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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塔下走出的航空先驱——记吴江籍航空工程专家徐昌裕
2019/9/28 0:34:05    作者:  吴江档案局 来源:  吴江档案局    【字 号:  】   点击量:939

    “四面湖光绕,中流塔影悬”的慈云塔位于吴江市震泽镇镇中心偏东,始建于三国赤乌年间,距今已有1770余年的历史。“慈云夕照”为“震泽八景”之最。巍峨的古塔造型美观,宁静神秘,既为江南水乡增添了色彩,也让人们见识到了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之一斑,更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震泽人汲取水乡灵气,创造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的过程。徐昌裕,就是从慈云塔下的小巷子里走出的为祖国航空工业建设与发展拼搏、奉献了一生的永垂不朽的航空先驱,他是震泽人的骄傲。
 
    徐昌裕(1914—2003),原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航空工程专家,新中国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的创建人及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地区从事兵工生产和石油开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创建我党第一所航校,修理破旧飞机,为培养人民空军首批飞行员作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领导飞机修理、制造、自行研制和科研工作,为推动我国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的发展,促进航空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培养航空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昌裕,曾用名顾光,191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现吴江市)震泽镇。1934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6年大学毕业后到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深造。1938年2月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同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至1945年11月,历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兵工厂)工人训练班主任、生产管理组组长,延长石油厂工务科科长、生产管理科科长、技术管理员等职。1946年1月至1950年6月,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航空站修理厂厂长,东北东安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机修理厂厂长、航空学校机务处副处长兼飞机修理厂厂长。1950年7月任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部党委委员。1951年4月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生产管理处处长,局党组委员。1952年11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第四局副局长。1963年11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一生产技术司司长, 1965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研究院(即六院)副院长等职。1970年2月任沈阳一一二厂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1978年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任第六研究院院长。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顾问。1985年离休。2003年12月23日逝世,享年89岁。
    徐昌裕曾先后兼任过: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工程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第二届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委员,国防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等职。中国航空工业创建40周年时,获特别荣誉奖。他不平凡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朦胧阶段(1914—1928)  勤勉好学
 
    震泽自古就是太湖之滨、江浙边缘、水网地带、鱼米之乡。徐家从徐昌裕的曾祖父起到父辈世代经营丝行。所以水乡的灵气赋予了他过人的才气,家境的富庶造就了他不拘小节的大气胸襟。可惜四岁丧父,大姐也英年早逝后,孤儿寡母的生活变得孤单、压抑,他的性格也变得拘谨、孤僻,不愿与人交往,一心只想与二姐刻苦学习,发奋图强。因此,他从小就一直是学校的好学生、家中的好孩子。1924年秋,江苏的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的督军卢永祥打了起来,爆发了江浙的军阀混战。震泽直接遭到战事祸害,徐昌裕跟着母亲逃难到上海。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徐昌裕一家又回到家乡;但这一年冬天,直系军阀孙传芳为把奉系军阀势力赶出苏皖,两派又打了起来,而且奉系军阀的大兵已经到了震泽镇,徐昌裕一家又逃回了上海,并在湖州旅沪中学读了二年初中后,于1928年通过考试直接进入了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简称圣约翰附中),开始了另一翻天地。
                                                                                            
      启蒙阶段(1928—1938)  接触进步思想
 
    这个阶段对徐昌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从一个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在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变为一个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蒙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并在进步同学和进步刊物的影响下,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最后经地下党员的介绍奔赴了延安。
在教会学校的4年时间里(从圣约翰附中到圣约翰大学一年级,1928—1932),徐昌裕的成绩一直在整个年级名列前茅,并获得奖学金。除了学到一些比较扎实的基本知识外,还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生活有规律、遵守时间、守纪律、办事认真等,对他一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且,他还开始阅读《生活周刊》和茅盾、鲁迅等人的进步书刊,接触了一批进步同学。
    1932年,徐昌裕被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同时录取。因家住上海,他就近选读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在大学期间,适值国难当头,他一面读书,一面关心民族安危,阅读进步书报杂志,接触先进思想,并于1934年4月秘密加入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发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在校内创办读书会,从事宣传和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工作,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35年参加上海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在交大航空门毕业以后,徐昌裕进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深造。由于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他随学校迁往成都,并在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救国会”,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鉴于国民党当局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反人民,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徐昌裕便决心直接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最前线。1938年初,他通过中共地下党介绍,毅然从成都出发,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于1938年2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磨练阶段(1938—1951)  投身革命
 
