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纪念馆的“活化石”

访南社社员姚石子之子姚昆田

姚昆田夫妇（杨浪摄）  

 姚昆田在南社纪念馆留影（董侠摄）  

 　　回顾百年南社，1660多位社员在不同的领域各骋所能，各展其才，让20世纪初的中国喷射出一道道曙光。可惜，我们大多数人至今仍不能全部道出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但在他们中间，有两位是广为后人所熟知的，他们就是先后担任南社主任的柳亚子先生和姚石子先生。“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短短10个字，饱含了南社社员与后辈对他们的认可与尊敬。

　　历史总有着惊人的巧合。遥想当年，柳亚子和姚石子这一对莫逆之交，倾注心血与财力支撑南社向前发展。且看近年，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和姚石子之子姚昆田，又分别于海外与国内同举南社学研究大旗，弘扬南社精神。柳亚子柳无忌父子作为吴江籍名人，是为我们所熟悉的。近日，记者在上海拜访了姚石子之子、83岁的姚昆田先生，聆听他这位“南社纪念馆活化石”与“南社活字典”讲述的传奇往事。

　　家学渊源铸诗心

　　曾有友人写了一副对联“千般美景存千世，一颗诗心贯一生”，赠给姚昆田先生。“诗心”一词于姚昆田先生而言甚是恰当，因为他的诗作在沪上文化界堪称一绝。虽然姚昆田先生表示他只是在业余写诗，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一颗“诗心”有赖于家学的深厚渊源。

　　姚昆田出身于上海金山张堰一个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远祖姚文祥是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迁时的护驾官员。嗣后代代繁衍，诗书传家，仅以金山一支，自明正德至清嘉庆年间，就有6个进士、22个举人。故宗族中读书藏书风气一直很浓，沿袭至今。

　　姚昆田的父亲姚石子出生于1891年。虽然他一生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但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他，通过刻苦自学终成一代名家。

　　姚石子早年虽身处东海之滨的留溪古镇（张堰又名留溪，相传汉代张良留侯曾来此而得名），却放眼天下，他自己取名“光”，号“复庐”，就含有光复中华、振兴国家之意。至于号“石子”，更是表明坚定而朴实无华，他甚至说愿意一生做铺路的石子，让后人踩着他前进。当我们听到姚石子之子姚昆田先生谈到他父亲取名的来由时，也不禁沉思良久，敬慕不已。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姚石子已经参加了同盟会，后又加入南社。由于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不谋私利，不久即被柳亚子等社友一致推为南社主任。当时国民政府的诸多高官皆为南社社员，与姚石子有故旧之谊，但姚石子坚决不走仕途，对官场的不良风气很反感，无意追求名利，于是终生在家乡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在姚石子从事的诸多社会公益事业中，他作出贡献最大的是教育与图书事业。他在清末就提倡女子教育，与南社另一位发起人高天梅在家乡首先创办钦明女校，还亲自授课。金山还有许多学校，他都参与创办。至于图书事业，姚石子更是为此而鞠躬尽瘁，他在家乡于1925年创建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张堰图书馆（现并入金山图书馆）。他还不断地为历代乡邦先贤搜集遗文，不断地编书、刻书（即刊印出版）。他偌大的家园（即现在作为两个纪念馆的四进楼房），据告过去大多都是存放书籍的，而这些书籍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文献，总数达四万余卷，其中还有不少是孤本与珍本，价值连城的。非常不幸的是，姚石子于抗战胜利前夕得病去世，待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姚昆田联合其长兄姚昆群，征得亲属同意后上书给上海市长陈毅，表示愿意将全部“复庐藏书”捐献给国家。因此后来就有陈毅破天荒亲笔撰文嘉奖其事，当时全上海大小报纸都有刊载。因为它是开国之初文化界第一件领风气之先、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大事，至今还常被人赞扬。

　　姚昆田先生的母亲王灿，也是妇女界的一位先进人物，早年在上海的第一座女子音乐体育学校念书，1909年她与姚石子结婚，同年南社成立，他们俩当年就一同加入南社，成为南社中著名的一对才侣。他们俩还合作出版了《浮梅草》诗集。当记者问及写诗是否有遗传因子时，姚先生也默认了，而且他说这颗“诗心”就是无邪的心，是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和大好河山的心。姚先生说这些话时，情绪很激动。我们深知这位83岁的老学者还为6岁丧母、18岁丧父沉浸在绵绵不绝的回忆中……

　　历经磨炼话传奇

　　采访之前，我们就听说姚昆田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因此一见面，他就说他的故事可以讲几天几夜，要写一本传记的话，至少要几十万字，这里谈的只是几个片段。

