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去病先生与民国《吴江县志》编纂

  本文刊于2010年8月19日《吴江日报》“人文吴江”栏目，题目为：民国《吴江县志》编纂：陈去病先生未竟事业》。又刊于《江苏地方志》2011年第4期，题目为《陈去病与民国<吴江县志>编纂》。

　　题记：本文一方面是对南社旗手陈去病先生民国期间编纂《吴江县志》这一事情作一个历史回顾，对先生表达缅怀之情（南社很多成员参与了各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南社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假借此文引起大家对先生已经编纂的百余卷《吴江县志》志稿的关注，并且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尚不知身处何方的志稿。

　　县志是记载一邑之全事的地方志书。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吴江存世最早的旧县志是明弘治元年（1488年）莫旦编纂的《吴江志》，最晚的是清光绪年间的《吴江县续志》。之后到1994版《吴江县志》出版前，吴江虽然经历了清末和民国两个重要时期，但是再也没有编纂出版过一部县志。感叹之余，我们自然会追忆起民国期间陈去病先生编纂《吴江县志》的那段历史。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同时，吴江、震泽两县光复，并结束长达186年的分治历史，重新合并为吴江县。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府会同教育部通咨各地，要求各地纂修地方志书。江苏省政府也将编修地方志书的文件发到各县市，吴江县接到命令后，随即准备启动修志工作。时任县知事李世由（湖南人，1916年4月至1919年8月任该职）深知修志的关键在于请好一位总纂，便亲自撰函邀请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南社巨擘陈去病先生担任《吴江县志》的总纂，具体负责县志编修工作。

　　陈去病先生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史学研究专家。他的文稿中有大量的史学研究著述。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他大量阅读了吴江和周边地区的历史旧志，堪称清末民国期间读志用志的典范。在读志用志的过程中，他也充分认识到历史旧志存在很多的谬误和疏漏，需要在续编时予以纠正或补遗。他的这些思想在《读吴江县志》、《再读吴江县志》、《三读吴江县志》、《四读吴江县志》和《五读吴江县志》等杂文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例如，他在《再读吴江县志》中指出清乾隆沈彤《吴江县志》因为照抄明嘉靖徐师曾《吴江县志》，致使将陆季衡、陆季道父子混为一人。收到李县知事的邀请函之后，陈去病先生一方面为其诚恳邀请所感动，一方面也认识到编修新的《吴江县志》十分有必要，并爽口接受了邀请。县政府随即在松陵镇下塘街震泽书院（原松陵卫生院内）设立吴江县志局。陈去病先生到任后，立即招募顾悼秋等全县精通文史的专家编修县志。这批修志人员，大多为当时的吴江籍南社社员，人文素质堪称一流。这样，《吴江县志》编修工作得到迅速启动。据柳亚子先生1923年8月的《陈去病先生五十寿序》，我们可以清晰知晓陈去病先生当时的编修思想：“《吴江县志》之作，思集莫、徐、董、屈、叶、钱、沈、凌之大成，勒为一书，以昭民国方志之模范。”可以看出，陈去病先生是希望将《吴江县志》编纂成为一部集大成的通志，而不仅仅是一部续志。为此，他亲自拟定《民国吴江县志总目》的篇目，并且刊登于报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他在1929年写给吴江县政府的《提议柳亚子任县志总编纂议案》中写道：“去病亦奉前县长（实为县知事）李函为吴江县志局总纂，发起凡例，粗具成规。”可以说，担任《吴江县志》总纂后，陈去病先生一心扑在县志编修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早日完成编修工作，同时修志成效也比较显著。

　　然而，陈去病先生开创的县志编修工作，虽然开局比较良好，但是没有能够平稳有序地发展下去。在1917年至1933年病逝之间，陈去病先生因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所致，工作重心曾经发生了多次转移。1917年7月，陈去病先生赴浙东发动护法起义，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起的护法运动。不久后，又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远赴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并担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参议员秘书长。192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督师北伐，他又担任广州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之后直到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陈去病先生基本上都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都在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而不懈战斗，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顾及《吴江县志》编纂工作。1925年“西山会议”之后，陈去病先生开始逐渐淡出政治，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古物保管委员会分会主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常务编纂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会员和持志大学、东南大学等大学教授等职。这一期间，虽然淡出政治，但是陈去病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工作依然十分繁忙。他在1927年的《与柳无忌书》中写道：“今年担任六校教授，每星期二十八时，并编词学、小说、曲学讲义三种，忙极忙极。”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陈去病先生是很难再集中精力编纂《吴江县志》的。他认为修志应该有足够宽松的时间，否则很难修出像样的志书。在1930年7月5日的《与柳亚子书》中，他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编纂《吴江县志》：“兹事（指编纂《吴江县志》）体大，谈何容易。非假以宽闲之岁月，恐泐成也不足观。伧父（指叶楚伧）不解事，欲以十九年终结束，真门外汉也。弟意索性到了年终再谈如何？”1932年，陈去病先生尽辞诸职，回到吴江同里老家休养。此时的他，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期，也很难再有足够的精力重拾《吴江县志》的编纂工作。

