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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岑《孽海花》中的孙中山与兴中会
2019/11/8 0:37:11    作者:  学海无涯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3217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用70多万字的篇幅,解决了早年孙中山史事中的不少问题,仍留下大量可探讨的空间。笔者刚刚吃了豹子胆,尝试用小说证史,不敢说能解决什么问题,却自信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疑问。
  
  刊行于1905年的小说《孽海花》中,直称孙中山为“伟大人物”。小说这一部分的作者是江苏吴江金天翮(曾朴接过原稿续写);写作时间,从金天翮、曾朴的回忆中,可以推断为1904年。也就是说,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并推选孙中山为总理之前一年,江浙一带的激进知识分子,已经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深入了解孙中山及兴中会的过往活动,并加以大力推崇。通过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可进一步坐实黄宇和及其他学者的结论:《伦敦被难记》和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对塑造、传播孙中山革命领袖形象起了关键作用。
  
  桑兵曾指出,不少人认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只能称是广东或珠江流域革命派的代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集,1983年,第116页)桑兵在该文中,探讨了孙中山当时与江浙、湖北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证实了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的非同一般的合作。金天翮所撰《孽海花》第四、五回对孙中山与兴中会浓墨重彩正面描写,正可作为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紧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
  
  革命宣传家金天翮
  
  小说《孽海花》由吴江金天翮(字松岑,笔名金一、爱自由者、KA等,晚号天放楼主人)造意并撰成前六回,后将原稿交曾朴续写到三十五回,最终未能完稿。两人原已商定全书六十回回目,收录于1905年《小说林》版第一回中。在金、曾共拟的回目中,第四回为“领事馆铺张赛花会青年党唤起亡国魂”,其正文刊载于1905年《小说林》杂志。《小说林》版第四、五回,借着洪钧拜访容闳、黄遵宪的话头,作者引出了一个重要人物“陈千秋”,由此展开对“支那青年会”的正面描写,铺陈孙一仙(孙逸仙)、杨云衢(杨衢云)、陆皓冬(陆皓东)等革命党人的活动。这两回的内容是金天翮所作,曾朴后来在重新改定的“真善美版”中,将这段故事调整到第二十九、三十回,并有一些改动。为行文方便,我把1905年《小说林》版的《孽海花》前六回称为“金本”,以区别于后来曾朴改定的“曾本”(真善美版)。
  
  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称金天翮“字松岑,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之发起人,创有自治学社及明华女学堂。曾撰《女界钟》一书,启迪女界,收效颇著。邹容所著《革命军》,金曾出资助其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页87)。值得注意的是,金氏在1903年即翻译出版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女界钟》所附《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他的日文水平不高,翻译过程中得到同乡好友薛公侠的帮助。台湾学者陈鹏仁认为,金译本要比章士钊译本要好一些。同年,《苏报》案发生,金氏回乡筹集资金营救邹容、章太炎,未果。据多位学者研究,金天翮与邹容、章太炎、章士钊、陈去病等革命党人最为接近,在这个阶段思想极端激进,写《女界钟》开“妇女解放”先河,主张流血暗杀,猛烈抨击儒学,主张重铸“国民新灵魂”,堪称五四运动的先驱。
  
  桑兵教授在《清末知识界的社团和活动》一书中,揭示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存在“双重属性”,即“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秘密革命核心”,而以蔡元培为“激烈派”的代表人物,其中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黄宗仰、马君武等人,均与孙中山有亲身交往活通信联系。金天翮是中国教育会重要成员,从其言论来看,也属于“激烈派”。金氏后来重返国学立场,专注教育,以诗文著称,其《天放楼诗文集》三册,已由上海古籍于2007年整理出版。然而,他作为早期革命宣传家的面目,反而逐渐模糊。《孽海花》自第七回起,由更有小说写作天赋的曾朴撰写,曾朴由此名声大噪,作为最早的“设计师”和第一期“建筑师”的金天翮,倒默默无闻。
  
  金松岑之起意写《孽海花》,源于1903年的拒俄运动。他在学生时代,承清季学术之馀绪,注重边疆史地,留意中俄关系。迨拒俄运动发生,乃计划以曾任驻俄公使的洪钧及其如夫人赛金花故事为线索,揭露俄国侵华野心。有趣的是,金天翮、洪钧祖籍都是安徽歙县,而赛金花祖籍黟县(一说休宁),同属徽州。这一出戏,算是一个徽州人揭两个徽州人的短。
  