　　姚先生与中国共产党早结因缘是在中学时代，1941年他虚岁15岁，就在上海共产党地下党办的工人子弟夜校教语文。党的领导人认为他出身于江南有名的世家望族，暂时不入党，更便于做革命工作，但是他还是受到国民党特务学生的注意，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发现信箱中有一封给他的信，里面包着两颗子弹，恐吓他如再参加学生运动不会有好结果，但是他依然参加了上海解放前各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新中国一成立，他成为上海教育系统首批批准入党的共产党员。1951年全国进行肃反运动时，姚昆田工作所在地的党组织告诉他，有肃反对象交代姚在当年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绑架后装进麻袋沉入黄浦江的名单之内，因为解放军早到一天，姚昆田得以免此一劫。

　　姚昆田在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与名教授吕思勉、曹未风等都属校务委员。1950年，他大学一毕业就由中央组织部调到外交部工作。他是中国外交战线上最早的青年干部，而且当时分配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筹备处，并在张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姚昆田报名参加志愿军，被分配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担任机要秘书，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能见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并结识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其中如何香凝、柳亚子、沈钧儒、马叙伦等都是南社先贤）。后来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要从事各国领导人接待工作。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廖承志同志，廖承志一贯放手使用青年干部，姚昆田曾在四年中有八次机会（即每年“五一”、国庆两节）在天安门城楼负责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安排外国贵宾晋谒访谈。

　　姚昆田坦言，由于他当时所负责的工作与他的职务级别不相匹配，所以容易遭人妒忌，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就难逃一劫了。1958年后他被定为“右派”并下放到山西太行山区，先当“牧马人”，后从事教育工作。

　　姚昆田先生坦然告诉记者，他在基层与农村，从扫盲、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教了将近20年的书，后来还被任命为大专学院的院长。他甚至十分得意地说，这是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可能具有的稀有经历。

　　直到十余年之后，姚昆田再去访见廖承志，廖一见面就问他：“这几年你去了哪些国家？”姚这才恍然大悟，给他套上右派帽子的人，当年谎骗廖公，说派姚出国了。

　　廖公历来是一身正气，他在激愤之余，又几经周折，与胡耀邦同志（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联名并各自批示一段很长的话，证明这是一桩少见的冤案，这后来也成为胡耀邦平反大量冤假错案中的第一个典型案件，也是由两位中央领导人联合亲自过问的罕见案件。

　　姚先生在平反后，曾要求了解当时反右中所定的罪名，他原来就清楚，他没犯过政治与经济错误，更没有品德行为上的错误。而在查阅档案后，才知道他的“右派”根据竟是：“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铁托不是叛徒以及在思想深处不赞成向苏联一边倒”等几条所谓追究思想根源的罪名。实际上这样几条罪名也是不怀好意的人杜撰的。姚先生笑着说他非常珍视这一档案，并要求永久把这档案保存起来。

　　后来姚昆田再去见访廖公时，廖公以他亲身的不平常经历安慰姚先生说，他当年三次坐牢，而且被张国焘陷害，竟戴着脚镣参加万里长征，其蒙冤受屈与姚先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廖公还说到当年是他母亲何香凝联同柳亚子和郁华大律师费尽心力来营救他的。而上述何、柳、郁三位都是南社先贤，从此也使姚先生萌生了日后研究南社的想法。

　　四维创建南社学

　　姚昆田在冤案昭雪后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回到他的出生地上海，他先在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后到上海市委宣传部，1986年上海市委成立对外宣传办公室，他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那时姚先生虽已年过半百，但他竟焕发青春活力，思想非常活跃，每多创新活动，首先创建旅游文化学，建立全国第一个旅游文化学会，他当选为创会会长，并担任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主讲旅游文化学，同时又与冯英子、谢晋等主办大地文化社，他担任常务副社长。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都聘他为教授与研究员。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世界遗产学研究中心，并被任命为首任主任。同时他还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兼港澳台侨联谊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94年他67岁时才从市委机关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不久他就被上海文史馆聘为终身馆员兼春潮诗社社长。

　　姚先生被公认为既是难得的学者型干部又是干部型学者，他具有中央高层机构工作的经历，又有长期基层工作的经验。而最后他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南社研究上。

　　记者也深知姚先生具有这样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在发展南社研究上，抓住了“四维”（四根柱子），他是第一个南社学术研究团体的发起人、又是将南社立为一门文化学科目的创始人、也是全国首家南社纪念馆的建设人，更是第一部《南社大辞典》的策划人与主撰人。

　　姚先生告诉记者，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来研究南社，他愿意为此作出责无旁贷的贡献。

　　我们也深知姚先生不仅是南社第一代后裔，而且是认识南社社员最多、联系南社后人最多、搜集南社资料最多的人，所以我们这次访问南社后裔也多赖他的介绍与引荐。

　　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有一位副主任陈彪，很早指出姚先生是南社纪念馆中不可多得的又是稀有的“活化石”。姚先生听后也笑着说，但愿这块“活化石”能长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