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和回忆

怀念我的父亲王绍鏊

  我的父亲王绍鏊去世已近十四年，回忆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眼前。他病重时，我们兄弟俩都在分别受“审查”，连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都不可能，使我们至今都感到憾恨不已。好在笼罩在祖国上空的阴云早已驱散，他老人家曾一度被蒙上灰尘的名字又恢复了原来的光辉，对我们儿女，是极大的安慰。

  父亲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停地探索，不断地奋斗，终于使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幼年时，只知道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却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有时一走就是数月，甚至经年不回家也是常事。但他还是很疼爱和关心我们的，常教育我们要用功读书，关心国事，将来长大了为国家出力。他还教我们吟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当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都在拿这两句话来鞭策自己。

  父亲于1886年生在江苏吴江县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在父亲六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是靠祖母辛苦抚育长大的。祖母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小说，特别崇敬岳飞等民族英雄，当她讲到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时，常会流出眼泪来，父亲也陪着流泪。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深深刻上了“爱国”的印记。十二岁时，他受到康梁的影响，写过一篇《变法记》，大胆提出“世无不变之法”，使长辈们大为吃惊，禁止他再看那些有维新思想的“邪书”。十六岁时，吴江县创办同川学堂，他和柳亚子先生等随班学习，初步接触了一些科学知识，但却遭到了渴望“就举子业”的长辈的反对。直到十九岁那年，他祖父去世，才能自由地学习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和许多同辈人一样，先是热切地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故乡加入了一个理化研究会，刻苦攻读理化，但看到当时国难深重，民不聊生，而清政府又这样腐败，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将来究竟对国家有何用处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他读了日本人清水澄著的关于宪法的书，心窍大开，对于议会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毅然放弃了理化学习，投考入江苏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

  “从此以后，我就在议会政治的黑胡同里钻了二十多年，越钻越胡涂，越昏头。”父亲在讲述这一段经历时常这样说。

  父亲在法政讲习所毕业后，想自费去日本留学，但费用无着，花了半年时间好不容易在亲友中筹了一个“会”，可是临末还缺少一“会”，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人来参加了，他想到功败垂成，留学的理想将无法实现，不觉悲从中来，在胞叔面前大哭一场。这一哭，感动了他的胞叔，使东渡之事得以实现。他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苦读了三年多，二十五岁毕业回国，正值武昌起义，清室瓦解，他就随太炎先生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嗣后改统一党，又和其他政团合并为共和党。开头，他对这些活动非常积极，也真以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民主政治”才能振兴中华，可是后来，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使他一颗炽热的心逐渐冷却。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里塞满了投机的新官僚，他自己所属的统一党已受袁世凯利用，成为政客们手中的工具。他不想随波逐流，可是一个年轻的穷书生，在这样的形势下又能怎么办？

  几个月后，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选举开始了，他的“理想”之火又重新点燃。他想：只要进了议会，总可以为国为民做点事，让那些官僚们多少也有点牵掣。于是他辞去了江苏都督府的小差使来参加选举。虽受当权者的阻挠，他依然当选了，同时还有其他几位共和党少壮派也一起当选，形成了共和党的江苏少壮派。他们和其他一些省的少壮派和湖北的民社派联结一气，极力主张共和党和国民党携起手来监督袁世凯并反对袁把三个小党派合并为进步党供其驱使的阴谋，虽然这些努力都遭到失败，但他仍不甘心，为了筹集办党经费，他不惜变卖家产，向亲友借贷。……

  每当回顾这些情况时，父亲总是摇头叹息：“唉！那时我认为这是毁家纾难，是十分高尚的行动，现在想来，这是我为‘议会梦’作的无谓牺牲。”

  事实的确是这样，在父亲当议员的几年里，无论是坚持共和党独立也好，后来组织平社也好，组织宪社也好，都是白费了精力财力，而没有获得一点成果。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父亲当选了所谓“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他兴高采烈地每天到天坛祈年殿去开会，以为从此以后中国果真有一部宪法，政治生活就会迅速走上轨道了。谁想得到，这一善良的愿望在以后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都只能是幻想。

