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乡”在吴江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授意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在5月成立“全国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指定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汪曼云为副秘书长，划定苏州地区为“清乡先行示范区”，李士群兼任示范区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日军在苏州设立相应的特务机关以控制江苏和苏州的清乡。

  当时汪逆“训示”“清乡”的目标是清除“匪共”，日伪当局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强化日军占领区保甲制度，肃清“抗日分子”，一面分隔日伪占领区和游击区，对抗日游击队进行“清剿”和“扫荡”。

  1942年7月吴江全面开展“清乡”，7月1日成立“吴江县清级特区署”，同时取消伪吴江县政府名称，杨彦斌出任署长（无锡人，任期1942.7—1944.2）。全署设三科二室一庭，即第一科掌理民政及警务；第二科掌理建设及教育；第三科专事宣传；秘书室掌理机要及总务、财务；保甲室管理保甲编报事务；军法庭掌理军法审理。

  机构甫定，杨彦斌紧锣密鼓地进行步署，一边调整各区行政区划，任命了一批忠实鹰犬——各区区长，随即命令各区编报户口名册。一边加紧进行封锁线的划定和施工，9日成立吴江特别区封锁管理所。所谓封锁线系用竹竿和竹蔑围成的竹篱笆，以分割统治。“清乡”第一次会议决定筹集短竹100万支（每支约2.5米长）其中半数向各区摊派征集。当时封锁线定向为南厍沿太湖边延长至震泽严墓（今铜罗）江浙交界处，再从严墓沿省界展延至浙江王江泾接壤处。

  封锁线两侧主要通道设立大小检问所，在日寇直接指挥下，在封锁线各哨口盘查并搜查行人、车、船之来往，以及各种物资之进出，严格禁运粮食、食盐、药品和军用物资。

  全境大检问所设松陵、南厍、溪港、平望、盛泽各一处，后复在平望增设一处，一主水路，一主陆路（平湖公路），大小检问所均驻守日伪兵丁，至于检问所之间漫长的封锁线（篱笆墙）由保甲长指派乡民日夜看守，并由日伪军队巡逻，如发现有人偷越钻穴者即被视为“不良分子”予以枪杀。盛泽由于镇区面积较大，地形又较复杂，在主要桥梁如保盛桥、南新桥上还加装木栅门，早启夜闭，把各个圩头割裂开来。7月15日吴江全面实施封锁。8月25日，李士群、汪曼云、张北生（督察专员，时称“清乡”专家）、伪江苏省保安副司令以及日本特务组织金子机关田中等一干人等到吴江视察，对杨彦斌的不遗余力卖国求荣表示赞许。当时盛泽伪区公所事先获悉李士群一帮人还要到盛泽，不惜向各界摊派筹资在镇上主要街道搭起了彩牌楼，结果李逆等人最终未成行，颇令盛泽汉奸们失望。

  8月，户口编查完竣，全区（县）设77个乡镇、533保、5275甲，户数58315，人口250939。紧接着办理了户口异动登记，要各户居民取具联保连坐切结，实行一甲连坐，若一家出了“不良分子”则九家连坐（通常十户为一甲）问“罪”。

  “清乡”期间加紧宣传，毒化人民和青年，提倡所谓由“最高领袖”（指汪精卫）倡导的新国民运动，与此相近时间组织了“东严联盟”，以促进“中日永久和平及东亚民族之团结”，并成立了吴江县防共青年团，由邓锦慈任团长、周同祺任顾问，聘任日军苏州特务机关吴江班西村辉夫为指导官。

  强制宣传的主要手法是在各区各镇召开“民众大会”，1942年在主要乡镇开了7次之多。所谓民众大会，盛泽百姓形象化地称之为“拦人”，沦陷期间共有二起，一起在西新街体育场；一次在蚕花殿西侧广场。拦人之日清晨，日伪兵丁、伪区公所工作人员、保甲长全体出动挨家挨户挨店驱赶居民到“拦人场”集中。“拦人场”四周用芦菲围住，外有军警把守巡逻，其进口处只开一个小口子，有兵丁站岗，被拦民众排成单行徐徐鱼贯进入。进口处两侧挂上草席，日伪特工躲在草席背后，挖了洞进行窥看，对走过的人逐个进行“甄别”，若被疑为“支那兵”，只要一个手势，就被当场抓走，关在宪兵队里拷问，鲜有生还者。拦人行动从早晨直至晚上，全镇百姓站立听日酋训话，在烈日下烤晒，没吃没喝，受苦终日。

  “清乡”期间日伪当局出动军队进行分片“清剿”。1943年10月14日杨彦斌赤膊上阵，率领保安队在震泽左近江浙边区进行“扫荡”。惨绝人寰的芦莘厍大屠杀也是“清乡”期间酿成的悲剧。对此，杨彦斌在《吴江全区巡视记实》中还吹嘘：“第六区芦墟，沿途湖泊连系，港汊纵横，事变以来，渝方忠救军占莘塔为根据，河沼为屏障，利用肥沃之农田以为养，麻醉驯良之居民以为助，出没芦东，声势万丈，屡经友军暨本县武装队讨伐，以此剿彼窜，未能彻底，自太湖东南地区开始清乡以来，股匪鉴于今春友军之严剿，望风披靡……”

  “清乡”期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众生活艰困，日伪当局犹加紧搜括民资民力，如1943年“发起”全县人民“捐献”“清乡”号飞机。各种苛捐杂税常年不绝。连小学生也不能幸免，笔者在念小学时，校方经常向学生派捐。芦墟伪区公所还收取所谓“奶奶小姐捐”，供慰安所开支，吹嘘交捐之后可以保妇女平安。强征乡民口粮为日军输送军粮，还广泛在民间搜括铜、铁、锡、镍等日用器皿供敌战略物资之需。

  至于“拉夫”为日伪当局干苦役更是日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