    因延安石油奇缺,1939年他被调到延长石油厂(军工五厂),在边区劳模厂长陈振夏领导下,克服物质、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打下了一口口油井,其中包括数口旺井,经炼制后,除保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需要外,还制成蜡烛销往边区附近换取布匹、棉花等生活用品,为解决延安地区物资紧缺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在1942年3月军委召开的叶剑英主持的军工系统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徐昌裕闻讯后,几经申请才得以批准去航校。他长途跋涉,饱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46年10月抵达东安(今密山市)航校,积极参加搜集日军投降后留下的航空器材,并筹建修理工厂。他与同事们一起在器材供应极端困难、冬天零下几十度又无暖气的简陋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开始了对日军投降后留下的破旧飞机的修理,以应培训飞行员之急需。当第一架“九九高练”飞机被修复后,归顺的日本飞行教官心存疑虑,不敢飞。徐昌裕见此情况便很有把握地对他说:“我来陪你飞!你在前舱驾驶,我在后舱观察。”这位教官被徐昌裕这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陪同下驾驶飞机飞上了蓝天。航校机务处在徐昌裕等人的领导下,在两年时间里修理出30多架飞机、190多台发动机,为培养航校首批飞行员作出了贡献。他还为飞行员亲自授课,这批飞行员中许多人成了空军战斗英雄,还有一些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高级指挥官。
    1949年11月人民空军建立后,他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命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由刘亚楼等人与苏联顾问联名呈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后来航空工业的建立做了酝酿和准备。
 
建设时期(1951—1985)  为航空工业奉献一生
 
    1951年4月,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成立。徐昌裕连同空军所属的16个修理工厂、机器设备以及一大批技术干部和工人转到该局。从此,徐昌裕便开始了为祖国航空工业呕心沥血的新篇章,直到1985年3月离休,整整干了34个春秋。
    一、指导飞机修理与制造技术
    徐昌裕淡泊名利,求真务实,一心钻研飞机行业技术,对工作一贯严谨、认真、细致。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俄语和钻研苏联飞机,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结构特点、制造工艺和管理方法。并指导工厂从小到大、由简到繁地开展零备件自制,有意识地安排拟仿制机种的一些零部件进行试制,使修与造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入整机制造后,徐昌裕组织和指导工厂抓住技术协调和互换、生产组织、工艺纪律等关键,到现场参加静力试验、试飞等飞机试制重要环节,并长期到飞机厂蹲点,指导质量整顿,建立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使生产迅速走上正规化的轨道,适应各种飞机的制造要求。
徐昌裕很注意发现并总结我国飞机行业自己的实践经验,他主持制定的《飞机试制工作条例》,充分体现了他所提出的“新机试制四环节”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新机试制的指导性文件。
    二、引领航空科研
    早在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时,徐昌裕就明确提出了在建设航空工厂的同时必须建立航空院校和航空科研机构。当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时,他便和同事们一起建立了第一批研究所,并着手开展研究试验工作。特别是在1956年仿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之后,徐昌裕更是竭力主张开展自行设计,积极参与决策和筹划,并在飞机生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青年技术人员,组建成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这个设计室在他的积极推动和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仅用1年零9个月的时间便设计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而且是喷气式的。它不仅为新中国开创了飞机设计的先河,还在技术上突破了米格式飞机所固有的机头进气布局,首次成功采用了两侧进气。更重要的是,该室通过实践锻炼出一支设计队伍,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新建的几个设计所输送了不少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1978年,航空工业部党组决定召开一次航空工业科技工作会议,责成徐昌裕进行准备。为此,他专门花了两个月时间蹲在招待所里,分期分批地召集各航空工厂、所、院、校的有关专家、教授约300人次进行座谈,并反复阐明航空工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必须科研先行、搞好预研、增加技术储备以及在新机型上必须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提出将航空科研工作的内涵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预先研究—型号研究—改进改型五个阶段,其中前三个统称为预研,后两个统称作发展。他将这些思路与专家们一起讨论并取得共识后,就组织各专业组起草了会议文件和《1978—1985年航空科技发展规划(草案)》。会议之后,“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就成为了航空工业乃至后来整个军工业界武器装备生产、研制的指导原则。徐昌裕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会议决定,积极落实预研经费,实行副院长分工负责制,明确重大课题的主要责任单位,制定阶段实施计划定期进行考核,大抓重点试验设备和测试手段的引进和自制,组织各种规范、手册、标准等基础技术的搜集、研究和编修,从而大大推进了预研工作,新品开发也由过去的混乱无序状态走上了科学轨道,许多重要课题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三、开拓航空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
    为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徐昌裕寻找一切机会与国外航空界进行合作与交流。在五六十年代,他利用四次赴苏访问或谈判的机会,仔细参观和了解苏联五大航空权威科研机构的情况,以资借鉴。1965年,他率领中国航空代表团首次参加巴黎航展时,就曾主动探索过与西方国家的同行进行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他主动试探了相互进行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回国后,他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合作协定、学术会议、考察、讲学或短期工作等形式,逐渐开展对外活动。首先选定的合作伙伴是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DLR),双方签署合作协定,共同研究一些重要课题。接着他又先后与瑞典航空研究院(FFR)、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等达成合作研究的协议,从而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对外合作打开了局面。
    另外,他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会议。每年都要亲自组织筛选和制定拟参加会议计划,落实经费,安排人选。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做好专业准备,回国后全面汇报收获和体会,带回的文件资料集中管理使用。截止到1985年,航空工业系统共派出500多人次分别参加了280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国内举办多次专业性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技术座谈或短期工作。通过这些活动,使我国航空科技人员开阔了眼界,促进了科研工作。有的人还被推荐担任有关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为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方便。
    四、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徐昌裕一贯的作风,也是他遵循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他都能做到实事求是,直言不讳,从不随波逐流,更不去讨好迎合。
    1956年我国制定全国科学规划,在有关会议讨论飞机与导弹的发展问题时,徐昌裕坚持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飞机与导弹各有各的用途,导弹不可能完全代替飞机,飞机的研制和发展不应偏废。实践证明,徐昌裕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1957年9月,钱学森(右一)、陈一民(右二)、徐昌裕(右三)、屠守锷(右四)随聂荣臻团长赴苏联谈判引进导弹制造权
   
