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吴江行色匆匆民生风貌住行为先

上世纪初吴江人依靠水路出行  

 上世纪30年代的吴江火车站  

 上世纪20年代的苏嘉公路桥  

 代表江南水乡民居特色的陈去病故居  

 曾出现在分湖的干栏式建筑  

 　　岁月匆匆，走在行色匆匆的城市里。

　　赶路于玻璃幕墙、巨幅广告和湍急车流之中，总是心跳加快。而古风犹存、积淀深厚的吴江，却是个足以使时针放慢脚步的地方，每一回寻思城市的童年，都在实现心灵的回归；每一次寻根陈年旧事，都能抵达精神的家园。

　　遥远的根脉

　　今天，我们谈及吴江和吴江人的来历，首先想到的是马家浜文化。从吴江本土的考古发掘看，马家浜文化距离我们最为遥远，距今约六七千年。上世纪90年代末桃源广福村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吴江最早的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与生活。

　　磨光的穿孔石斧、弧背石锛和角骨制耜、凿、锥等，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用磨制石器和骨角器开垦农田、栽种水稻、饲养家畜、烧制陶器和从事原始的纺织业。农业经济已成为当时主要经济生活，特别是栽培水稻，培育出粳稻，这是水稻种植的一大发展。而从墓葬的考证中，吴江最早的先民还处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

　　考古专家们还说，后来的崧泽文化应该是马家浜文化演变发展而成的。在吴江，从崧泽文化时期起，先民们就根据本地河流众多的特点，建起了沿河而居的生活环境，据考古发现，5300多年前梅堰龙南先民的住房都是沿河而建；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吴地一带更是出现了一种极具水乡特色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立木桩构成框架，建成高出地面的房屋形式，形制类似于湘西的吊脚楼或傣家的竹楼。这种“架空”的设计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水乡多沼泽低洼、多雨水洪涝的地理和气候特性，不可不谓是远古时代吴江人的一种来自于水的智慧。

　　复原的童年

　　吴江城镇以及民居的兴盛则始于唐宋。据《吴江县志》记载，松陵、同里、黎里、震泽等七大镇和其他集镇分别形成于唐、宋、元、明、清，市镇房屋多数是木柱、木梁、椽子的框架结构，砖墙瓦顶，沿街的铺面房子一般为二层楼。平望、同里、黎里等地的民居，都喜欢搭建伸向河面的水阁。同里镇地主豪绅名门望族众多，室宇稠密，粉墙黛瓦的深宅大院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40余处，全镇明清建筑占40%以上，这些都显现了那个年代吴江人的居住情况。

　　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吴江民居因为这份近水情缘而增添了不少匠心独运之妙，房、廊、桥、巷皆具特色。历史上，黎里等镇的沿河民居多建有廊棚，不但能遮风挡雨，也可成集聚市，成为了一道独特的街景。“最好步廊檐比栉，青鞋入市总无泥”、“滑滑不须烦蜡屐，酒垆鱼市满迴廊”、“长廊三里覆，无须垫角巾”皆是对这种“沿街有廊，雨后不闻屐声”景象的生动描写。

　　而盛泽、同里等镇的弄堂也堪称一绝。盛泽的弄堂以量多、曲折闻名，人称“七十二条半”，弄与弄回环相扣，置身其中犹如进入迷宫；而同里的弄堂更为别致风情，繁华如明清街、古拙如富观小巷、谐趣如串心弄，长短不尽宽窄各异。

　　与城镇民居相比，吴江农村又是另一番景象。据《吴江县志》记载，至解放初，自松陵至横扇沿太湖一线，耕种湖田的农民都居住草房，偶有砖木结构的平房。其余乡镇农民,多数住砖木结构的平房。西南部亦有极少数农民居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而一些渔家则住于与远古时期干栏式建筑颇为类似的“台棚”中。

　　居住环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年吴江人的相对富足，这个城市的来源就是在这样的“童年”中孕育成长的。

　　旧貌与新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江百姓多住砖瓦平房。但一般人家都是一家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两间房里，人均居住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有的房屋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一到阴雨天气，便是“房外下大雨，房内下小雨”，锅碗瓢盆齐上阵也阻止不了房内浸水的命运。当时“拆掉草棚盖瓦房，推倒平房砌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便是百姓心目中的“共产主义”。

　　上世纪70年代，吴江人住房条件开始改善。其中，作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住上最新式楼房”的象征，1978年建成的轧钢厂职工宿舍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据设计者费师夷老先生介绍，当时轧钢厂一共建了三栋砖混结构的职工宿舍，每栋两层，每层十间，是吴江当时最好的居民住房之一。很多居民羡慕不已，都前去参观留影，几乎把它当做吴江城的一道风景。但包括轧钢厂宿舍在内，那时的住宅多为“筒子楼”。通常每户分得一至两间四五十平方米房间，自行隔出客厅和卧室，而厕所和厨房多为公用。

