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故相

一个人在历史上留名或者被人记住，不一定流芳百世却有可能遗臭万年，而这二者都是一种极端，很多人只是凑巧同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某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在提及这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顺便就被提到了。

周道登就是如此。

周道登的被人提及，主要是因为柳如是的缘故。

柳如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江人几乎无人知晓，在吴江人自己编撰的历史名人的介绍中，也找不到柳如是的名字，直到后来我才想通，可能是羞于谈及她作过妓女的身份。而在吴江之外，尤其在文史学界，对柳如是的重视和研究，远超过徐灿和叶小鸾等其他的吴江杰出女性，各种研究著述经常可见报刊及书店。

读师范时，我就读过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巨作，如果柳如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会感动陈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坚持数年，成就他晚年的学术力作。

而我真正关注柳如是，已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深圳周刊》有一期特辑，其中“千年十大女杰”一组中，即有柳如是，并有相当高的评价，这引发了我对柳如是的研读，在《吴江日报》编辑阿庆的指导下，在《吴江日报》刊发了《柳如是——穿越风尘的女子》一组连载，算是在柳如是的家乡，为她正了名。

柳如是十一二岁时，卖入周道登家为婢，当时，周道登已被罢去宰相之职，称为故相。

我在读写柳如是的过程中，发现，关于周道登，各种资料上只有吴江故相以及贪恋女色如此简单的介绍。

按理说，一个小地方能出一个宰相是相当不容易的，无论怎么说，也是这个地方的历史名人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周道登这个名字，即使在我转向地方文史研究之后，那些从事文史工作的专业人士，也没能向我提供更多一些的信息。就是周道登的宅院也无处寻找，只是约略知道位于城北，县城松陵镇并不大，老街就那么几条，城北老街上的老房子就那么破破烂烂的几幢，别说气势恢弘的深宅大院丞相府第，就是稍为气派一点的古建筑也难觅踪影。也有人说，流虹路上的阁老厅是周的住宅，那只是从名称而来的猜测，缺少根据。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方志等史料里面都没有周道登及其住宅的记载。

一段时间，我已经放弃对周道登这个人的关注，近来，在读其他一些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他的零星信息，于是把它们稍作整理，或许能让人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周道登出身于名门望族，这一支的始祖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传到周应熙是第六世，按周氏族谱，江苏昆山的周庄原来叫贞丰里，因周应熙一家来到贞丰里，舍宅为寺，并且把家里的田产捐给寺庙作为庙产，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周应熙便将贞丰里改名为周庄。从此，周应熙的后代就定居在周庄了。

周应熙有一个亲兄弟叫周应高，周应高的第十代后人周篪与周庄首富沈万山家发生了姻亲关系。周篪是一个读书人，游学到了周庄，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位风流才子。沈万三因为自己读书不多，便喜好结交读书人，于是周篪就成了沈家的座上宾，往来十分密切。这么一来二去，沈万三的孙女就看上了年轻有为的周篪，周篪与沈氏便就这样结下了一段姻缘。因为沈家不愿女儿远嫁他乡，周篪便入赘周庄沈万三家族，成为沈万三的孙女婿。但他的子女却姓周而不姓沈，是何道理，不便妄加猜测，从后来的事实来说，或许可以看作是沈万三的明智之举。

这里有一个疑问，既然周应熙及其后代定居在周庄，那么，周应高及其后人为何不住在周庄，他们生活的地方又因何没有记载。

且不管它，沈万三一家后来遭遇诸多不测，周篪和家人却几乎没有类似的经历。为了纪念沈万三及沈氏的恩情，周篪就给孙子起名叫周思沈。周思沈的儿子就是周道登。

这样看起来，至少周思沈这一代已经居住在吴江了，到底在吴江哪里又是一个问题，常见的说法是松陵，还有说是盛泽（烂溪）的，不管是松陵还是盛泽，毕竟都是家居所在，可又有资料说，周道登被罢相之后，不五年因病而卒，赐葬在吴江黎里镇。这皇帝既罢了他的官，又赐葬似与常理不合，且不在自己的老家所在地，几种资料相互冲突，让人莫名所以。而且，这种史料冲突的情况屡屡出现，不知是何道理。

周道登年轻时“少有器识，仪观甚伟”，属于少年才俊一类，科举考试与仕途也相当顺利，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主考官李文清“盛称其才”，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年（1612年），升司业，署国子监事，历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泰昌（1620年）初，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次年，明熹宗朱由校改元，任礼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当时，连遭大丧，又值熹宗大婚，典礼殷繁，周道登“拮据赞囊，皆有条理”，是个办事谨慎细致做实事的老实人。

天启二年（1622年），周道登补经筵日讲官。当初为礼部左侍郎时，朝廷大臣们就颇有所争执，他于是以病告归，回到家乡。五年秋，家居的周道登被廷推礼部尚书。当时魏忠贤执掌朝廷大权，周道登不肯附阿阉党，结果被削籍为民。

