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镇黎里走出的共和国大使金伯雄

2006年11月3日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开幕。这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一些曾经在非洲工作过的退休大使，有幸受邀参加隆重的开幕式，其中有位已达75岁的古稀老人，就是从古镇黎里走出的共和国大使金伯雄。

金伯雄1932年7月5日出生在吴江市黎里镇。我们两家生活在一条弄堂，我家在弄底，他家在弄堂中间地段，即中心街黄祥泰弄6号，他与我哥同年龄，是在黎里小学读书时的同学。说起来我们还是远房亲戚。据我哥回忆，他们在黎里小学同班读书时，金伯雄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人正直乐于帮助别人。金伯雄的记忆力特别强，达到了过目不忘的境地，在班级中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初中结束后又是以年级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入苏州中学。1950年10月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正在苏州中学读书的金伯雄，作为一名爱国热血青年，义不容辞地报名参军。到军事干部学校报到后，被分配到当时由外交部管辖的北京外语学校去学习外语知识同时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经过三年半紧张的外语学习后，1954年8月他被选调到外交部情报司去工作，从此投身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赴叙利亚开始外交生涯

1956年8月12日，金伯雄接到上级通知，调到驻叙利亚使馆工作，这两年中他是科里第一批奉调岀国的。到驻叙利亚使馆临时办公室后，金伯雄被任命为临时办公室秘书，每天负责收发文件，接听电话之类的工作。岀国前几个月的机要秘书工作，让他增长了使馆日程工作安排、对外联络等方面的经验和见识。

由于叙利亚同英法等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因而驻叙利亚使馆成员放弃了从香港取道线路，决定走北路，经莫斯科和布拉格，然后到贝鲁特，再由陆路去大马士革，绕个大圈。1956年12月4日清晨，首批十二人从北京西郊机场乘苏联民航的伊尔-12启程。这种飞机很小，航程短，飞得低，所以受气流的影响很大，又赶上西伯利亚的寒流袭来，气候十分恶劣，飞机就像小船在海上航行，忽上忽下。所以一路飞，一路停，经过一路的颠簸折腾，当初兴奋的情绪和新鲜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后，他们又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转机贝鲁特。原以为几小时就可以到达贝鲁特，哪知道第一站到了希腊的雅典就停飞了，要在雅典过夜。而且空乘人员只招呼其他旅客进城住旅馆休息，却要将中国使馆人员留在机场大厅里过夜，理由是两国没有建交。经过一番交涉，机场同意外交官和女士去旅馆休息，其他人只得在机场大厅里坐了一夜。第二天飞到贝鲁特，再从陆地转汽车直奔目的地大马士革，路上一共走了九天。

大使馆正式成立后，使馆工作如何开展，大多数人都没有经验。在发大使到任通知照会时，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当时使馆觉得这是重要的公文，特地派金伯雄亲自送到每一个使馆，还要对方当场签收。有些使馆都很忙碌，他等了好半天才岀来一位外交官签收这份照会，所以送达十几个使馆几乎花掉一天的时间。后来看到别的使馆从邮局送来这种到任照会时，大家不禁哑然失笑。

考察阿尔及利亚

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国家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时期。我国领导人已经敏锐地感到正在变化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我国外交的重要舞台。1961年6月金伯雄夫妇从叙利亚应召回国，到亚非司报到。司里专员施谷（原驻叙利亚使馆的参赞）通知说，有一项比较急的工作要他去做，即参与编写一本《非洲概况》，以供领导人和访问非洲的代表团参考。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4月27日同一些非洲外宾谈话时提出来的。外交部的任务是负责编写英美法三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关系，以及外交部当前的对非政策。金伯雄和其他两位同事参阅了大量资料，最终写成一万多字的长文。

1963年10月，我国首次派出一个由经济工业部、有关厂工程技术专家等组成的经济技术考察组访问阿尔及利亚，目的是为两国今后的经济合作项目提供参考。考察组需要一名法语翻译，问题就转到亚非司。而当时外交部法语翻译也很缺乏。司领导知道金伯雄除了在北京外语学校学过英语外，还在平时外交工作实践中刻苦自学了法语及斯瓦希里语（是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国地区同种语言），相信他完全能胜任法语翻译工作，所以直接把他的名字报上去。到了外交部干部司审批时，主管的人在查阅他的档案后，打电话来提出质疑“金伯雄是英文干部，你们是否搞错了。”尴尬的是，这个电话正巧是金伯雄接的，他只得说，“你等一下让处长来给你说吧。”