  金本《孽海花》中的孙中山
  
  金本《孽海花》写了清末不少趋新人物冯桂芬、薛福成、徐建寅、黎庶昌、李凤苞、马建忠、容闳、黄遵宪,但着墨不多;写孙中山,却先以“陈千秋”作铺垫,引出杨衢云在“青年会”会议上的演说,然后才到孙氏隆重亮相,曲折回环,不吝笔墨。兹摘录一段:
  
  (杨衢云)刚说到这里,忽然外面走进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众皆喊道:“孙君来说!孙君来说!”那孙君一头走、一头说,就发出洪亮之口音道:“上海有要电来!上海有要电来!”……
  列位,你道说这话的是谁呢?原来此人姓孙,名汶,号一仙,广东香山县人。先世业农,一仙还在香山种过田地,既而弃农学商,复想到商业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读书。天生异禀,不数年,英语汉籍,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着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画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后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演台上走下来的,正是副议长杨云衢君,两边却坐着四位评议员。(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42-43页)
  
  金天翮不仅直称孙中山为“伟大人物”,还堆砌了“眉宇轩爽、神情活泼”“洪亮之口音”“天生异禀”“不尚空言,最爱实行”“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等等修饰语,在今日看来难逃“重复累赘”之讥;在当日,则对一个朝廷钦犯如此赞美,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等话语,在辛亥以后,是阿谀奉承,肉麻吹捧;在当日,则寄托着激进知识分子无穷的期盼。
  
  金本《孽海花》的文本显示,金天翮对孙中山和兴中会在广州、上海及海外的活动有深入的了解。他写到新加坡邱菽园赞助军费,写到湖南会党领袖毕永年与兴中会的合流,将杨衢云称为“副议长”,写到谋炸德寿牺牲的史坚如、近代革命第一个位烈士陆皓东,甚至还有伦敦蒙难后追随孙中山的英国人摩根(“摩尔肯”)。
  
  邱菽园、毕永年与兴中会的联合,是极为秘密的事情。邱菽园在追随孙中山以前,曾经是康有为“庚子勤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金天翮对兴中会秘密活动已知情到这个程度,其消息来源,大费疑猜,我想是与在留学日本的激进分子章士钊、陈去病、秦毓鎏(均为教育会成员,《江苏》杂志编辑)通信或面谈得来。
  
  金本《孽海花》中的兴中会
  
  魏绍昌整理、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有两处重大错误,其一是误将小说中的“陈千秋”当作陈清(陈青),二是误将“南关陈龙”当作陈少白。“南关陈龙”实是广西南关的游勇大头目陈翼亭,康有为庚子勤王时以之为勤王正军(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68页)。小说中的“陈千秋”即陈少白,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陈清是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路过横滨时认识的一个船上“贩卖杂货商”,后来参加了乙未广州起义,但他在兴中会里面一直是个小角色,也并无到过上海的记录。金本《孽海花》中,“陈千秋”是个十分吃重的角色,不仅负责押运大批军械,还在上海与湖南哥老会领袖毕永年接上头。
  
  1899年,陈少白通过毕永年,召集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三派代表人物会议,通过三会联合成立“兴汉总会”的决议,选举孙文为总会长,并铸就总会长大印,由陈少白到日本呈献给孙中山,并以此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职务,这是近代革命史上一大事件。经过桑兵的出色工作,此事的经过已水落石出。
  
  陈少白是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后退学),为“四大寇”之一,也是早期兴中会中中文修养最好的一个。早期兴中会分两派,杨衢云派以谢缵泰为骨干,孙逸仙派以陈少白、郑士良为骨干。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乙未年正月,孙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召集同志,回广东起事。当时我在上海住在洋泾浜全安客栈内。其时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二人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住在全安栈内。住在全安栈的,多半是同去会试的广东举人,也有做过康有为的学生的。”
  
  金本《孽海花》则说:“一日正是五月初八日,云仁甫(按:指容闳,字纯甫)同着一人来访,坐定,问知是姓王,名恭,号子度(按:指黄遵宪,字公度),也是个经世之才。寓三洋泾桥全安客栈,与仁甫同寓。”
  