从这段材料来看，周道登此人在本质上并不坏。而他后来当上宰相，却是不能拿来宣扬的，也难怪家乡人不以为荣，事情是这样的：

天启七年（1627年）冬，明崇祯皇帝即位，因原来的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的人，不足所倚，于是下诏请廷臣推举10位宰相候选人。崇祯皇帝仿效“古枚卜典”，将10个名单放在器皿金瓶里，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人选，“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钱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吴江县志》亦云：“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署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六人，（周）道登与焉。”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周道登第二次才抽上签，真是幸运无比。

皇帝励精图治，重视阁臣人选，大有重振朝廷之气概，自然是好事，但是采用的办法却十分原始、迷信，也算得上是明末“一绝”。崇祯皇帝抽签抽到的周道登，当时已被削籍为民，正在家乡吴江县盛泽镇，于是诏令马上赴京入朝。

这段材料说周道登的家乡是盛泽，他的晚年住在松陵，难道在罢相之后迁居松陵？

周道登临别时，家乡一帮朋友纷纷前来送行道贺，留下了不少赠别诗章。著名文学家沈璟作有《送周文岸太史还朝》，诗云：“五载居庐痛蓼莪，九重侧席望岩阿。然黎已照青油舫，载笔还催白玉珂。平淮无书须著述，盐梅有鼎待调和。东南杼柚曾留意，讲幄应传谠论多。”沈氏希望他还朝后继续留意有关“东南杼柚”（新兴的吴地手工业、市民的要求），多多发表正直的言论。

令人遗憾的是，周道登的宰相之职，做了不足一年，由于平庸无能，不但辜负朋友们的殷殷期望，还闹出不少笑话。

当年十二月，周道登到达北京，正式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参机务。入朝晋见时，周道登面陈“三事”：“一曰守祖制，二曰秉虚公，三曰责实效。”应该说还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皇帝都欣然接纳。“一日发本，内有明日请旨改票签”。周道登持之以请，曰：“履霜坚冰，渐不可长，今若此，是去一忠贤，复来一忠贤也。”因得罪司礼监王某，“群阉侧目”。崇祯元年（1628年），推恩辅臣，加周道登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国史官正总裁，管理户部事务。

崇祯皇帝对阁臣不可谓不重视，但周道登等阁臣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办事拖拉。明末，东南常患水灾之害，百姓苦不堪言，给事中黄承吴曾向皇帝面陈兴修水利，云：“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崇祯皇帝忙问道：“水利为何不修？”周道登、钱龙锡（华亭人）答道：“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臣等前已拟旨，着抚按酌议具奏。”皇帝沉思了一会，说：“要修水利，是否可不扰民呢？”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臣等惟恐扰民，所以请抚按酌议，迟迟没有下决心。”（《烈皇小识》卷一）办事怕这怕那，畏葸不前，如此阁臣怎能办成实事大事！

周道登“性木强，不好矜饰”，有一天上朝时，他侍立在一旁,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便默默地笑了起来。正好被崇祯皇帝看见了，就问他为什么笑。周道登既不回答，也不请罪，呆若木鸡，好在皇帝没有追究下去。退朝之后，与他一同入阁的钱龙锡就此事埋怨他，不该这样，谁知他却说：“我已经笑了，又怎么啦？” 言下之意，笑是随时随地的，不管任何场合，这是我个人的事。

周道登平庸无能，素无学术，奏对鄙浅，传为笑柄。有一天，崇祯皇帝御经筵，问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竟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后，再回奏皇上。”对这种老实迂腐之言，崇祯皇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有一次，皇帝问他：“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回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真令崇祯皇帝哭笑不得，就连站立在旁边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崇祯元年（1628年），周道登负责选庶吉士。周道登与江西朱统饰有私交，此人是明室朱氏南昌宗室之后，周将他选为庶吉士，“虽云无私，而实有意”（《烈皇小识》卷二）。后来，给事中阎可陛疏奏说他违制，周道登辩解说：“国家唯才是兴，今宗人例得入仕，既可外职，奈何独限其词林乎？”“言者无以难，然齮龁益力”（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二十八）。后来，朱统饰授简讨，皇帝也没深究此事。次年春，御史田时震、刘士祯、王道直、吴之仁、任赞化，给事中阎可陛交章弹劾，全部下廷议。吏部尚书王永光等直言周道登党护，枢臣王在晋及宗生、朱统饰，乡人陈于鼎馆选事俱有实迹，崇祯皇帝只得勒令其致仕罢归，为相不足一年。临别时，周道登竟还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多淘汰。”

上述史料只反映出周道登的平庸无能，至于罢相之后的声色犬马，少有涉及，如不是本性如此，恐不会有和柳如是的纠葛了，而周道登无子，则是他寻花问柳的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