　　上世纪80年代，吴江百姓开始住上了四五层楼的单元套房。套房面积多为六七十平方米，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但在上世纪90年代房改之前，住房多为单位统一分配，对于工龄、资质较浅的适婚青年而言，那句“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唱出了很多人的“烦恼”。

　　然而在短短几年之后，经济的腾飞和房屋的商品化改革犹如一夜春风，城市里，朝夕之间无数高楼拔地而起；村镇中，日夜之差各色新居破土而出。

　　如今，吴江城镇一家三口买套一两百平方米的新居早已稀松平常，越来越多的人住进了小高层、复式楼，甚至是别墅。而在农村，原先的草棚、瓦房被一幢幢新式“洋房”所取代。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吴江市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35.28平方米和52平方米。

　　在追求“有房住”的同时，“住好房”也越来越为百姓所注重，吴江人千百年来“和谐宜居”的、“依水而居”的智慧得以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在百姓心目中，“滨湖时代”的来临将是他们住房改变的又一大理由。

　　水乡泽国的厚礼

　　从城乡居民居住环境的变迁中，可以想象吴江城市是如何孕育的，这种文明形态像这地球上的植物一样，从当初的自由生长发展到了与城市构架整体的同步而行。

　　我们知道，除了住，出行也是百姓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水乡泽国的吴江一直被大大小小的湖泊河荡纵横切割，在缺乏现代交通设施和工具的年代，行路之难可以想见。因此，千百年来，水运成为了吴江百姓出行的最佳选择。

　　据《吴江县志》记载，清代（及其以前），吴江县内交通工具主要是木船，它是赋予水乡居民的一份厚礼，承载了数千年的春秋。1863年（清同治二年）始有轮船过境。至解放前夕，本地籍轮船、汽车寥寥无几，木船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以摇橹、背纤、驶风、撑篙、划桨为动力。

　　“家家棹小舟，目不识车轮”，正如清代诗人袁牧在《黎里行》中所说，无论是市镇居民还是乡里渔人，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经商办事，吴江百姓总习惯于从自家房前屋后的驳岸出发，轻轻荡起一叶小舟，悠悠然地穿行于盈盈碧水之间，摇橹声声伴着清越的吴歌四起。

　　就是这只只朴质无华的江南小船，载过吟着“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的姜夔；载过从官场归来，准备“退而思过”的任兰生，而又终于在近代的汽笛声声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渐远的废墟

　　清末之后，洋务渐进，吴江的公路、铁路开始发展。但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路客运仍在吴江人的出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据《吴江年鉴》记载，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由上海裕青洪记轮局开行上海—同里班，吴江境内始有轮船航班。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全县有客轮70班。

　　相比而言，那时的摇客船（或称摇航船）就类似于现在的出租车。《吴江县志》记载，摇客船为无固定航线的载客船。船行到一地，船主常要在街上兜揽生意，故俗称跑街先生。摇客船流动性大，可以很方便地走村串户，弥补了航班船只能到镇不能入村的缺陷。

　　相较于水路的兴盛，吴江的公路、铁路起步较晚。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吴江始建苏嘉公路，此为吴江公路运输的开始。而在吴江人的记忆中也曾有过一段铁路运输的经历———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苏嘉铁路筑成通车，但运行不足八年便毁于日军之手。

　　当年的汽车站、火车站已在历史的风烟中湮没，如今连废墟都无从寻找，只能从仅存的老照片中去想像那些遗失的故有风貌。

　　宽广的前程

　　本世纪初，吴江逐渐由乡村向城市转变。

　　当然，这种转变仍是建立在吴江人的艰辛奋斗之中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江百姓的陆路出行依然艰难。当时全县仅有嘉苏王线和平南线两条公路，路面为碎砖石铺砌，其余的乡道村道则多为泥路。百姓出行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乡村道路建设也很缓慢，有“建国三十年，筑路三公里”（1958年八都公社自筑土路三公里）的说法。

　　改革开放后，“要致富，先修路”的观念让吴江各村、镇掀起了群众性筑路热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原来闭塞的村庄开始有了顺达的出村之路；原来泥泞的乡路铺上了柏油、水泥；原来仅有行人往来的“单行道”被拓宽加长，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高低起伏的铃声宣告着“车时代”的来临。经过了千百年漫长等待，吴江百姓终于迎来了“出门不用愁，开车到门口”的时代。

　　至本世纪初，吴江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如今，吴江纵向有苏震桃北段、227省道、苏嘉杭高速、苏同黎公路、南北快速干线等，横有松周公路、沪苏浙高速、318国道，这纵横交叉的一个个“井”字形构架，拉近了吴江与世界的距离，而与吴江民生息息相关的出行问题，也在近五年中得到了彻底解决。

　　回首过往，无论是住还是行，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吴江便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民生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