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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一代报人公正不阿成舍我子 一心报国经济兴邦成思危
2020/11/1 0:39:06    作者:  韦曦 来源:  吴江通    【字 号:  】   点击量:1144

 

韦曦摄  

  北京朝阳区朝阳门外,是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国家各政界大楼的所在地。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办公楼也伫立其中。 

  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年过七旬的成思危先生。他身材高大,慈祥的面容中不失一位领导者的威严。7月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成思危却穿着一套藏青色西装、内配一件白色衬衫,还系着米色领带。

  与先前想象的不一样,成思危先生的办公室简单而整洁。约20平方米的地方被简单地分隔成办公厅和会客厅。书桌上、柜子里,满满地却又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报纸及文件。

  他微笑着招呼“客人”坐下,秘书给他搬来一把椅子,此时的他显得亲切和可敬。就这样,他与记者面对面地缓缓讲起了关于他父亲的往事。

  南社旧事

  “我父亲参加南社是在1917年,我还没出生呢。但是我在1990年到台湾,父亲病重探病的时候,陪他住在医院里,那个时候他跟我谈起了南社的一些事。”

  提及南社旧事,成思危很自然地谈到了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同光体”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你们可能大体知道。但我看到网上对这件事的描述,跟我父亲说的不太一样。

  “当时‘南社’有两派,一是柳亚子这派,另一派叫‘同光’派。这两派在诗的创作方向上有不同意见。但是从诗方面讲,这是两种不同的体裁,‘同光’派比较偏向宋诗。当时两派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一种诗的流派,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

  “我父亲,当时是《民国日报》的副刊主编。据他跟我讲,从政治角度,他不一定同意‘同光’派一些人的观点———因为从历史上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父亲是很明确地反帝反封建的,他两次差点被枪毙了。但是作为新闻记者,他有一条原则,就是要公正。所以当时在《民国日报》副刊上,两派的意见都得到公开发表。当时的论战,在《民国日报》上是很热闹的,并不像有些文章说的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因为论战本来就应该是两方的。我父亲作为主编,没有去压一方或帮一方,而是将两方的意见客观反映。当论战进行得非常激烈时,柳亚子发布一个公告,要把朱鸳雏(朱玺)驱逐出社,并要将此公告刊发在《民国日报》上。当时我父亲没同意,他认为,柳亚子作为一个社的主任怎么能随便开除社员呢?”

  谈到这,成思危沉思了良久。然后,他继续平静地讲述起来:

  “关于这段往事,现在有关南社的历史谈到的很少。有的人认为我父亲偏向朱鸳雏,但我父亲说,他不是这样的,他觉得关于诗的论战不能变成人间的恩怨。另外,从我父亲写的大部分的诗来看,他写过一些‘同光’派的,但总体上都是反映现实的。后来柳亚子也是觉察到自己对这件事的不妥处理,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这段公案,并表示了一种歉意。1949年,柳亚子离香港赴北京前,曾与我父亲会面,两人谈起当年的这段争执,不禁恍然失笑。我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也写过一篇回忆这段公案的文章,当时在香港发表了,他也是觉得自己当年少年气盛。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段公案,应该给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似乎在更正一些历史的误会,讲完这一切时,成老如释重负。随后,他递给记者一份台湾《新闻界三老兵》的复印件,以证明他讲述的内容在当年报刊上是有记录的。

  父亲与我

  父亲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成思危用“敬畏”来形容。成舍我对子女的要求很严,而作为唯一的儿子成思危,从小便倍受父亲的期待。

  成思危4岁时开始读唐诗,6岁时父亲给他讲解《资治通鉴》。12岁生日那天,当成思危兴致冲冲地拿着新买的笔记本让父亲题词时,成舍我更是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

  然而,表面上严厉的父亲,内心却是一个情感丰富、心思细致的人。只是很多时候,成舍我的爱是深沉而不外显的。1982年,当正在美国学习管理学的成思危写信告诉父亲,自己想读工商管理硕士,需要父亲支持生活费(虽然自己已获得免全部学费的奖学金)时,成舍我先生立即回信表示,虽然这笔钱对自己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为了支持儿子完成学业,一定会对儿子如数筹付。后来,当成舍我得知儿子在美国的住宿条件较差时,又去信劝儿子以身体健康为重,不必顾虑经济状况。

