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朝鲜与浙江的直线距离有1000多公里。浙江省档案馆大量的文件、照片和资料表明，尽管战场遥远，但作为后方，浙江依然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1952年2月，志愿军代表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离杭时的欢送场面

布水雷 阻挡敌舰登陆

省档案馆的资料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1953年2月底，华东海军水雷班班长唐兆贤（浙江兰溪人）接到密令，和其他16名海军战友一起奔赴朝鲜。他坐在苏式的嘎斯车里，在刚刚被飞机炸毁的道路上颠簸。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从中学直接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一直在为抗美援朝做准备，历经3年，终于来到目的地。

为了掩饰身份，唐兆贤和战友们分散各自住进了朝鲜老百姓的家中。

准备已久的那个夜晚终于来临。4月10日，太阳落山后，清川江江面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唐兆贤和战友们乘着4艘小木船（躲开飞机和雷达监控），悄悄驶向清川江江口。趁着敌军巡逻舰的当口，他们仅花了一个小时就在预定水域布设了90枚中小型水雷。

顺利完成任务后，便准备撤离战场。4月12日深夜，敌机突然空袭志愿军住所附近。唐兆贤惊醒后连忙穿上绒衣绒裤。房子的墙倒了，压在了他的身上。

伤势不重。他连忙爬起来，冲出屋外。外面一片火海。他躲进了不远处的窑洞，逃过一劫。

第二天，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多了500多个弹坑，密密麻麻。队伍中的水雷技术保障员不幸牺牲，还有8人受伤。

4月28日，几艘敌舰在清川江江口试探性登陆。其中一艘触雷沉没。敌军从此放弃了清川江登陆企图。

仇美 鄙美 蔑美

唐兆贤只是数以万计的赴朝奋战的浙江儿女之一。浙江，虽然作为战争后方，依然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战争刚刚爆发，浙江就成立了浙江省抗美援朝分会，领导浙江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1月，浙江省抗美援朝分会理事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响应总会号召，发起慰问中朝部队，救济朝鲜难民的决议》。4月，又开展了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与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宣言上的签名活动，全省有1478万人签名。

各级党委部署开展时事学习。半年多内，全省至少70%的人口受到了抗美援朝时事政治教育。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在省委的部署下，全省范围内还展开了一场控诉美国侵略罪行、肃清美国影响的活动。通过宣传、教育、开会、示威等方式，清除亲美、崇美和恐美的心理，树立仇美、鄙美和蔑美的精神，坚定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的信念。

1950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在“于子三广场”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控诉美、蒋特务残杀浙大前校务长费巩教授和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罪行。大会选举成立了由校长马寅初等39人组成的浙

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领导浙大抗美援朝运动。此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

1950年12月，时值一二·九运动15周年，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1.5万在人民大会堂广场举行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此后连续3天，浙江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院前身）和杭州高级中学等18所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组织了漫画队、歌唱队和访问队等，深入大街小巷进行宣传。

此外，在全省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工人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仅杭州市就有5万人参加。全省参加示威游行的妇女总数达167万。

100多万浙江人报名参军

省档案馆资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战争期间，浙江全省有100多万人报名参军，热情高涨。但因名额有限，最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去了朝鲜。

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务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浙江省至少有4.8万名青年学生报考军事干校。唐兆贤就是那时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

关于朝鲜战场上浙江籍烈士的公开记载并不多。浙江省档案馆里有一份全省各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烈士的名单，弥足珍贵。名单显示，烈士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些生命直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名字，没有照片，没有故事。

翻阅历史资料，在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1953年8月8日《浙江日报》中，找到了两则军属的故事：

奉化县江口区周沈村军属毛珍珠送自己的丈夫王阿宏参军时对丈夫说：“你到前方要勇敢地杀敌人，家里的事情我一人担当。我等着你胜利回来。”丈夫参军后毛珍珠就参加了互助组积极生产；抗旱时她带头组织妇女挖沟车水，并组织了农忙托儿所，使有孩子的妇女能够安心参加生产；农闲时她又组织妇女打草鞋、打麻筋；结果当选为奉化县二等劳动模范。

桐庐县三联乡七村烈属高江潮亲自送两个儿子参了军，并一再嘱咐儿子：“到前方要好好打仗，保卫胜利果实。”当一个儿子为保卫祖国而壮烈牺牲后，他沉痛而坚定地说：“为了祖国牺牲是光荣的。”以后，他在各种工作中更加积极，被选为互助组的副组长，领导全组积极生产。组员有困难，他就把自己的余粮拿出来帮助解决。结果当选为桐庐县一等烈属模范。

除了青年学生和志愿军，浙江全省还有750多名医务工作者、铁路员工和汽车司机等奔赴战场，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涌现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

爱国增产捐献居全国之首

1951年10月，临浦农民卖余粮捐献飞机大炮

浙江全省还掀起了持续的爱国增产捐献运动。

1950年11月11日，杭州市工商界率先签订《爱国公约》，表示愿意贡献一切力量支持抗美援朝，认清敌友，坚定爱国立场，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活动等。全省其他地方也紧随其后。

1951年6月15日，省和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与抗美援朝分会召开联系会议，研究开展爱国增产捐献运动。此后，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继续组织制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等爱国活动。

工商界还积极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杭州新华印刷厂一位排字工人在完全没有错漏的情况下，每小时撮字1825个字，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浙江麻纺织厂的产量和质量都创造了全国麻纺织生产的最高纪录。

杭州工人响应总工会提出的捐献“杭州工人号”飞机的口号，原计划半年内完成一架飞机的捐献。但通过组织劳动竞赛、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料、消除浪费、增加收入等措施，最终决定捐献3架半战斗机。

至1952年11月统计，全省人民爱国增产捐献的款项共达3390万余元，可买战斗机226架，居全国各地捐献数之首。

省档案馆资料还记载，许多农业生产互助组、妇女组织、少年儿童组织集体提出保证：“不让军属有困难”、“不使军属缺水吃，不使军属缺柴烧”等行动口号。富阳县龙门镇六村畈徐柏顺互助组，1952年为军属代耕的五亩四分田，每亩收燥谷九百二十三斤，比一般农民每亩田地的产量高出一成以上。杭州女子中学、杭州市中城区第一小学等学校的小朋友经常给志愿军写信、寄照片，把志愿军看成和自己的亲人一样。

1952年冬，临安县城关镇完全小学黄淑清及在其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队员蔡金英、陈爱珍、李长浩等组织了十三个校外儿童成立了一个小队，进行慰问烈、军属工作，帮助军属宋老奶奶、马老奶奶拔猪菜、扫地、提水、写信给前方的儿子，有时还演戏给烈、军属看，因而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广播事业管理局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奖状。

省档案馆的这些关于浙江抗美援朝运动的资料弥足珍贵。几十年后重读这些，可以唤回我们对那个时代和那场战争的记忆，年轻人也会有更直观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