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历史上文人结社形势考略（中）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江南士子积极参与结社组织，揣摩时文，精研八股，以谋取科举功名。而吴江结社之风尤盛，成为江南社团活动高地，也是吴江地域文化一大特色。

  陈去病《吴节士传》也云：

  吴节士赤民先生者，吴江之澜溪人也，讳炎，字赤溟，又字如晦。以遭逢鼎革，系心故国，不忍背弃，故更号赤民云。少承家学，为归安诸生，有声于时。未几国变，乃遁迹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则与其伯叔昆季为逃之盟于溪上，一时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闻声相应，而来者数十百人，盖彬彬乎亦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遗风焉。

  当时这类诗社遍布于江南各地，尤其盛行于江浙吴会间。虽为诗社形式，其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抗清力量，或非正式的隐秘抗清组织。一旦政治气候适宜，它们就极有可能转变成公开的有组织的抗清武装力量。由于吴江位处江浙交界地带，是当时东南舟车都会之地，极便各地人士结集，亦更盛于其它地方。

  民国《垂虹识小录》记载：

  晚明结社之风甚盛，吾邑有惊隐诗社，出四方高蹈能文之士，一时云集如顾、归、潘、顾、戴、王、钱等均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社集在唐湖北渚古风庄，颇有烟水竹木之胜，不啻避秦之桃花源也。其后庄史事发社遂辍。

  惊隐诗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人物是叶继武和戴笠（字耘野）《高蹈先生传》（载于清凌淦〈松陵文录〉卷十七）：

  叶继武字桓奏，九江大使仲宾之九世孙，经魁叙之之孙，廪生鼎新之次子也。少博学能文，年十九补归安弟子员。为人慷慨有大节，轻财好施，笃于友谊，事母尤以孝闻。世居分湖，后弃举子业，隐居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盛，因与吴兴沈祖孝、范风仁，同邑吴宗潜、潘柽章等举逃社，为岁寒交，一时三吴高士莫不指唐湖为武陵、柴桑焉。四方宾至无虚日，继武倾赀结纳，人皆以孟尝君称之。已而同社中有罹横祸者，继武为之抚膺流涕，于是杜门谢客，自号为“懒道人”，栽桃种菊，著书自娱，卒年五十有九。同人私谥为高蹈先生。著有《南山堂稿》、《壬子懒余草》，未刻行世。

  沈彤《震泽县志》卷三十八《旧事》载：

  太湖叶桓奏，鼎革后隐居湖北渚古风庄，与严墓东篱兄弟并为惊隐诗社领袖。时同社之来唐湖，岁率数至，至必宾主联吟，为望海潮词，先后凡百篇，后稿本散失，其孙士春叙其存者，自庚寅（1650）初夏至甲午（1654）仲秋得十七者，附载《南山堂遗稿》中，此亦唐湖一旧闻也。

  参加惊隐诗社的人员，至今姓名可考者有48人。其中与顾炎武有较密切关系的，有归庄、陈济生（字皇士，顾炎武的二姐夫）、潘柽章（字圣木，一字力田，1626—1663）、吴炎（字赤溟，？—1663）、钱肃润（字季霖）、戴笠（字耘野）、王锡阐（号晓庵，1628—1682）、王礽（字云顽）、朱明德（字不远）、朱鹤龄（字长孺，1608—1683）、顾有孝（字茂伦）等人。

  惊隐诗社的活动，始于顺治七年（1650），至康熙二年（1663），其社中骨干潘柽章、吴炎两人，因受湖州南浔镇庄廷鑨《明史》案牵连为清朝当局所杀。

  《平望续志》云：

  吴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柽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永历十七年），同以南浔庄氏史狱株连，逮系虎林军营，是岁五月五日吴、潘俱磔于杭弼教坊，同死者七十余人，遣戍者百余人。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有‘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莫不流涕。后力田弟耒官翰林时，尝白炎冤于朝，始得昭雪。

