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9/18 3:02:05
作者:
马常宏
来源:
吴江通
【字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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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庆节中，随“松陵今昔漫聊群”的朋友一起，前往太湖边菀坪诚心村，探寻一根民国年间竖的界桩，因它是历史上见证太湖围垦的仅存实物体。因而这次是怀着一种虔诚的敬意，去追寻那桩的前世今生。
在距堤约50米，一根柱子孤傲而倔强地佇立在一堆草丛中。相机变焦到最近处，桩上面“一七六”三字清晰可辨。为了看清桩上的其他文字，我们绕道直奔干涸湖底，踩着泥泞的小道，跨过几段险处，终于抵达那根久闻其名的界桩脚下。
界桩距地高约2.8米，去角呈方形，边长约28厘米，桩为青石子钢筋混凝土浇铸，桩的上部四个面上都有凹字显现，分别是：江苏省政府立 二十六年、湖界、江苏省政府立 二十六年、一七六。望着这根斑驳的、近80年历史的“湖界”桩，大家无言以对，我们只能从史海中去寻找它的来由。
“湖界”桩的出现，先要从太湖围垦、拆围说起。
浩瀚太湖3.6万顷，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湖水主要来自浙江天目山的苕溪和江苏宜溧山地北麓的荆溪的水流，以及湖州江苏等周边地区的众多溇港，汇集成了太湖。古时候，太湖的下泄出水口在菀坪浪打穿至松陵瓜泾口一带，“唐代以前，南起浪打穿北至瓜泾口的太湖水域，都是松江上源”（《苏州山水志》）。直到唐宋以后，出水口“逐渐北移，以吴江长桥为要口，元明清间长桥淤浅，乃以瓜泾口为上源。”（《吴江县志》）。此时太湖水由松江、娄江和东江分泄入海，合称三江。后来，娄江、东江淤废，最为宽阔的松江，承担着太湖的下泄主要通道，维持了很长一般时间。当然，对于太湖泄水，吴地还有着“吴江十八港”、“震泽七十二港”之说。
在泄洪过程中，作为太湖流域的一个地名，“浪打穿”是一个被多部史志、书籍提及的地方，浪打穿以风高浪急而著称。据讲浪打穿的来由，一说是太湖惊涛拍岸打穿岸石，难于围垦；另一说是芦苇丛生一望无际，唯有浪头急骤打压芦苇时方可看到远方天际。总之，浪打穿在菀坪、在东太湖，都是一个标杆型的地名。尤其它在太湖300多年来的围湖禁垦中，受到的关注度，远比其他地名来得更广泛。
在唐代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建宝带桥”，从一片白水中初步沟通了松陵镇至苏州的驿道，后人称之为吴江塘路。后至北宋天圣元年（1023）、庆历二年（1042）和庆历八年（1048）断续施工26年，其间，北宋庆历七年（1047），吴江知县李问和县尉王庭坚募钱百万又兴建了垂虹桥。还建“吴江堤”，修“至正石塘”。把松陵以南达王江泾的塘路联成为太湖东面、南面的环湖堤，自此古湖堤全线贯通。
这条古湖堤形成后，虽然便利了交通往来，但也加快了堤湖之间的沙泥沉积、淤积成陆，太湖边滩陆地逐步向湖面推进。北宋郏亶的《水利书》中称：“长桥，正太湖东岸泄水下吴松江入海第一要害处，筑堤建桥，虽为挽路之利，而下流浅狭，潮沙壅积，病实基于此”。可见，这些塘路、大堤、桥梁的建成，为以后的围湖造田打下了前期基础。
到了明末，吴江东太湖浪打穿，为原来的一片沼泽地出现了成片芦荡草埂，纵横数十里。清康熙（1662—1722）年间即有人垦殖，有的已成稻田，有的种植芦茭，只是当时围垦者极少。1713年，又有势豪禁止农民罱泥撩草，以图湖滩浮涨地加速淤积。吴江知县徐祖望在县衙前立永禁占水碑，禁垦草埂（今菀坪一带），这次立碑，开创了太湖流域首次立碑禁垦湖田的先例。
同治、光绪年间，河南省光山、罗山一带农民，因避天灾兵祸，携家带眷，一副箩筐下江南谋生。先落脚安徽广德、浙江长兴、安吉及江苏溧阳等地，后结伙向东太湖地区发展。有的种几亩租田，有的帮工，有的帮人放鸭鹅，也有的捕鱼为生。光绪十七年（1891）乡民沈庆余首先在太湖滩涂上围湖造田，圩名足字圩（今戗港村），翌年又围室字圩（亦今戗港村）。两次围湖，当年受益，影响后世。于是外来客民呼亲唤友成群结队前来围湖。周围之风由西向东逐渐扩展开来。当时菀坪全境共有大小圩70多个，全境滩涂围垦殆尽，私围湖田达千余亩。面对这样汹涌的围田，光绪二十八年（1902）震泽知县夏辅成准许围平沙草埂湖田，浪打穿一带遂围垦殆尽，仅存海沿漕、直渎港、水落港等几条河道。
由于湖田投资少，收益高，占垦业户多隐匿不报，逃避税赋，而且有的影响到湖水的通泄。因此，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关注，并设立了“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专门成立“太湖湖田清理处”，负责此项工作。
