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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历史上文人结社形势考略(中)
2019/8/5 0:17:05    作者:  冯月根 来源:  吴江通    【字 号:  】   点击量:1201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江南士子积极参与结社组织,揣摩时文,精研八股,以谋取科举功名。而吴江结社之风尤盛,成为江南社团活动高地,也是吴江地域文化一大特色。

  陈去病《吴节士传》也云:

  吴节士赤民先生者,吴江之澜溪人也,讳炎,字赤溟,又字如晦。以遭逢鼎革,系心故国,不忍背弃,故更号赤民云。少承家学,为归安诸生,有声于时。未几国变,乃遁迹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则与其伯叔昆季为逃之盟于溪上,一时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闻声相应,而来者数十百人,盖彬彬乎亦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遗风焉。

  当时这类诗社遍布于江南各地,尤其盛行于江浙吴会间。虽为诗社形式,其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抗清力量,或非正式的隐秘抗清组织。一旦政治气候适宜,它们就极有可能转变成公开的有组织的抗清武装力量。由于吴江位处江浙交界地带,是当时东南舟车都会之地,极便各地人士结集,亦更盛于其它地方。

  民国《垂虹识小录》记载:

  晚明结社之风甚盛,吾邑有惊隐诗社,出四方高蹈能文之士,一时云集如顾、归、潘、顾、戴、王、钱等均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社集在唐湖北渚古风庄,颇有烟水竹木之胜,不啻避秦之桃花源也。其后庄史事发社遂辍。

  惊隐诗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人物是叶继武和戴笠(字耘野)《高蹈先生传》(载于清凌淦〈松陵文录〉卷十七):

  叶继武字桓奏,九江大使仲宾之九世孙,经魁叙之之孙,廪生鼎新之次子也。少博学能文,年十九补归安弟子员。为人慷慨有大节,轻财好施,笃于友谊,事母尤以孝闻。世居分湖,后弃举子业,隐居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盛,因与吴兴沈祖孝、范风仁,同邑吴宗潜、潘柽章等举逃社,为岁寒交,一时三吴高士莫不指唐湖为武陵、柴桑焉。四方宾至无虚日,继武倾赀结纳,人皆以孟尝君称之。已而同社中有罹横祸者,继武为之抚膺流涕,于是杜门谢客,自号为“懒道人”,栽桃种菊,著书自娱,卒年五十有九。同人私谥为高蹈先生。著有《南山堂稿》、《壬子懒余草》,未刻行世。

  沈彤《震泽县志》卷三十八《旧事》载:

  太湖叶桓奏,鼎革后隐居湖北渚古风庄,与严墓东篱兄弟并为惊隐诗社领袖。时同社之来唐湖,岁率数至,至必宾主联吟,为望海潮词,先后凡百篇,后稿本散失,其孙士春叙其存者,自庚寅(1650)初夏至甲午(1654)仲秋得十七者,附载《南山堂遗稿》中,此亦唐湖一旧闻也。

  参加惊隐诗社的人员,至今姓名可考者有48人。其中与顾炎武有较密切关系的,有归庄、陈济生(字皇士,顾炎武的二姐夫)、潘柽章(字圣木,一字力田,16261663)、吴炎(字赤溟,?—1663)、钱肃润(字季霖)、戴笠(字耘野)、王锡阐(号晓庵,16281682)、王礽(字云顽)、朱明德(字不远)、朱鹤龄(字长孺,16081683)、顾有孝(字茂伦)等人。

  惊隐诗社的活动,始于顺治七年(1650),至康熙二年(1663),其社中骨干潘柽章、吴炎两人,因受湖州南浔镇庄廷鑨《明史》案牵连为清朝当局所杀。

  《平望续志》云:

  吴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柽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永历十七年),同以南浔庄氏史狱株连,逮系虎林军营,是岁五月五日吴、潘俱磔于杭弼教坊,同死者七十余人,遣戍者百余人。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有‘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莫不流涕。后力田弟耒官翰林时,尝白炎冤于朝,始得昭雪。

