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铁蹄下的吴江丝绸业

  1937年5月，吴江县长祁云龙颇有感慨地说：“本县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物产丰饶，田地肥美，一般农民虽以养蚕为副业，但实际上丝绸出口约占全县生产数量百分之四十以上，桑麻蔽野，耕耘以时，手胼足胝之流，殆皆赖以仰事俯蓄之源。”^[1]可惜好景不长。11月，日军侵入吴江，全县蚕桑丝绸行业即受到严重摧残。

  平望制丝所投产于1937年6月初，规模虽较小，但设备精良，在江苏省内属先进模范工厂。在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中首当其冲，成为吴江丝绸业中第一个牺牲品。9月上旬，日机初次空袭，炸毁煮茧车间，以后轰炸频繁，被迫停闭，遣散工人。平望失陷后，厂房被毁，机器被日寇拆走，仅二层结构的茧库一座因被日本警备队盘踞而幸存下来。战火临近，震泽制丝所（震丰缫丝厂）继亦被迫停产。该厂拥有丝车416台，职工近千，为当时吴江第一大厂。1937年11月17日，日军向西进犯，震泽制丝所首遭攻击，留守厂房的警卫人员被抢击致死，而后厂房设备俱被焚毁，仅存茧库及烟囱。事后，日伪当局出版的《华中蚕丝报》（第七期）上幸灾乐祸地登载二帖日人所摄的震泽制丝所被毁后的照片，题为“抗日主义者之罪状”，副题为“化为废墟后之震丰丝厂”。这实在是强盗喊捉强盗的伎俩。

  与此同时，江苏省农民银行震泽、严墓两地农业仓库所存的抵押生丝共277600两悉被焚毁。

  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于1929年兴办了我国第一个农村机械丝厂。由于地处偏远，日军侵入初期尚在开工，缫制震泽抢运出的蚕茧。但随着日军下乡骚扰频增，每次行动必以丝厂为驻地。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在日军暂时撤离之际，愤而自毁厂房。

  在“扫荡”和“清乡”等军事行动中，日军为扫清视野，将平望至南浔公路两侧的成片桑林砍光，更使蚕丝业成了无源之水。日本人本位田祥男在《东亚蚕丝业》一书中记述：“事变以后，中国各地都面对着相当深刻的粮食恐慌……华中的农民首先有将桑园改种食粮以求粮食自给者，有因粮食涨价种粮食比较有利而改种粮者，也有因为燃料腾贵，燃料不足而利用桑树为燃料者。”他说，“一亩桑园可以采出80担柴薪，能够卖到30元一担的高价钱。被这种眼前收入诱惑而轻举妄动的结果，正在破坏着多角式农业经营方式的安全性。”吴江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燃料匮乏，桑柴、桑梗奇昂，致桑株剧减。日本军方强征军米，农民不得不在桑园套种间作蔬菜及代粮作物，甚而伐桑改粮。结果，桑园面积锐减，蚕茧产量逐年下降。

  1937年11月9日，日军入侵盛泽，镇上居民纷纷逃难。连日伪《新吴江》报（民国28年12月1日）也哀叹：“盛泽……以产绸驰名全国，工商之繁荣，冠于全县。战时，因地处苏嘉要冲，毗连交通路线，居民逃避一空，成为人烟绝迹之境。”工厂自然就全部停闭。

  1938年年中，逃离居民陆续回镇，零机户和小绸厂断断续续投入生产。但如战前拥有4个厂共128台织机的吴江最大绸业资本家王鸣泉则以停产明志。本位田祥男调查，1941年，盛泽全镇开动电力织机仅229台，手拉织机700台，规模远逊于战前。日伪当局横征暴敛，厂主难以支持，乃缩小生产规模，停开机台，缩短工时，裁减工人。1943年7月，合成绸厂原有电机7台，7名职工，资方欲裁减3人，谁去谁留，相持不下，乃由抽签决定。至1945年3月，盛泽丝织行业失业工人多达二三百名，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盛泽镇及周围农村（包括部分浙江毗邻地区）开工的手工织机仅1.2万台，为全盛时期的60%。镇上电力供应不正常，部分小厂改用柴油引擎或木柴引擎自发电。农村蚕桑业凋蔽，丝源紧张，真丝绸类生产顿减，改织人造丝织物或交织物者比比皆是，后期则部分改为棉织。这都是日军侵入吴江，给吴江蚕丝绸业造成的最直接的灾难。

  日伪军队不时到农村丝绸产地侵扰，民生凋敝滋生盗匪，乡间无宁日。平望端市村，织绸好手凌承德夫妇，战前排机2台（其中一台为提花机）和二女二婿日夜轮织，生活尚属小康。1938年、1939年两度遭劫，一次被偷，人伤财空陷为赤贫。

  1942年某日中午，源盛绸庄收货处闯进2名歹徒，劫掠午后待发庄（付货款）的现金，不到一周，夜晚又被掘壁洞者将待运之成品绸悉数卷去。公余绸庄在解款途经塔场时，被抢走的货款相当于大米数百石，元气大伤。至于绸，领商人被公开敲诈勒索事，则时有所闻。

