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松岑《孽海花》中的孙中山与兴中会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用70多万字的篇幅，解决了早年孙中山史事中的不少问题，仍留下大量可探讨的空间。笔者刚刚吃了豹子胆，尝试用小说证史，不敢说能解决什么问题，却自信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疑问。
　　
　　刊行于1905年的小说《孽海花》中，直称孙中山为“伟大人物”。小说这一部分的作者是江苏吴江金天翮（曾朴接过原稿续写）；写作时间，从金天翮、曾朴的回忆中，可以推断为1904年。也就是说，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并推选孙中山为总理之前一年，江浙一带的激进知识分子，已经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深入了解孙中山及兴中会的过往活动，并加以大力推崇。通过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可进一步坐实黄宇和及其他学者的结论：《伦敦被难记》和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对塑造、传播孙中山革命领袖形象起了关键作用。
　　
　　桑兵曾指出，不少人认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只能称是广东或珠江流域革命派的代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集，1983年，第116页）桑兵在该文中，探讨了孙中山当时与江浙、湖北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证实了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的非同一般的合作。金天翮所撰《孽海花》第四、五回对孙中山与兴中会浓墨重彩正面描写，正可作为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紧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
　　
　　革命宣传家金天翮
　　
　　小说《孽海花》由吴江金天翮（字松岑，笔名金一、爱自由者、KA等，晚号天放楼主人）造意并撰成前六回，后将原稿交曾朴续写到三十五回，最终未能完稿。两人原已商定全书六十回回目，收录于1905年《小说林》版第一回中。在金、曾共拟的回目中，第四回为“领事馆铺张赛花会青年党唤起亡国魂”，其正文刊载于1905年《小说林》杂志。《小说林》版第四、五回，借着洪钧拜访容闳、黄遵宪的话头，作者引出了一个重要人物“陈千秋”，由此展开对“支那青年会”的正面描写，铺陈孙一仙（孙逸仙）、杨云衢（杨衢云）、陆皓冬（陆皓东）等革命党人的活动。这两回的内容是金天翮所作，曾朴后来在重新改定的“真善美版”中，将这段故事调整到第二十九、三十回，并有一些改动。为行文方便，我把1905年《小说林》版的《孽海花》前六回称为“金本”，以区别于后来曾朴改定的“曾本”（真善美版）。
　　
　　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称金天翮“字松岑，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之发起人，创有自治学社及明华女学堂。曾撰《女界钟》一书，启迪女界，收效颇著。邹容所著《革命军》，金曾出资助其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页87）。值得注意的是，金氏在1903年即翻译出版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女界钟》所附《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他的日文水平不高，翻译过程中得到同乡好友薛公侠的帮助。台湾学者陈鹏仁认为，金译本要比章士钊译本要好一些。同年，《苏报》案发生，金氏回乡筹集资金营救邹容、章太炎，未果。据多位学者研究，金天翮与邹容、章太炎、章士钊、陈去病等革命党人最为接近，在这个阶段思想极端激进，写《女界钟》开“妇女解放”先河，主张流血暗杀，猛烈抨击儒学，主张重铸“国民新灵魂”，堪称五四运动的先驱。
　　
　　桑兵教授在《清末知识界的社团和活动》一书中，揭示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存在“双重属性”，即“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秘密革命核心”，而以蔡元培为“激烈派”的代表人物，其中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黄宗仰、马君武等人，均与孙中山有亲身交往活通信联系。金天翮是中国教育会重要成员，从其言论来看，也属于“激烈派”。金氏后来重返国学立场，专注教育，以诗文著称，其《天放楼诗文集》三册，已由上海古籍于2007年整理出版。然而，他作为早期革命宣传家的面目，反而逐渐模糊。《孽海花》自第七回起，由更有小说写作天赋的曾朴撰写，曾朴由此名声大噪，作为最早的“设计师”和第一期“建筑师”的金天翮，倒默默无闻。
　　
　　金松岑之起意写《孽海花》，源于1903年的拒俄运动。他在学生时代，承清季学术之馀绪，注重边疆史地，留意中俄关系。迨拒俄运动发生，乃计划以曾任驻俄公使的洪钧及其如夫人赛金花故事为线索，揭露俄国侵华野心。有趣的是，金天翮、洪钧祖籍都是安徽歙县，而赛金花祖籍黟县（一说休宁），同属徽州。这一出戏，算是一个徽州人揭两个徽州人的短。
　　
　　金本《孽海花》中的孙中山
　　
