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柳亚子先生的史诗

献给亚老二十五周年祭

  革命前辈、诗坛祭酒柳亚子先生，离开人间转眼已经二十五年了。我是亚老的晚辈后学，而忘年论交，垂二十年。二十年代初，我在广州岭南大学读文科，与梁宗岱、叶启芳等共创广州文学研究会，对新旧文学都喜涉猎。南社诗僧苏曼殊也是我们所钦佩的现代作家之一。我们爱读的《苏曼殊诗集》就是柳亚子所编，这是我初闻亚子先生大名之始。当时我从何香凝先生那里知道亚老是忠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钦敬之余，只恨缘悭一面。以后虽曾同在广州和香港居留，可惜都失之交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冒险从印尼雅加达回国，1943年路经桂林时，因金仲华兄之介先结识了亚老的幼女无垢，才获得向亚老晋谒请教的机缘，这是我初次识荆。亚老当时殷殷问我从印尼脱险的经过，我并向他谈及陈嘉庚先生以及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郁达夫诸公困陷南洋音讯杳然等情况，先生深表关注和忧虑。后曾赋诗寄我以纪其事，诗曰：

香江烽燧桂林春，　　　　辛苦南天脱险辰。

一老堂堂音问绝，　　　　群材楚楚梦魂频。

山阳忍便侪闻备，　　　　海澨终期尚卧薪。

自别刘生怀抱恶，　　　　泪痕和墨寄湘漘。

  可笑我只在少年时一度“附庸风雅”，偶学作诗，其后久已不弹此调，拜读亚老华章后竟无以奉和请教。后来我在逃难中又遭匪劫，这件墨宝也被掠去，至今思之犹觉惋惜。

  此后十数年间，我和亚老萍踪聚散，前尘往事不可胜记。切忆1956年我调到北京工作时，常到北长街亚老的寓所“上天下地之庐”（毛主席亲笔题字）去问候。亚老那时已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动脉硬化症，极少会客，我晋见时也只能略谈几句，不敢过多打扰。一九五八年亚老长逝，我正又调回上海工作，未能向遗体告别和参加公祭，这也是平生一大憾事。

  但是，亚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伟大诗篇也是不朽的。毛主席对亚老的诗曾予高度评价说：“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令人感发兴起。”郭沫若同志曾称亚老为“今屈原”（见《柳亚子诗词选》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郭序第二页）。茅盾同志则说：“柳先生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亦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见《柳亚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茅盾序第二页）。茅公认为亚老是“这一长时期内旧体诗方面最卓越的诗人”（见一九七九年十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对亚老诗词的这些评语，已成为千秋不易的定论。以“史诗”这一点来说，若要从他的诗集中举出例证，那真是举不胜举，我在下面只想提出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谈一谈。这里先要交代一句，凡下文所引亚老原作诗句，均出上举两书，不复一一注明。

  亚老生于清末，十六岁就考中秀才，但他绝不以科举为进身之阶。他受了当时知识分子中以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派的影响，竭力鼓吹革命。他十七岁时便写出长篇古诗《放歌》，运用入木三分的犀利笔锋，抒发长歌当哭的炽烈情感，表达出反封建反帝、爱国救亡、要求民族民主革命的强烈愿望。翌年，当章、邹下狱之后，值慈禧生日，亚老遂以“十月十日，虏后那拉万寿节也，纪事得二首”为题，赋诗痛抒其愤激之情，其二曰：