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我国重点做工作的非洲国家之一，中国在阿尔及利亚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在政治上、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对于他们的正义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1962年10月由上海派出的援阿医疗队到达阿尔及利亚的赛伊达，成为中国派往非洲的第一支医疗队，这个问题在援非工作中是一个创举，深受非洲国家人民的欢迎，影响很好。

作为考察组法文翻译，金伯雄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他们来到这个刚独立一个年头的新国家时，数十万法国移民撤走，带走了物资和人才，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农场荒废……对方只能提供一本阿工业情况简要介绍的资料。在考察阿尔及利亚东北地区的盖勒马时，考察期间发现一个不小的高岭土矿，搞陶瓷厂的原料不成问题。考察组人员在考察过程中遇到一些老战士时，他们不会说法语就竖起大拇指，以表示感谢中国的支持。次年1月中旬考察组结束回国后写岀考察报告。1971年我国援建的生产日用陶瓷的盖勒马陶瓷厂建成，年产3000吨（1000万件）日用陶瓷，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考察组在阿尔及利亚考察期间，正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十国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是其第二站，先遣人员是外交部亚非司王雨田司长。王司长知道金伯雄正随考察组在阿尔及利亚，特地派车接他到使馆，叫他一起参加陪同。中方在大使官邸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本·贝拉总统等阿方贵宾亲临到场，金伯雄作为法语译员一起参加了那次隆重而热烈的活动。

见证坦中友谊

1964年1月底，金伯雄从阿尔及利亚回国不久，又接到任务陪送一位专家前往桑给巴尔。桑给巴尔原是一个岛国，除本岛外还有奔巴岛以及附近一些小岛。桑给巴尔岛盛产香料丁香，被誉为丁香之岛。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宣告成立，分别取了两个国名的第一个音节，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国正式宣布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大使馆设立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金伯雄在那里整整干了七个春秋。

这期间，我国与坦桑尼亚开展了许多项目的合作，并在派遣医疗队、纺织厂建设、水利勘测、航运合作等方面提供支持。其中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最初提出，修建一条通向赞比亚的铁路，连接赞比亚和南部非洲，打开南向的岀口，有利于开发其东南腹地，发展经济。这条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是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人民的生命线，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还具有军事和政治上的意义。坦赞铁路全长约1860公里，1968年5月开始勘探设计，1970年10月以后是全线开工阶段，那里不仅有办公大楼、招待所、车库、加油站等工作和生活设施，还有一个数十张病床位的医院。到1976年7月正式竣工，整整十年时间内，我国先后派出五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同坦桑尼亚、赞比亚十多万职工一起参与建设，在这铁路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四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百五十七名坦赞工人献出了宝宝的生命。金伯雄作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加强两国交流合作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对于中国来说，1971年、1972年可以说是建交之年。1971年建交的国家有15个，1972年有16个，我国同卢旺达、黎巴嫩、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建交过程中，金伯雄与驻坦桑尼亚使馆的同事们都作岀了很大的努力。当时非洲的南非、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属三大华侨（华人）聚居地，大约有三千多人，以经商为主，小商小贩很多，搞进出口的、开工厂和办农场的等等，来自台湾的新华侨也不少。这些华侨中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也有不同的地域观念和不同的经济利益，所以相互之间常有矛盾。开始这些华侨同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总是保持距离，几次接触后渐渐拉近了距离。可是广东方言却是一个障碍，那时能讲普通话的人不多。1973年，马达加斯加的塔马塔夫华人聚居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三十多家贫苦华侨无家可归，中国大使馆特地从坦桑尼亚带了一位能讲广东方言的援外人员充当翻译，到灾区了解灾情，经过查访，向国内建议给予救助，后来我国红十字会捐赠2万美元的救济金，表示祖国对海外受灾侨胞的关怀，使当地侨民对新中国了解进一步加深，得到当地侨界社团组织很高的评价。

坦桑尼亚当时是非洲各民族解放组织的重要活动中心。支援正在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是我国的既定政策，接触交往加强友谊了解情况向国内提供建议等，成了我国驻坦桑使馆的一项重要工作，金伯雄和使馆的同事们与当时各个民族解放组织都保持着接触和联系。他们的通常做法是以礼相待，多听少说。从1964年到1978年期间，他曾在坦桑尼亚度过了十余年的外交生涯（文革期间曾短暂回国），见证了坦桑尼亚的变迁。