　　金本《孽海花》写了清末不少趋新人物冯桂芬、薛福成、徐建寅、黎庶昌、李凤苞、马建忠、容闳、黄遵宪，但着墨不多；写孙中山，却先以“陈千秋”作铺垫，引出杨衢云在“青年会”会议上的演说，然后才到孙氏隆重亮相，曲折回环，不吝笔墨。兹摘录一段：
　　
　　（杨衢云）刚说到这里，忽然外面走进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众皆喊道：“孙君来说！孙君来说！”那孙君一头走、一头说，就发出洪亮之口音道：“上海有要电来！上海有要电来！”……
　　列位，你道说这话的是谁呢？原来此人姓孙，名汶，号一仙，广东香山县人。先世业农，一仙还在香山种过田地，既而弃农学商，复想到商业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读书。天生异禀，不数年，英语汉籍，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着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画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后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演台上走下来的，正是副议长杨云衢君，两边却坐着四位评议员。（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42-43页）
　　
　　金天翮不仅直称孙中山为“伟大人物”，还堆砌了“眉宇轩爽、神情活泼”“洪亮之口音”“天生异禀”“不尚空言，最爱实行”“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等等修饰语，在今日看来难逃“重复累赘”之讥；在当日，则对一个朝廷钦犯如此赞美，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等话语，在辛亥以后，是阿谀奉承，肉麻吹捧；在当日，则寄托着激进知识分子无穷的期盼。
　　
　　金本《孽海花》的文本显示，金天翮对孙中山和兴中会在广州、上海及海外的活动有深入的了解。他写到新加坡邱菽园赞助军费，写到湖南会党领袖毕永年与兴中会的合流，将杨衢云称为“副议长”，写到谋炸德寿牺牲的史坚如、近代革命第一个位烈士陆皓东，甚至还有伦敦蒙难后追随孙中山的英国人摩根（“摩尔肯”）。
　　
　　邱菽园、毕永年与兴中会的联合，是极为秘密的事情。邱菽园在追随孙中山以前，曾经是康有为“庚子勤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金天翮对兴中会秘密活动已知情到这个程度，其消息来源，大费疑猜，我想是与在留学日本的激进分子章士钊、陈去病、秦毓鎏（均为教育会成员，《江苏》杂志编辑）通信或面谈得来。
　　
　　金本《孽海花》中的兴中会
　　
　　魏绍昌整理、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有两处重大错误，其一是误将小说中的“陈千秋”当作陈清（陈青），二是误将“南关陈龙”当作陈少白。“南关陈龙”实是广西南关的游勇大头目陈翼亭，康有为庚子勤王时以之为勤王正军（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68页）。小说中的“陈千秋”即陈少白，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陈清是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路过横滨时认识的一个船上“贩卖杂货商”，后来参加了乙未广州起义，但他在兴中会里面一直是个小角色，也并无到过上海的记录。金本《孽海花》中，“陈千秋”是个十分吃重的角色，不仅负责押运大批军械，还在上海与湖南哥老会领袖毕永年接上头。
　　
　　1899年，陈少白通过毕永年，召集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三派代表人物会议，通过三会联合成立“兴汉总会”的决议，选举孙文为总会长，并铸就总会长大印，由陈少白到日本呈献给孙中山，并以此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职务，这是近代革命史上一大事件。经过桑兵的出色工作，此事的经过已水落石出。
　　
　　陈少白是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后退学），为“四大寇”之一，也是早期兴中会中中文修养最好的一个。早期兴中会分两派，杨衢云派以谢缵泰为骨干，孙逸仙派以陈少白、郑士良为骨干。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乙未年正月，孙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召集同志，回广东起事。当时我在上海住在洋泾浜全安客栈内。其时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二人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住在全安栈内。住在全安栈的，多半是同去会试的广东举人，也有做过康有为的学生的。”
　　
　　金本《孽海花》则说：“一日正是五月初八日，云仁甫（按：指容闳，字纯甫）同着一人来访，坐定，问知是姓王，名恭，号子度（按：指黄遵宪，字公度），也是个经世之才。寓三洋泾桥全安客栈，与仁甫同寓。”
　　
　　“全安客栈”？！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发表于1929年，金松岑在1904年当然无缘得见，但他清楚得很，当时的广东官学两界人士到上海，多寓全安客栈。金本《孽海花》没有说“陈千秋”也住在这家客栈，但却经常到此寻访容闳、黄遵宪。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陈少白1903年专门从香港到上海，目的是为调解《国民日日报》内部纠纷，而这家报纸的负责人，多是金松岑的同志。很有可能，金松岑在上海见到过陈少白！金本《孽海花》说：“陈千秋在会中，担任了调查江浙内情，联络各处党会的责任”。从陈千秋1895、1903两次上海之行来看，金松岑这个说法准确无误。也就是说，把孙中山、陈少白这些人说成“珠江流域革命派”是多么荒唐！他们早就盯上了上海这个四通八达之地，在此地与各方人物交接联络，做着全国大举的准备。