直至民国24年，菀坪一带反反复复的禁围、拆围，折腾了好多年。其中民国3年（1914年）陆声扬、胡定邦等在浪打穿私筑圩围4个，县知事丁祖荫奉谕查明禁止，在浪打穿立“永禁占水碑”，严禁在浪打穿一带围湖造田。但没有具体拆围，以致永禁占水碑形同虚设。到民国7年5月17日，县知事李世由雇工200余人，才将那4个圩围以及周边的诸多围岸一律铲除，并立碑禁垦湖田。民国23年，适逢大旱，东太湖几近干涸，造成了客民们大量涌入，竞相围垦。并出现了如共成、民生、开南、松陵等公司性质的团体组织，被围圩数共有大小150多个，湖田面积达8.5万亩。这些围田面积之广、圩埂之坚、工程之速，绝非以前一般农民围垦可比，更何况这些围垦侵占湖心，妨碍水道，对水利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民国《吴江县政》有所记录：“太湖东部，地势较低，为宣泄要隘，乃以水势下冲，日久淤塞，一遇天旱，辄成干涸，嗜利之徒，从而围筑，占湖为田，竟垦之风，于兹以起。”“遂致太湖东岸，汪洋变为陆地，与水争地，言之痛心！”
东太湖围垦的出现，导致了太湖水下泄不畅，严重地阻碍了农业发展和水流平衡的规律。“自东太湖大部分围筑成田后，每遇霪雨，则上游嘉湖等处，积水难退。一逢亢旱，则下游江吴昆青诸地，悉成干涸。水旱频仍，影响农田，殃害产物。曷可胜举，要皆圩围堵塞，蓄泄不畅，有以形成，长此以往，非特全部咽喉，被其阻塞，且恐整个太湖，亦将填成大陆，后患殊属堪虑”（民国《吴江县政》）。所以说，清理整治圩围，竖立界桩，保证蓄泄畅通，成了上世纪30年代吴江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由于围垦太湖涉面广泛，情况复杂，年久事多，禁围事务时断时续。到民国24年，在制止乏力的情况下，县长徐幼川报请江苏省政府裁处，省政府责成财政、建设二厅，会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苏州区清理湖田办事处，逐圩查勘，确定湖面界线。6月1日，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派代表金家凤（前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委员）、副工程师刘衷炜、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曦、吴县县长吴企云、吴江县长徐幼川、贾某（太湖测量队分队长）、郑福（吴江公安局局长）、董载泰（吴县政府科长）及地方人士张一鹏、金天翮、孔宪高等人，会同入湖勘察围田，“经查，各圩围田均宽广千百亩———大规模围田横截东太湖水流，不仅影响横泾及吴江滨湖一带农田水利，而且太湖之水与下游因而隔绝，吴淞和娄江之水源遭阻塞，其后患无穷”（《吴江水利志》）。江苏省政府为制止围垦太湖，遂决定强制拆圩。
7月，派出测量队沿湖各处地形及湖内浅滩、湖底水深，并按泄洪排涝与生产垦殖双方兼顾的原则，规划湖界，划分垦区，确定行洪路线和行洪道断面设计标准。然后，徐幼川征工1.4万名，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吴江境内东太湖开掘缺口700多处，拆围恢复水面20950余亩。当然，拆围不是件易事，曾经历了“会勘”、“调查”、民众“请愿”、政府“解释”、“督拆”等事项。在《江苏省制止围垦太湖湖田办法大纲》的指导下，拆围工作有了新的具体标准（如规定拆除民国17年8月后私垦的湖田），所以较为顺利。《大纲》规定“凡查明未经核准承领之私垦田荡，无论已围未围，应将垦户拘办，勒令限期拆除围埂，铲除种植物，恢复原状，永禁占垦”。“以后如查出仍有私围情事，除照第二条办理外，县长及该管区长均予以相当处分”。
为配合《大纲》的实施，根据前期勘察围田的情形，民国26年2月，省政府商请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拟定东太湖界线，以定浚垦范围。4月1日，江苏省江南水利工程处成立东太湖界桩工程队，以省政府确定的东太湖水面为界线，植立钢筋混凝土界桩244根，界桩有6米之高，分别置于吴县、吴江湖面明显地点，分清围垦责任，并在松陵、八坼、南厍、越溪立东太湖界线图石碑4处。吴江境内界线与今天现存的防洪大堤走向基本一致。界桩以太湖为中心，桩内为湖，永禁围垦，桩外为田，发给执业单。有了执业单，也便于收缴农田税赋。在菀坪沿湖边共打下了界桩19根。为此，江苏省政府在民国26年2月特颁发《布告》，“在此界线以内，一律不准围垦及种植茭草芦苇，以保存储水面积一节，所定界址，亦尚适当，应准照办。嗣后不得再有越线私围植草情事发生，以重水政。倘有故违，定予严重破坏，切切此布。”
现在诚心村草港口外的这一根，编号为176号。其余的界桩，在日后的动乱岁月中，有的被拆除，有的自然倒塌，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一根小小湖桩，屹立到现在也有76年的历史。它所承担的责任，在当年可以说是重如磐石。在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疏浚太湖，禁垦围田，都是一项浩繁、复杂甚至是拉锯战的工程。但是每一次改良，都对太湖流域作出了贡献。
如果从吴江在1713年首次立“永禁占水碑”算起，迄今正好是300年。从碑到桩，再到今天的东太湖整治，不难看出300年来吴江人民对身边东太湖的情深依恋和梳妆打扮，但愿这根在历史眷顾下留给我们的唯一佐证，能叙述着东太湖的历历往事。
善待此桩，愿它有一个好的归处。
（注：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