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记住的两位吴江南社社员

　　李海珉先生的《吴江与南社》一书有92名吴江籍南社、新南社社员的小传，实属不易！然吴江籍南社社员共有93名、新南社中新增加的也有36名。未有“小传”者尚有37名，尚待挖掘整理，沈天民、丁逢甲两位更是不该被忽略。

　　沈天民，据柳亚子《南社纪略》一书中的“南社名单”载：字觉人，江苏吴江人。这沈天民便是费孝通先生1916年到1920年在吴江县第一初等小学（俗称雷震殿小学）念书时的校长。费孝通先生1991年所写的《忆小学乡土教育》一文中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这位沈校长：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为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姓沈，名天民。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背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神情……

　　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乡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仍悠然在目，使我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将其日后的社会学成就归功于是受到沈天民的启发。

　　他（沈天民）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费老的这篇文章原载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的《往事重重》一书。后来，费老又以《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为题，将此文收入《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足见沈天民对费老的成长影响极大。

　　另一位丁逢甲（1864—约1929），字堃生，号壮者，吴江莘塔人。论年纪，他比陈去病、柳亚子这两位“南社”创始人都要大。他曾是王大觉（1897—1927）幼时在周庄沈氏义庄小学就读时的老师。日后，16岁的王大觉将其先人的著作辑刊《青箱集》，就曾请丁逢甲为之作序（序载《南社丛刻》20集）。王大觉本人的《风雨闭门斋诗稿》，丁逢甲作序一、沈昌直作序二、柳亚子作序三、凌昭懿作序四，从此排序中即可见此公之资格。

　　他是一位小说家。他写的24回小说《扫迷帚》原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的《绣像小说》第43号至第52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出的集纳性刊物《广益丛报》第四年第2期至第27期曾予转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商务印书馆曾将其印成单本发行。此公创作此小说时，还是吴江乡间的一名小学教师，他给《绣像小说》投稿，获得小说类征稿第五名，并得到三十元的报酬。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谈及《扫迷帚》，赞其“可说是晚清的一部最优秀最有着影响的启蒙运动的书”。

　　他积极倡导妇女教育。1915年5月5日，《妇女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丁逢甲（以“堃生”、“壮者”署名）的作品便频频在该杂志上刊载。他的《我所见之本地妇女生活现状》、《论婚制》等至今仍为一些论者经常引用。

　　有关丁逢甲的生平，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也有介绍。

　　不知何故，《吴江与南社》却将沈天民、丁逢甲这两位名气很大的吴江人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