妇女解放，鞭挞封建残余，推行平民教育，改革社会旧俗。内容之丰富，笔锋之犀利，战斗之猛烈，令人心胸激荡。《新黎里》的革命宣传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恐惧与仇视。在它的感召下，吴江全县涌现了一批“新”字号报刊，轰轰烈烈，蔚成风气，这是地方文化史上的奇迹。一大批志士仁人团结在柳亚子的周围，他成为文坛盟主更是众望所归了。

  三、宏伟的革命胆略

  柳亚子之所以成为吴江文坛的盟主，并不仅仅因为文采之盛。柳亚子的时代决非玩弄“纯文学”的时代，他是以诗文为武器，呐喊着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因此，他是以革命者的胆略与眼光，来从事文学活动的，与历史上那种以诗文自娱，名声不出州里的文人结社迥然不同。

  柳亚子致力于吴江文坛，起点是极高的。在《〈复报〉发刊词》中，即大胆地提出了办报的高目标：“倘然能够好好办下去，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华报界的舞台上独树一帜。”在《新黎里》的发刊词中，他更明确地指出，“黎里虽褊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但是，“人人尽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柳亚旗帜鲜明地标榜办报的革命性质，他说：“甚么叫‘新吴江’？老实说，就是要把顽旧臭腐的‘吴江’彻底的改造，换成一个革命的‘吴江’！”《新严墓》诞生后，他热切地希望“具破釜沉舟一往无前勇气”，“做一个报界的慧星，横冲直撞，扫净旧社会反动的势力，开辟新世界文明的纪元。”因此他虽身居小城镇，却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认识吴江文化的。

  和历史上的文坛领袖不同，柳亚子并不以先知先觉的哲人圣贤自居。他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看重群体的力量，主张革命文化人的联合。他在祝贺《新周庄》复刊时提出：“我愿以十二分的至诚，代表《新黎里》、《新盛泽》、《新震泽》、《新平望》、《新严墓》、《新同里》六家新字号的报纸做精神上的结合，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面，……架起七十生的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的进攻。”他欢呼新生力量的诞生与发展，当《新盛泽》创办时，他即致函该报：“自从贵报出版，突飞进步，一日千里，我觉得有一种声气应求之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目光投向工农大众。他痛感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第一是官僚政治，没有廓清摧陷；第二是人民程度，没有提高普及”，因而他主张办报的“着眼处却在最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要“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方法，便是‘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柳亚子在吴江掀起的文化狂飚，处处体现着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胆略。

  四、独特的个人魅力

  柳亚子被称为“诗人、学者、战士”，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作为战士，他有非凡的英雄气概与革命策略；作为学者，他有渊博的知识与严谨的学风；作为诗人，他有奔放的热情与率真的天性。“骚心侠骨柳先生”，“亦狂亦侠亦仁慈”，叶圣陶、钱昌照的这些评价都显示出他的性格特点与个人魅力，这正是作为文坛领袖必不可少的品格。

  柳亚子是豪放的。当他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的时候，他舍得挥金如土。早年，他为了搜集乡邦文献，不惜代价，有书必购，以至于“床头金尽”。当他得知《新盛泽》创刊后，立即热情洋溢地祝贺，并寄去钞币10元，爽快地答应担任该报的特约撰述员。

  柳亚子是率真的。他与朋友相交，热情而坦率，总是以心相许。他与徐蘧轩在办报思想上有分歧，就切磋探讨，开诚布公：“我和蘧轩是好朋友，不过我们两人性质却不同，蘧轩是温和的，渐进的，我是暴烈的，急进的。前天谈起办报的方法来，我们两人各有各的主张。”他胸怀坦荡，乐于肯定他人的长处与优点，将《新周庄》奉为“老大哥”。他爱惜人才，对年轻的徐蔚南关怀备至，推荐他加入新南社，成为莫逆之交。

  柳亚子是笃于友情的。对于战友张应春、侯绍裘的不幸殉难，他刻骨铭心般地悲痛，无数次地挥泪恸哭，让人肝肠寸断。他为亲友所作的祭文传记，构成了他创作中的厚重篇章。在陈去病参加西山会议派强行接管江苏省党部的原则问题上，他与老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当陈去病死后，他又全力办理营葬事宜，并出面为他的子女申请抚恤，表现得友情深挚，古道肠热。

  柳亚子又是乐观而诙谐的。在封建军阀与反动势力的重重压力下，他依然敢怒敢骂，谈笑风生。他在致汪大千的信中写道：“我们是革命党，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须知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所谓鸟官僚者，又是军阀的走狗，帝国主义是他们父亲的父亲，我们要打倒这鸟官僚的父亲的父亲，他这十七八代灰孙子，如何能够不发急呢。所以他们禁止教员学生入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甚而捕杀国民党，把国民党来满门抄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一点也没有过分，一点也没有希奇。大千呀！你不怕杀头么？倘然怕杀头，赶快出党吧！哈哈！”这种乐观是诙谐，是基于对革命的忠贞与对前途的坚信。

  正是柳亚子的种种异于常人的独特气质，将传统的文人美德与革命的优秀品质水乳般地融合起来，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成为全邑文化人公认的文坛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