胡姬也学祝华封，　　　歌舞生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　　　神州学界尽奴风。

  其末句自注云：“闻民立某校以是日辍业。”亚老那年才十八岁，竟冒灭门之祸，丑诋专制女主，真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显出无比的革命勇气。亚老在从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到辛亥革命这五年之间，在创建了“南社”之后，诗词多是悼念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如邹容、秋瑾、徐锡麟等人之作，表现出诗人悲愤交集，但仍百折不回，深信胜利在望的乐观情绪。如《吊鉴湖秋女士》一首七律中有句曰：“缺陷应弥流血史，精魂还傍断头台，他年记取黄龙饮，要向轩亭酹一杯”，就写出诗人这种心情和气概。在从一九一二年的南北议和到一九二零年的护法运动期间，诗人面对袁、张两次复辟，冯、段等北洋军阀虎狼当道的反动局面，一度萌生无能为力不如退隐的念头，如《文章》一诗即曾流露此意，但经过思想斗争，仍复义愤填膺，恢复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具见《感事》四首及《后感事》四首中。191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诗人“喜见南天壁垒更”，便觉“我亦雄心犹健在”，大有“请长缨”再为革命献身的决心。这时，“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遍及全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传播，而中国共产党也已乘时创建，在这种情势下，一贯倾心革命而又敏感的柳亚子先生，自然便紧跟着大时代的步伐而奋勇迈进。一九二一年，先生在上海结识了廖仲恺夫妇，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一九二三年创立“新南社”时便已倡导新文学、新文化以至鼓吹社会革命。这期间，他诗中出现了“华、拿、卢、孟敢言才”之句，这就带有不满足于旧民主主义的意味。他在《空言》一诗中更表达了自己对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和心悦诚服的信仰。他朗朗高吟道：“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解放后，亚老还有《次韵奉酬廖夫人香岛旧作》一诗，其中有句曰：“卅年影事空惭恧，私淑我曾附列宁”。可见早在二十年代，诗人对于马克思、列宁这两位革命导师即已衷心景仰，可见他后来之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中心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老朋友，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亚老对蒋介石这个人物早就有所识破。在一九二六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期间，亚老有一次在会上骂假左派蒋介石是新军阀。亚老曾暗中向恽代英建议，对蒋应采取措施。他在自撰的年谱中曾记此事；其《黄花岗谒廖仲恺先生墓》和《哭恽代英》两诗亦隐约道及。前诗中有句曰：“最怜作贼是王敦，匹夫横议谁能谅”。这前一句是把蒋比作东晋时野心家王敦，后一句则指诗人自己建议而未被采用。后诗曰：“百粤重逢日，轩然起大波；我谋嗟不用，君意定如何”，亦暗指此事。又，亚老给何香凝老人题画一诗中有“微言愧我称先见”之句，盖亦谓此。按，此议实关系到我国近代史的进程，故特记之。

  从亚老与恽代英同志的革命友谊，我又联想到他与瞿秋白同志夫妇的关系。诗人与秋白同志缘悭一面，与杨之华同志则是他在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时的故交。一九三五年秋白同志在上杭附近被捕，陷汀州狱中，曾托一位军医陈炎冰把自己的书信、诗词和照片等带给郭沫若同志。秋白同志就义后，这些遗物辗转落到另一军医王廷俊手里。他不顾个人安危，把它们慎重收藏起来。过去他曾在一个场合中认识了柳无垢，终于把这些遗物邮寄给当时美国留学的无垢，由她交给同时旅美的陈其瑗先生，又由陈老设法交到亚老手中；亚老除照转给郭老之外，还把遗诗及其他遗物影印出来，分送给同道中人传瑗。一九四九年亚老在重庆与杨之华同志重逢，不胜感慨系之，曾几次赠诗，其中《纪念先烈秋白忌辰》一首中有“故国遗书传弱息”之句，即指无垢传书之事。我由此想起唐代小说中柳毅为龙女传书的神话故事，今柳亚老父女这样郑重为秋白先烈“传书”，实可媲美柳毅而且过之。诗中结局曰：“最是惺惺相惜感，可怜寄泪满河江”，革命的深厚情谊毕竟是不同凡响的。

  柳亚老的史诗还不限于本国，其吟咏所及，有关于世界近代史、现代史以至现代国际关系史者计有二十余首。亚老在青年时期受了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对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意大利统一复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史实及其代表人物如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以至卢梭、孟德斯鸠等的人权、民约之说，都曾倾心服膺，这在他的诗词中不时有所流露。他甚至一度改名为“柳人权”号“亚卢”（“卢”是卢梭）。马君武赠诗中就曾称之为“柳人权”（见《诗选》附录亚老自撰的《关于我的名号》一文及第六七页所附马君武诗）。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亚老就改了宗而成为“私淑”马列的信徒，并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时他开始睥睨华、拿、卢、孟而把马、列与孙、毛相提并论；后来终于高吟朗唱“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了。至于诗人以专题吟咏国际时事之作，读者略一翻阅上举两书，就可看到有关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特别是有关苏联卫国战争以及有关日寇乞降、华莱士访华、哀希腊和抗美援朝大捷等等篇目，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篇幅有限，就不列举了。

  综观亚老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不断进步的一生，是丰富多采而瑰奇伟丽的一生。假令天假之年，当日幸能战胜病魔，其后并得安渡“浩劫”，则其人其诗必有更大的飞跃，不难自跻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值先生逝世廿五周年之际，后生小子献此芜文，聊表崇爱思慕之微意，实不足以彰先生之德才于万一云。

  （原载83年6月18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