　　
　　孙中山有一句话，直到今日，仍没有孙学专家能完美解释。1897年，孙氏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英文原文为：“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这句话是纯粹用来迷惑清廷与列强的吗？《伦敦被难记》由孙文口述、康德黎执笔用英文撰写，目的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改革运动和孙文个人传奇经历。若出于迷惑清廷的考虑，说总部在檀香山、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甚至当时的日治台湾，效果更好；若不是为了掩饰，说成香港、澳门更为合理。为什么是上海？豆瓣网近代史大牛众多，巧的是友邻中身处上海的也有不少，想必对解开这个谜团有点兴趣，希望大家能一起来“破案”。
　　
　　“支那青年会”
　　
　　冯自由曾因“Young China Party”如何翻译而与邹鲁大打笔墨官司。事因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又说过：“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采用了一个老的译本，然后在括号中加注：“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
　　
　　写《中国国民党史稿》的邹鲁，认为这是兴中会成立于澳门的证据，但为多数孙学专家所否定，分歧在于对“Young China Party”的理解上。邹鲁认为即是兴中会，多数专家认为只宜直译为“少年中国党”。可是就算是“少年中国党”，也很难解释，孙中山为何自称是在澳门加入该党？为什么不是檀香山或者香港？难道，在兴中会之前，另有一个组织，英文名称叫做“Young China Party”，后来才改为“兴中会”？是否“Young China Party”即兴中会的前身？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在金本《孽海花》中，见到这么一段：
　　
　　一仙道：“周至哉！绸缪惨淡之革命理财家。哈！哈！本会有如许英雄崛起，怪杰来归，羽翼成矣！股肱成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飞于二十世纪哉！自今日始，改青年会曰兴中会。”（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45页）
　　
　　小说前面叙述这些革命志士在广州开会，打的是“支那青年会”的名堂。“支那青年会”和“Young China Party”，难道不就是同一个组织？我敢断定，金天翮这个“支那青年会”的名称，来自《伦敦被难记》的日文译本！大家恐怕还记得，金天翮曾将宫崎滔天的日文本《三十三年落花梦》译成中文，而《伦敦被难记》的日文本，是宫崎滔天翻译的，书名叫做《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日本《九州日报》连载。我无缘见到宫崎滔天译本，见到也看不懂。不过，按常理推测，宫崎滔天将“Young China Party”译为“支那青年会”是再自然不过了。金天翮既翻译过宫崎《三十三年落花梦》，《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想必也早就注意到了。
　　
　　金天翮对《伦敦被难记》中兴中会历史的理解甚有意思。他认为，先有“支那青年会”（如今应更正为“中国青年会”），后改名为“兴中会”，兴中会的前身是青年会。这个理解，跟《伦敦被难记》的英文版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孙中山先是在澳门加入了“中国青年会”，后来才改名为“兴中会”。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孙中山自己说：
　　
　　“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
　　
　　在1919年写成的《有志竟成》中，孙中山对《伦敦被难记》作了补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1897年，孙中山承认自己加入Young China Party，此处则修正为“兴中会为予所创设”，显然Young China Party是兴中会最早的英文名称。至于孙中山当时是“加入”还是“创设”，则是另一个大问题，此处不拟详论。若以史料越早可信度越高的原则衡量，我个人宁愿相信，孙中山在澳门是“加入”了一个别人发起的Young China Party。后来，事易时移,Young China Party的创办人，或者已经身故，或者已不想跟孙中山争这个资格，孙中山也就可以坦然声明，兴中会是他“创设”的了。
　　
　　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学者震于他的大名，批评者不多，但相信腹诽者一定不少。萧一山利用《续孽海花》论证张荫桓对康有为的进用出力甚多，人多非之。毛润之断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看来，利用小说证史，是萧一山一大发明。不才学殖荒落，“正经”史料不用，却追随萧一山教授之后，妄图利用小说证史，若遭讥评，正是自找苦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