  吴宗潜也因与闵声批选唐诗所编《岭云集》牵连下狱,惊隐诗社遭此变故,遂于无形中解散,江南士人结社之余风由此而绝。

  严迪昌《清诗史》指出:

  吴、潘之遭极刑,“逃社”亦随之涣散,吴中劲节之气严遭摧折,遗民诗风转入低沉,悲慨心音渐为淡化。极盛百年的吴门人文在康熙年间出现断谷现象,或者说进入了另一种组合结构,吴、潘之死及“惊隐”解体,实为转折点。

  慎交社 明末结社之风至清初风行一时。清顺治六年(1649)吴郡成立“慎交”、“同声”两社。慎交社在吴江,同声社在昆山。此两社都与松江的“几社”一脉相传。松江陈子龙殉难以后,“几社”群龙无首,社事逐渐削弱,其势力也转移到苏州,由于各立门户的缘故“慎交”、“同声”两社势同水火。同声社,为章在兹、叶方霭所创办。沈彤《震泽志》有云:

  时昆山叶文敏方霭先倡同声社,吾邑周求卓爰访董方南暗附之,遂各立门户,相为水火,垂二十年而后已,其始事盖在甲午、乙未(顺治十一、十二年,一六五四—一六五五)也。

  (注:杜登春《社事始末》是顺治六年乙丑之冬即1649,与沈氏甲午、乙未有出入)

  而吴兆骞、尤侗、计东、顾贞观都是“慎交社”的重要人物。顺治十年(1653),在钱谦益的授意下,吴梅村出面为“两社”士子讲和,合九郡之人才齐聚虎丘广场,从而组织了盛况空前的结社活动。在虎丘大会上吴兆骞与诗人吴梅村即席唱和,“吴梅村嗟叹,以为弗及。”一时吴下英俊,都以结识吴兆骞为荣。吴梅村更与宾客言:“江左三凤凰,阳羡有陈生,云间有彭郎,松陵吴兆骞,才若云锦翔。”从而奠定了吴兆骞在江南士林中的地位。沈彤《震泽志》云:“慎交社创于郡中宋既庭实颖,而吾邑之在社者则吴弘人兄弟为之冠。”

  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夏,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咸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练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汸、武功檠,西陵陆丽京圻,同邑计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澐,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可知,慎交社创立者为邑人吴兆骞(汉槎),及其长兄吴兆宽、次兄兆夏。同邑入社者有计东、顾有孝、赵澐等人。一时江南俊彦,多有参与。

  红梨诗社 清道光十年(1830)春,陈希恕等在盛泽圆明寺附近的西庵创立红梨诗社,推荐周梦台(字叔斗)为社长,其社员有周梦台、唐寿萼、冯泰、陈希恕、张宝璇、张沅、仲湘、沈彤、贾敦临、张宝钟、史致充、金钟秀、沈汉金、沈曰寿、沈曰富、沈曰康、陈应元、杨秉桂、翁雒、金作霖、沈焕、杨解、张开福、赵懿、张衔、张钧、吴山嘉、叶树枚、蒋宝龄、吴鸣锵等。道光十年社团共举行雅集十四次,并将唱和之作续集《红梨社诗钞》一卷,道光庚寅年(1830)九月刊刻部分,诗钞全部刊成于道光辛卯年(1831)初。顾广誉《家传》,《灵兰精舍诗选(合刊)》卷首记述了芦墟名流士人如儒医陈希恕(17901850)常赶赴盛泽红梨社以诗相切磋。陈希恕编辑唱和诗集有多种,如《古鲸琴馆倡和集》一卷、《玉台倡和集》一卷、《木香倡和集》一卷、《饯春倡和集》二卷、《黠夏倡和集》一卷、《咏物倡和集》二卷等。

  盛泽地区结社也颇多,还有清初,桐乡人氏汪文柏寓居盛泽,与当地士人潘耒、徐釚、黄容结为吟社,作诗唱和,所著甚丰。1921年,徐访明、徐因时昆仲发起成立渊渊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社长为徐因时。后又陆续在无锡、兴化、姜堰、南昌、杭州、嘉兴、南浔、绍兴等地设立分社,社员发展至400人。办社刊《天籁》,附刊于上海《天韵日报》,并附设图书馆。盛泽的戏曲社团也随之兴起,如清光绪年间的养正社为昆曲曲社,1919年成立怡然社,1929年成立己巳社,1932年组成京剧票房逸社,1935年创办舜湖逸社,等等。