  “全安客栈”?!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发表于1929年,金松岑在1904年当然无缘得见,但他清楚得很,当时的广东官学两界人士到上海,多寓全安客栈。金本《孽海花》没有说“陈千秋”也住在这家客栈,但却经常到此寻访容闳、黄遵宪。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陈少白1903年专门从香港到上海,目的是为调解《国民日日报》内部纠纷,而这家报纸的负责人,多是金松岑的同志。很有可能,金松岑在上海见到过陈少白!金本《孽海花》说:“陈千秋在会中,担任了调查江浙内情,联络各处党会的责任”。从陈千秋1895、1903两次上海之行来看,金松岑这个说法准确无误。也就是说,把孙中山、陈少白这些人说成“珠江流域革命派”是多么荒唐!他们早就盯上了上海这个四通八达之地,在此地与各方人物交接联络,做着全国大举的准备。
  
  孙中山有一句话,直到今日,仍没有孙学专家能完美解释。1897年,孙氏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英文原文为:“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这句话是纯粹用来迷惑清廷与列强的吗?《伦敦被难记》由孙文口述、康德黎执笔用英文撰写,目的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改革运动和孙文个人传奇经历。若出于迷惑清廷的考虑,说总部在檀香山、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甚至当时的日治台湾,效果更好;若不是为了掩饰,说成香港、澳门更为合理。为什么是上海?豆瓣网近代史大牛众多,巧的是友邻中身处上海的也有不少,想必对解开这个谜团有点兴趣,希望大家能一起来“破案”。
  
  “支那青年会”
  
  冯自由曾因“Young China Party”如何翻译而与邹鲁大打笔墨官司。事因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又说过:“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采用了一个老的译本,然后在括号中加注:“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
  
  写《中国国民党史稿》的邹鲁,认为这是兴中会成立于澳门的证据,但为多数孙学专家所否定,分歧在于对“Young China Party”的理解上。邹鲁认为即是兴中会,多数专家认为只宜直译为“少年中国党”。可是就算是“少年中国党”,也很难解释,孙中山为何自称是在澳门加入该党?为什么不是檀香山或者香港?难道,在兴中会之前,另有一个组织,英文名称叫做“Young China Party”,后来才改为“兴中会”?是否“Young China Party”即兴中会的前身?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在金本《孽海花》中,见到这么一段:
  
  一仙道:“周至哉!绸缪惨淡之革命理财家。哈!哈!本会有如许英雄崛起,怪杰来归,羽翼成矣!股肱成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飞于二十世纪哉!自今日始,改青年会曰兴中会。”(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45页)
  
  小说前面叙述这些革命志士在广州开会,打的是“支那青年会”的名堂。“支那青年会”和“Young China Party”,难道不就是同一个组织?我敢断定,金天翮这个“支那青年会”的名称,来自《伦敦被难记》的日文译本!大家恐怕还记得,金天翮曾将宫崎滔天的日文本《三十三年落花梦》译成中文,而《伦敦被难记》的日文本,是宫崎滔天翻译的,书名叫做《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日本《九州日报》连载。我无缘见到宫崎滔天译本,见到也看不懂。不过,按常理推测,宫崎滔天将“Young China Party”译为“支那青年会”是再自然不过了。金天翮既翻译过宫崎《三十三年落花梦》,《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想必也早就注意到了。
  
  金天翮对《伦敦被难记》中兴中会历史的理解甚有意思。他认为,先有“支那青年会”(如今应更正为“中国青年会”),后改名为“兴中会”,兴中会的前身是青年会。这个理解,跟《伦敦被难记》的英文版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孙中山先是在澳门加入了“中国青年会”,后来才改名为“兴中会”。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孙中山自己说:
  
  “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
  
  在1919年写成的《有志竟成》中,孙中山对《伦敦被难记》作了补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1897年,孙中山承认自己加入Young China Party,此处则修正为“兴中会为予所创设”,显然Young China Party是兴中会最早的英文名称。至于孙中山当时是“加入”还是“创设”,则是另一个大问题,此处不拟详论。若以史料越早可信度越高的原则衡量,我个人宁愿相信,孙中山在澳门是“加入”了一个别人发起的Young China Party。后来,事易时移,Young China Party的创办人,或者已经身故,或者已不想跟孙中山争这个资格,孙中山也就可以坦然声明,兴中会是他“创设”的了。
  
  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学者震于他的大名,批评者不多,但相信腹诽者一定不少。萧一山利用《续孽海花》论证张荫桓对康有为的进用出力甚多,人多非之。毛润之断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看来,利用小说证史,是萧一山一大发明。不才学殖荒落,“正经”史料不用,却追随萧一山教授之后,妄图利用小说证史,若遭讥评,正是自找苦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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