  最令成思危印象深刻和感动的是1990年的那件事。那年,92岁高龄的成舍我因病住院。整整一个月,成思危陪伴着父亲住在医院里。在结束探望的前一天晚上,成思危由于要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成舍我想到儿子即将离开,可能没有时间再去医院见自己了,第二天一早便要求护士陪他回家。当他赶回家却被告知成思危已去医院向他辞行时,又匆匆赶回医院。见到儿子时,成舍我老先生满头大汗。在《成舍我的四种精神》一文中,成思危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我不禁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他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我,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我的头。我想他心中已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成思危说,父亲还是中国社会中少有的“民主”型父亲。他对子女有“三不”政策: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我想,正因为他对子女的指向的尊重,使得他的5个子女都各有发展和成就。大姐成之凡旅居法国,在音乐、绘画、时装、建筑等艺术领域成就非凡,她先后3次竞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二姐成幼殊离休前是新中国的职业外交官,曾到联合国工作;大妹成嘉玲继承父业,目前是台湾世新大学校长;小妹成露茜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终身教授。子女的成就体现的是父亲对我们最深沉的爱。”

  爱国情结

  谈及自己的人生,成思危说,大半辈子也算是坎坎坷坷了,但所有的悲欢离合,无一不源于内心那个剪不断的爱国情结。

  出生于文学家庭的他,幼年自然少不了接受文学的熏陶。“我母亲是留法的,学习法国文学。我从小受文学的熏陶比较多,但至于后来学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成思危说,他从一个文学的家庭中走出来,却没有沿着父母的路向前走,后来学了工科,实在也“事出有因”。

  早在1948年,13岁的成思危随家人迁居香港,并进入香岛中学上学,那时,他内心已种下了日后回转大陆,建设新中国报效祖国的种子。在香岛中学,成思危接触到了一些左派的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那个中国正进行着巨大变化的年代,他目睹了旧中国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于是,他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并希望自己能亲身投入到新中国的变化中去。于是,16岁那年,在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动员下,成思危来到了广州,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政治理论。四个月后,他又到珠江水上的民船上工作。次年,成思危被广东省总工会选派,成为当时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的学生。后又转至华东化工学院,并于1956年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正当成思危在化工领域为祖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的时候,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重大打击。

  “当时最令我痛心的是,他们说我回来是另有用心,是特务。”成思危在接受著名媒体人杨澜访谈时,同样这样谈论他的这段经历。离开了家庭、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回来建设新中国的成思危,不得不因家庭背景的原因,被下放去烧锅炉。而当时,他已经是天津化工研究室的副主任了。然而,在这样的阴影下,成思危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下放期间,成思危不仅自学了四门外语,还学习了一本“锅炉学”。

  “文化大革命”给成思危带来了很多冤屈和挫折,他常常不愿作过多的回忆,但他想告诉世人的是,也是这场浩劫改变了他,并成就了今天的他。

  在那个年代,成思危时常感慨:中国科技虽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好的管理者,再好的科技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他渴求通过科技,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得国家的振兴,他在痛苦中不断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当时光流转到1981年时,改革开放中的祖国给了他机会,如同凤凰涅槃一般,47岁的成思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次上学,他去了美国,他要攻读工程管理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了他,之后,他在那刻苦学习了四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成思危印象中,父亲也是个爱国主义者。1977年,80岁的成舍我为自己题写了一首《八十自寿》诗: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训报先亲。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隔洋此日劳垂念,顽健差堪告故人。诗歌抒发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感慨,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太平统一的殷切希望。1979年,分离了近30年的父子在美国见面了,成舍我预言两岸和谈最多是十年内的事。

  “父亲的爱国情怀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是祖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还能做点事,感到很高兴。”成思危说。

  苏州印象

  今年4月,成思危曾应邀出席了“苏州2009年企业发展高峰论坛”。对于此番来到苏州,苏州留给他的印象,成思危说:“苏州这几年发展得很快,而且发展得很不错。”他认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和坐落在那里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体现着苏州地区对外开放的成果,苏州及周边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才能吸引世界级名校来此办学。它在教育改革上,也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成思危评价说。

  关于金融危机冲击下吴江产业经济的发展,成思危说:“不管是什么产业,在金融危机中都要注意保证现金流、调整战略和自己的产品结构。另外,还要寻找并购机会。”

  成思危表示,合适的时候,他可能会来吴江,他也很喜欢江南水乡的那种情调。临别,成思危还爽快地接受了记者的拍照请求,而且十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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