  雪耻学会 雪耻学会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同里镇金松岑、陈去病等人发起。“欲雪甲午之耻,必先雪二百六十余年前我民族所受更大之奇耻,故即徵合同志组织雪耻学会,盖实即一革命之机关。”主要意图就是维新、救国、雪耻。陈去病以文人结社形式,团结志同道合者组织“雪耻学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积聚革命力量,共同投入反清救国、光复中华大业。会员还发展到黎里、盛泽、松陵、平望等地,计有40多人。大都由一批同仇敌忾的知识分子组成,有金松岑的小叔金祖泽、金祖辉,堂兄金维基,还有南菁书院同学钱崇威,好朋友薛凤钧、薛凤昌(公侠)昆仲和沈廷镛、黄元吉、蔡冶民、范祖培、袁成洛、顾永暹、顾麟昌、王锡晋、朱家骥、任琪,还有陈去病的师兄弟柳念曾、柳慕曾(柳亚子的父亲和叔叔)等。

  南社及新南社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渐起,在科学与民主思想冲击下,一批进步青年学子结社团,出刊物,传播先进思潮,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当时,在中国政治腐败、列强包围的危难之下,许多志士仁人为探求救国救亡之路,以提倡民族气节和推翻封建帝制为使命,继承明清社盟组织余温,创设文学社团。南社就是近现代反清复明斗争中出现的第一个大规模革命文化社团,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发扬国学优秀传统,探讨现代文化精神,以诗词、小说、戏剧为媒介,扩大教育、新闻、出版各界,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会员遍及大江南北。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为辛亥革命鸣锣开道,对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和声援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北伐战争等发挥重要作用。在南社成立前夕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去病在上海就组织了神交社,并在729日的《神州日报》上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和《神交社例言》。“例言”宣称:“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高旭、柳亚子虽未前往,但表示支持。高旭有诗寄陈去病:“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柳亚子则应陈去病之邀作《神交社雅集图记》,勉励社员继承复社“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传统。宣统元年(1909),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苏曼殊等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发起成立南社。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弘扬爱国热情,光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陈去病为文选编辑,高旭为诗选编辑,庞树柏为词选编辑,柳亚子为南社书记,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一般认为,神交社是南社的雏形,柳亚子曾说过:“神交社隐然是南社的楔子。”

  南社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南社之“南”与陈去病有直接的关系。1903年他自日本回国,加入教育会,思想发生了一大转变,便以文学家的敏感与“南”字结下了亲缘,改其字为巢南,名其集为《巢南集》。“巢南”本于《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名句,“胡”“越”对峙,与排满革命的思潮吻合。民国后他解释道:“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

  南社之“社”,来源于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之社。宁调元《南社诗序》列举了启祯之际的社团后,云:“流派虽别,大都以诗古文词相砥砺,而统归于复社。”陈去病《神交社雅集小启》将复社、几社作为自己结社的原型,《南社诗文词选叙》又把南社同复社、几社类比:“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不祥文字,敢希《壬申文选》之伦;终古河山,用依次尾《国玮》之集。”柳亚子《雅集图记》亦复如此,云:“降及胜国末年,复社胜流,风靡全国,其意气不可一世。”高旭《南社启》亦云:“然则社以南名,何也?乐操南音,不忘其旧。”“窃尝考诸明季复社,颇极一时之盛。其后国社既屋矣,而东南义旗大举,事虽不成,未始非提倡复社诸公之功也。”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的文化精神、诗学传统及抗清的志节就被南社人概括为“几复风流”。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他们意欲完成的志业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反清排满,因此南社接过“几复风流”,以其后续自居。如此“巢南”之“南”与“复社几社”之“社”合成之,遂为南社之名,亦寓南社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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