出使乌干达

1984年年中，金伯雄岀任驻乌干达大使。乌干达是东非的一个小国，1962年独立，首都坎帕拉是个山城，中国使馆就建在其中一个叫“科洛洛”的山上。1985年4月初金伯雄到任，向总统奧博特递交国书。1985年7月27日，陆军司令奥凯洛发动兵变。中国驻乌干达使馆附近有许多军政要员的住宅区，所以也成了政变争夺战的地方。双方交火时，枪弹和炮弹不断打到使馆的房上和院子里。使馆人员在撤离到山坡下的安全地点途中，正当金伯雄走下院里台阶时，一声巨响带着冲击波把他冲倒在台阶上。躲避在附近的黑人清洁工急忙过来救护，以为他受伤倒地了，但幸好是有惊无险。不到二十四小时，政府军全部崩溃，奥博特政权被推翻，奥凯洛登上了元首宝座，成立了军政府。

但奥凯洛也不是治国之才，国家的经济状况毫无起色，政治局势依然动荡。穆塞韦尼及其领导的乌全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在此期间趁势发展扩大，逐步向首都坎帕拉进逼。1986年1月23日，就在这非常紧张的局势里，我国的两名外交信使正好岀差到坎帕拉，以金伯雄为首的大使馆人员连夜研究如何让他们安全撤离到肯尼亚内罗毕去。次日清晨，大家被远处闷雷般的大炮声惊醒，我们的信使在撤离路上是否安全？新的忧虑不断产生，为此金伯雄派使馆政务参赞亲自去探路，路上情况令人鼓舞，早饭后按计划由四辆车护送信使安全撤离。

1986年1月29日，穆塞韦尼岀任总统，组成了新的政府。新政府上台后，首先是要安定社会秩序、恢复交通。那时乌干达全国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中国援建的公路工程是重要希望。穆塞韦尼曾为此事特地召见了金伯雄。他开门见山地说：“修公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听说你们在施工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我们做点啥，也请你们提出来，以便协助解决困难。”当金伯雄告诉他，困难主要是治安和建材运输问题，来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偏僻无人区，那里盗匪为患，安全没有保障。穆塞韦尼当即表示乌方可以派武装警卫负责保护，并请同当地某个军事单位联系。几天后作岀妥善安排，困扰很久的问题顺利地解决了。

1988年3月，金伯雄完成了三年的任期后，接到国内调令，赴尼日利亚担任大使。在临行前，他按外交惯例向穆塞韦尼总统告辞时，向他表示敬意，并对他执政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予以祝贺。穆塞韦尼总统除了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外，还对他在乌干达的工作予以赞扬，并请他转达对我国家领导人的问候。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乌干达是很有潜力的国家，需要的是国家能稳定下来搞发展。这不仅是乌干达的愿望，也是其他非洲国家需要的。

出使尼日利亚

离开坎帕拉之前，金伯雄在辞行拜会时，特意向尼日利亚的大使请教，问了许多关于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社会风土人情方面的问题。对方倒是很热情直率，说了不少有关尼日利亚的如“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情况，并提醒他处事要小心等等。1988年6月初，金伯雄赶往尼日利亚拉各斯赴任。

外交官在驻在国应该广交朋友，以便同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了解当地情况，介绍和宣传我国的内外政策，这是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渠道。                 

1988年7月15日，金伯雄向尼日利亚总统巴班吉达递交国书

金伯雄递交国书后，即对在任的军政要员进行例行的拜会活动，还专程前往农场拜会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农场主奧巴桑乔，从战乱阴霾中看到了一点曙光。果然经过多年的动乱之后，1999年奧巴桑乔当选为为第四届共和国总统，长达十五年的军人统治宣告结束，终于实现了“还政于民”。人们期待着国家的经济重新恢复活力，走上振兴的道路。

1991年，金伯雄与奥巴桑乔交谈

1992年5月，金伯雄在尼日利亚四年的大使任期届满，奉命回国离开非洲。他在几十年非洲工作的岁月里，时常有这样一种深沉的感觉：非洲人民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是其他任何一个大洲的人民比不上的。当他看到非洲人民从觉醒到自力自强，得到了新生，一个和谐、公正、共同发展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里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届外交使节的无私奉献，不禁感到由衷的自豪。

1994年退休后的金伯雄曾任外交部外交笔会的副会长和顾问。当他回忆起三十多年在非洲这块热土上的外交生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耳闻目睹那里发生的许多令人兴奋，有时也使人沮丧的大小事件，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正如他在《我的非洲岁月》一书中说到的：“我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主要是在同非洲国家打交道中度过的。非洲对我来说，再也不是遥远而神秘的大陆，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