  民国成立才二年多，北洋政府就下令撤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父亲虽非国民党员，激于义愤而离京南归，临行时还跑到国务院对熊希龄大骂一场。回上海后处境更艰难，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撤消各级地方自治，停办各个政治学堂，把父亲他们所能够活动的场所都扼杀了，连生活都发生了问题。至此父亲才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毅然和反对帝制的朋友站在一起，积极参加护法斗争。袁世凯失败后，父亲满怀喜悦，以为实现民主政治有望了，然而继续上台执政的还是那伙北洋军阀，他们成天忙于争权夺利，祸害百姓，谁想到去实行什么法治？张勋复辟时，父亲又一次遭险，在发难那天清晨匆匆离家南逃。后来张勋失败，段祺瑞上台，父亲再次炽燃起希望，但新上台的统治者与前任并无丝毫区别，仍把旧约法弃置一旁。父亲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但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在失望和苦闷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于是他动身去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

  此后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上海以教书为生，虽然待遇菲薄，他却不以为苦。那时，原来平社中的一些朋友准备参加段记新国会选举，屡次来电劝他去京，都被拒绝。后来，父亲曾一度想致力于一省政治的改革，还参加发起过各省区自治联合会，都未能获得成功。1922年，旧国会正式恢复，父亲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又去了北京，这一次，他差点送了性命。但也正是这一次斗争，使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父亲到京的第二年，即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演了一次贿选丑剧，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联络了江苏籍众参二院议员二十人，不顾威胁利诱，断然拒带贿选，接着，父亲又通过国会内外的一切关系，组织秘密团体，竭力反对国会通过丧权辱国的法案，反对新任命的“总理”。当曹锟侦查到这些情况后，大为震怒，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父亲的秘密寓所。幸而那天他刚好外出，只捕去了另外两个人。不久，父亲被迫再次返回上海。

  这时，传来了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父亲欣喜若狂，联络一些人组织“新苏公会”，准备暗中策应，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苏皖浙三省联合会”。孙传芳侦知后，又对父亲发出了通缉令。父亲只得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关于这次出走情况，我还有点模糊印象。那时孙传芳派了爪牙经常在我家门口转，使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整天提心吊胆。过了些日子，传来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我们才放下心来。可是正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候，父亲又神色阴沉地回家来了，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在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谈话中知道，他已到南昌去见过蒋介石，连谈两次，都不得要领。他对蒋介石深深失望了，特别使他不满的是：当和蒋谈到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事，蒋都很淡漠，而一谈到他那个集团的私利时，就眉飞色舞。“这岂是拨乱反正的人！”父亲就这样拂袖而去了。当时，有些朋友还责怪他不该和蒋闹翻。后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那些曾责备过他的人中有的被撤职、拘禁，有的牺牲，父亲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

  但是，中国该往何处去呢？“议会政治”这条路固然走不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生机。父亲在武汉时曾阅读过一些进步小册子，回上海就立刻向横浜桥内山书店买来了大批日文的马恩列著作，中有《列宁全集》、河上肇译的《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有时读书读得高兴了，就轻轻地用手击桌，连声称赞：“说得好，有道理……”

  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父亲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不再唉声叹气了，紧蹙的眉头又渐渐打开了。他隐约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前途”。但是，这个“未来”该如何去开拓？这个“前途”该如何去创造？中国的革命该由谁来领导？对这些问题，依然有些模糊。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父亲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忧虑愤激之情交织于心中。他四出奔走呼号，先在上海邀约各方面爱国人士发起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救国协会”。“一·二八”事变前夕，他正在上海从事抗日运动，炮声一起，被围在闸北住处，虽幸而只身逃亡，但所珍藏的书籍资料，全被日军掠夺一空，父亲常痛心地对我们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没法子补偿的。”