　　这段时期，陈去病先生虽然忙于国家大事和学术研究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心修志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吴江县志》的编纂工作，他依然在利用空闲时间不断收集入志资料和撰写志稿。他在1930年7月5日的《与柳亚子书》中写道：“通志清一朝人物已渐将材料搜集矣，属稿则未也。”他根据所收集的入志资料撰写的志稿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他在1933年7月24日的《与宋紫佩书》中，对自己一生的著述情况及其处置办法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其中写道：“兄除诗文词外，凡属史地、笔记、纂辑三大部，总得四百余卷……史类有《吴江县志》百卷……兄意拟分三项办法，例如县志及乡邦文献之属，则请邑之才贤而好义者任之。”同时，他也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吴江县政府重新重视修志工作。他在1929年写给吴江县政府的《提议柳亚子任县志总编纂议案》中写道：“不幸中缀（指修志），去病之罪。亦一般腐恶醉心显宦者之罪也。但往咎可甫追究，而修志一案，总为目前切要之图……前曾屡请县长迅速从事，幸值本年度行政会议之际，合理提出议案，请求与会诸君共同讨论。务望查照民五前案，即日函聘名宿，将去病旧稿继续完成，既以应省令之敦促，即以资通志之纂修。”同时，他还提议：“拟请本会延聘柳亚子君为总编纂。”

　　可惜的是，吴江县政府对于陈去病先生的屡次提议、呼吁，始终没有作出很好的回应。其主要原因在于吴江的民国政权频繁更迭，致使修志工作难以在相对平稳中继续。1919年8月李世由卸任吴江县知事，使得原本已经全面启动的工作只能暂时停顿。之后一直到1933年中秋陈去病先生去世这一段时期内，吴江县政府的代理县知事、县知事、主席、县长，基本上都是一两年内更换一任。“盛世修志”，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这些县老爷们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修志这样一项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的文化工程。陈去病先生离开吴江县通志局后，可谓群龙无首，县政府又没有将修志工作放到重要位置，通志局的同仁们自然也只能勉强维持一阶段之后另谋他事了。就这样，轰轰烈烈开始的《吴江县志》编修工作最终只能偃旗息鼓。

　　之后，吴江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柳亚子先生当年根据陈去病先生的提议接任了《吴江县志》的总纂职务，陈去病先生的《吴江县志》未竟稿也都移交给了柳亚子先生。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柳亚子当年接任了县志总纂一职。因此，也难说陈去病先生的未竟稿都移交给了柳亚子先生。如果当年陈去病先生的未竟稿的确移交给了柳亚子先生，那么很有可能被柳亚子先生在1950年悉数捐给了上海市文管会。目前，柳亚子先生捐赠给上海文管会的大量书籍、资料还没有完全整理开放，因此暂时也还只能是一个谜了。另外，从陈去病先生1930年7月5日的《与柳亚子书》的内容来看，他1930年仍然在继续编纂《吴江县志》，因此这些《吴江县志》未竟稿也完全有可能没有交给柳亚子先生，而是在陈去病先生身边。因此，这些《吴江县志》未竟稿还有可能存在两个去向：一是1932年陈去病先生告老还乡时，将志稿全部带回了吴江同里老家；二是他告老还乡时将志稿留在了之前工作的江苏革命博物馆馆。以上三种假设都是极有可能的。目前，我们只能不得而知，也只能多方假想或者默默祈祷这百余卷《吴江县志》未竟稿还完好地保存着。如果这些未竟完好地保留着，那对于研究吴江清末至民国这一阶段的历史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陈去病先生没有能够编纂出版《吴江县志》，使得吴江清末和民国两个重要时期的历史出现了断层，这终究是无以弥补的历史遗憾，也是吴江方志事业传承进程中的一个无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今天，我们重新回忆这一段历史，也许尚可以在历史的斑驳中汲取某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