    在初级教练机的选型问题上,是选自行研制的初教6飞机,还是选仿制苏式雅克18A飞机,争论长达一年之久,不得解决。徐昌裕坚决支持选用前者,并反复与使用部门磋商,终于达成一致。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初教6飞机的性能超过雅克18A飞机,已生产的2000多架在使用中都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至今仍是我军初级训练的惟一机种,1979年获国家质量金奖。
    在我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八时,在动力选择上也有过“单发”与“双发”之争。当时作为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徐昌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果断同意采用两台业已成熟的发动机作为动力。这是保证歼八型飞机研制成功的重要决策。
 
    五、重视人才培养
    徐昌裕很热心对身边工作的青年人的培养。他对青年干部更是关爱备至,带出了一批飞机设计和科研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改革开放后,他从科研、生产、教学及管理第一线选派了大批中青年技术骨干到国外实习深造,又为航空工业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有的成了科学院院士,甚至有的成为科学院和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他尊重人才、以诚待人又严格要求,并且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去影响和带动他们。每次出差回来,不但要口头汇报,还要书面汇报;每次出国考察或学习,他总是会利用省下的食宿费购买一些专业书籍回来送给同行。许多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深感得益匪浅,受用终生。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曾深情地说过:“像他这样既懂技术又能掌握原则的领导人真是难得呀!”
 
晚年(1985—2003)  心系航空  心系科学  心系家乡
 
    1985年离休后,徐昌裕仍继续关心航空事业的发展,参与领导航空工业编史工作,接受重要咨询并向有关机关建议开展隐形技术、桨扇技术和陶瓷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编写了航空工业史中的《飞机行业史》、《航空科研史》等,还参与组织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的编纂工作。
    “春蚕到死丝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徐昌裕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大智大爱高尚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的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不忘为我国医学研究作出自己最后的贡献,,主动提出捐献遗体供学者研究,在病得无法执笔的情况下,让女儿扶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在遗体捐赠书上艰难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据笔者所知,他是建国以来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捐献遗体的第一人,真正做到了“一生干干净净来,不带半根稻草去”。
    徐昌裕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先驱,更是一位心系家乡的赤子,对家乡有着一生的热爱与思念,震泽成了他晚年魂牵梦绕的地方。在那里,他曾度过了10年的儿童时光,江南水乡的美景和儿时的生活历历在目:慈云塔、禹绩桥、师俭堂、张家弄、丝行,房前的小河,房后银行敲打银元的铛铛声,去上海的小火轮……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甚至还清晰记得小时候从自家沿街的阁楼窗口用绳子吊着竹篮到街上买馄钝,小贩如何把菱角倒在自家桌子上的情景,以至于越老越想念家乡,越关心家乡。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徐昌裕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别兴奋,逢人便说:“你们看,吴江现在发展多快呀,那是我的家乡……”他还爱屋及乌,对苏州的城市建设也很关注,特别留意报纸上、电视上有关苏州的新闻。虽然长住在北京,但他仍执着地使用上海产的生活用品,喜欢吃家乡的青豆、臭豆腐和豆腐干……可惜的是,自从1932年“一·二八”沪淞抗战打响,回过一次家乡后,直到2003年离世的71年中,徐昌裕都没有再回到过家乡,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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