  从此以后，父亲以全副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生过密切关系，并从物质上和其他方面给予支援，他曾赶到张家口去参加冯玉祥、方振武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并结识了吉鸿昌等抗日将领，对他们的胆识十分钦佩，以为这次也许可以展开一个新局面了，谁知正当他到南方各处去做联络工作时，抗日同盟军已经解体，消息传来，使他目惊口呆，彷徨无主。他在家里足足坐了三个月，再一次陷入苦闷。他曾听说过共产党在江西苏区的斗争，他把革命胜利的希望，暗暗寄托在共产党这颗救星上。

  就在这时，父亲遇到一位终生难忘的好友，湖北大冶的黄申芗同志。他们俩肝胆相照，互相倾吐思想，谈得十分投机。黄申芗同志从苏联十月革命，谈到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将来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父亲想到了自己二十几年来的失败经历，想起了中国革命所受的挫折，也想起了不久前读过的那些马列书籍中所传播的真理，他的心猛然震荡起来，他毅然选择了经过长期探索和不断斗争后，一个革命者必然走的道路。

  “我要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父亲发自肺腑的声音。

  一九三三年，经黄申芗同志的介绍，父亲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他象换个人似的朝气勃勃地为党工作，任劳任怨，不畏艰险，数十年如一日。

  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父亲风尘仆仆，南北奔波。他到港粤策动陈济堂抗日，又到山西劝导阎锡山加入抗日阵营，因此引起了中统特务的怀疑，1936年6月，在他从南方去山西经过浦口时，被特务用绑票方式秘密逮捕，先拘禁在南京安品街71号一个招待所，后移禁在城外反省院内所谓“政治未决犯寄押室”。终因父亲坚贞不屈，特务们对他无可奈何。第二年抗战发生，经党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秘密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那时他的行动十分“神秘”，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当母亲担心地询问他时，他总是笑笑说：“没啥，我在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后来，因环境恶劣，父亲曾一度去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太平洋事变后，辗转回到上海，继续担负着繁重而艰险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父亲又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我那时已经大学毕业，苦于找不到称心的工作，父亲总是安慰我说：“不要心急，随便找个工作吧，以后，有你大献身手的机会”。

  我和父亲虽然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我们是互相了解的。我崇敬父亲的刚毅、正直，以及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他从我的谈吐行动中也知道我走的是“正路”，常露出欣慰的神情。

  父亲越来越忙了，他和马叙伦等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又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当选为该会理事。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更加暴露，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盛大集会，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父亲担任大会主席，会后还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接着，他又带头参加了一系列斗争，如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父亲主持了其中许多次集会，作了鼓舞人心的讲演。

  那时，许多人担心父亲的安全，母亲和我们更是忧心忡忡，可是父亲却十分坦然，他常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意义，怕什么呢？”后来，在组织的关怀下，他转移到了香港。1948年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积极参加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新政协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了财政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付主席等职务，家也搬到了北京，我去东北工作，只有在出差路经北京时才能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对我去东北工作十分赞成，勉励我在专业上继续钻研，为祖国建设作出成绩。至于他自己的情况，他向来是谈得很少的，他只表示过愿意多做些实际工作。

  父亲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甚至对我们也如此。因此，当我的孩子们问起“爷爷是什么成份”时，我不知如何回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孩子们常因“家庭成份”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们兄弟姊妹们也不免受到牵连。这些情况传到当时处境困难的父亲耳中，他十分难过，但想到多少老党员在受着更大的折磨，心中也释然了。只是一再教育我们：“要相信党，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可惜，他老人家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二周岁。

  回忆父亲的一生，对我和我的孩子们，对今天的青年人，都有一定教育意义。父亲生在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他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可又找不到拯救自己亲爱的祖国的途径，他不停地探索，不断地追求，终于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曾经失望过，徘徊过，但他一旦找到了党，找到了真理，就百折不挠地为之奋斗到底，任何个人的考虑都抛在一边。解放以后，他常对孙儿女们说：“你们真幸福，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爷爷可是在黑胡同中摸索了半辈子才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

  父亲的话值得细细回味。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正在蓬勃展开，我们的祖国前程似锦，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先辈们求索数十年才找到，无数志士用生命鲜血开拓出来的道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