  战前，中日两国在国际丝市上竞争激烈。侵华后，日本帝国主义则借助军事力量，穷凶极恶地控制中国蚕桑丝绸业。1938年8月10日，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掘江英一在《支那蚕丝业的调整政策》一文中不得不承认，“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系以全中国蚕丝业的全面运营统制为使命。”同月，华中蚕丝公司苏州支店在吴江县城内南新街7号设立驻在所（办事处），先后派遣渡边辖二、金堂文喜、合掌义雄、平尾源吾为负责人。1939年6月，日伪维新政府实业部指令江浙皖三省蚕丝业统归该公司管辖。翌年9月2日，维新政府又赋予该公司蚕种制造业、茧行业、机器制造业的独占企业权。于是，吴江蚕业机构全部落入日本垄断资本的控制下。吴江县立蚕种场改组为苏州蚕业场吴江支场，由日本人场内藤寿把持。战前原有的民营天元和友声2家蚕种场分别被华中蚕丝公司编为江字第六十七、六十八制造场。茧行仅被批准2家，其中纬成茧行（十区天亮浜）被编为江字二十八号茧行，扇墟庙茧行（七区）被编为江字二十九号茧行。县内的购（收）茧地域被割裂得支离破碎，其中平望镇以北属苏州支店范围，平望以南盛泽以北（不包括盛泽镇）属南浔驻在所范围，盛泽以南归嘉兴支店范围。^[2]

  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一面加紧搜刮榨取，一面又深恐蚕丝资源的枯竭。1942年春季，为了标榜复兴吴江蚕丝业，无偿发放桑苗1万株，动员乡民栽种；免费发放蚕种，每户可领2张，乡民称之为白板种（无商标牌号）。与此同时，在震泽等地取缔土种、劣种，在震泽、盛泽各设育蚕指导所一处，在其他乡村设短期指导所40处。但为了加强对蚕茧资源的控制，每届收茧季节，伪吴江县政府都出动军警，以资“保护”。

  1943年，汪伪江苏省政府制订取缔蚕丝私运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凡茧商行贩如不经由收茧总办事处及其委托之代理所收购而私烘、私自买卖者，概处于重罚。当时凡干茧运送须备有江苏收茧总办事处出具的《运送干茧证明书》。同年，汪伪政府开征干茧特捐，从价征收2%，运输时须税证同行。其实早在1940年，日本军方就在盛泽宪兵队门前张贴布告谓：“蚕丝禁止密输，违反者统品没收，并将犯者严重处罚。”布告所署日期为昭和十五年十一月。

  抗日战争以前，盛泽有近70家绸庄（行）。日军侵华初期，上海虽为孤岛，各国洋行尚开业，绸类物资可以输出，而内地及后方也尚有销售渠道。其时，盛泽的小绸庄主、领投（经纪人），掮客等在上海避难，利用原来的业务网络，维持一定额度的交易，以盛纺、洋纺、电力纺、冲电力纺为大宗。丝绸装运须凭日伪当局签发之准运证，绸商俗称之为“黄保单”。日本商人佐佐木凭藉军方势力，在盛泽设立通运公司，垄断丝绸外运。如果假手日本人，绸商不过得其残羹，于是只得靠零敲碎打的偷运。日伪统治时期，盛泽有一支数以百人计的单帮队伍，男女老幼兼而有之。单帮客受绸行之托捎带绸匹去沪，略加伪装，或手提，或肩负，风声吃紧时甚至绑在身上。单帮客启行时须向绸行交纳风险抵押金，待安全送到上海收货人手中后收取酬金。日伪统治当局虽明令禁止，然哨卡、检问所、车站轮埠的伪职人员大多接受贿赂，可以通融。偶而被日军查到轻则被殴打，重则丧命，货品则被没收。据昔年单帮客回忆，如四次中有一次失风，尚不致亏蚀。在乡间，机户也千方百计对付日伪对丝绸运送的控制。绸商潘心源在圣塘港避难时，目击当地机户将绸匹藏匿舱底或缝制棉被内，伪装成送丧船，三四艘一组，哭哭啼啼，披麻戴孝，居然混过了日军炮楼。

  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租界被日军侵占，沪上绸市寥落，加以苏州征收的丝绸营业税较上海为低，盛泽绸商逐渐转移到苏州，有同大、同康、同一、公馀等近20家中小绸庄设于苏城。这些绸庄多由丝绸小商人及领投临时拼凑而成，实力远不如战前。丝绸产品经苏州流向敌占区的京、津、汉口、长沙等地，一小部分逆江而上抵重庆。

  土丝及丝经亦须经敌伪之手方可运往上海。每丝一担须纳税损捐，俟到沪后即抑价迫售于敌丝商。日本三井洋行驻苏机构不时派员到震泽，压迫维持会低价收丝。震泽镇上有地痞名董纪鹤者，初时代理三井洋行收丝，攫取不义之财，后因收益分赃与日方闹僵，被日本军方抓到日本本土开煤矿，客死异国。据震泽钮炳记丝经行业主钮金荣先生回忆，丝及丝经偷运到沪，获利可达40～50%，因而丝商不惜铤而走险，通常将丝放在车船座位的夹层里，或将成捆草纸挖空，藏于中央，由杂货船装出。钮炳记就是这样将丝经偷运出去，售于达丰洋行和怡和洋行，再转输欧美的。

  盛泽织造用的生丝，部分也靠走私夹带运入。丝贩经常利用星期天，组织小学生到6公里外的浙江王江泾远足，回来时在每人长衫里捆绑夹带生丝。军警岗对孩子疏于检查，也就蒙混过关了。

  日军侵占吴江的八年，对丝绸业无疑是个严酷的灾难和沉重的打击，延缓了吴江丝绸业的发展进程。但从另一方面看，历经八年磨难而得以生存，足以显示吴江丝绸业的顽强生命力以及广在蚕农、织工、丝绸商人为求生存而作的不懈努力。

  注：

  [1]《祁云龙对全县合作事业的视察报告》吴江市档案馆档案  卷宗号8-1-1864。

  [2][日]渡边辖二《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  昭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