  吴宗潜也因与闵声批选唐诗所编《岭云集》牵连下狱，惊隐诗社遭此变故，遂于无形中解散，江南士人结社之余风由此而绝。

  严迪昌《清诗史》指出：

  吴、潘之遭极刑，“逃社”亦随之涣散，吴中劲节之气严遭摧折，遗民诗风转入低沉，悲慨心音渐为淡化。极盛百年的吴门人文在康熙年间出现断谷现象，或者说进入了另一种组合结构，吴、潘之死及“惊隐”解体，实为转折点。

  慎交社 明末结社之风至清初风行一时。清顺治六年（1649）吴郡成立“慎交”、“同声”两社。慎交社在吴江，同声社在昆山。此两社都与松江的“几社”一脉相传。松江陈子龙殉难以后，“几社”群龙无首，社事逐渐削弱，其势力也转移到苏州，由于各立门户的缘故“慎交”、“同声”两社势同水火。同声社，为章在兹、叶方霭所创办。沈彤《震泽志》有云：

  时昆山叶文敏方霭先倡同声社，吾邑周求卓爰访董方南暗附之，遂各立门户，相为水火，垂二十年而后已，其始事盖在甲午、乙未（顺治十一、十二年，一六五四—一六五五）也。

  （注：杜登春《社事始末》是顺治六年乙丑之冬即1649，与沈氏甲午、乙未有出入）

  而吴兆骞、尤侗、计东、顾贞观都是“慎交社”的重要人物。顺治十年（1653），在钱谦益的授意下，吴梅村出面为“两社”士子讲和，合九郡之人才齐聚虎丘广场，从而组织了盛况空前的结社活动。在虎丘大会上吴兆骞与诗人吴梅村即席唱和，“吴梅村嗟叹，以为弗及。”一时吴下英俊，都以结识吴兆骞为荣。吴梅村更与宾客言：“江左三凤凰，阳羡有陈生，云间有彭郎，松陵吴兆骞，才若云锦翔。”从而奠定了吴兆骞在江南士林中的地位。沈彤《震泽志》云：“慎交社创于郡中宋既庭实颖，而吾邑之在社者则吴弘人兄弟为之冠。”

  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夏，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咸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练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汸、武功檠，西陵陆丽京圻，同邑计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澐，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可知，慎交社创立者为邑人吴兆骞（汉槎），及其长兄吴兆宽、次兄兆夏。同邑入社者有计东、顾有孝、赵澐等人。一时江南俊彦，多有参与。

  红梨诗社 清道光十年（1830）春，陈希恕等在盛泽圆明寺附近的西庵创立红梨诗社，推荐周梦台（字叔斗）为社长，其社员有周梦台、唐寿萼、冯泰、陈希恕、张宝璇、张沅、仲湘、沈彤、贾敦临、张宝钟、史致充、金钟秀、沈汉金、沈曰寿、沈曰富、沈曰康、陈应元、杨秉桂、翁雒、金作霖、沈焕、杨解、张开福、赵懿、张衔、张钧、吴山嘉、叶树枚、蒋宝龄、吴鸣锵等。道光十年社团共举行雅集十四次，并将唱和之作续集《红梨社诗钞》一卷，道光庚寅年（1830）九月刊刻部分，诗钞全部刊成于道光辛卯年（1831）初。顾广誉《家传》，《灵兰精舍诗选（合刊）》卷首记述了芦墟名流士人如儒医陈希恕（1790—1850）常赶赴盛泽红梨社以诗相切磋。陈希恕编辑唱和诗集有多种，如《古鲸琴馆倡和集》一卷、《玉台倡和集》一卷、《木香倡和集》一卷、《饯春倡和集》二卷、《黠夏倡和集》一卷、《咏物倡和集》二卷等。

  盛泽地区结社也颇多，还有清初，桐乡人氏汪文柏寓居盛泽，与当地士人潘耒、徐釚、黄容结为吟社，作诗唱和，所著甚丰。1921年，徐访明、徐因时昆仲发起成立渊渊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社长为徐因时。后又陆续在无锡、兴化、姜堰、南昌、杭州、嘉兴、南浔、绍兴等地设立分社，社员发展至400人。办社刊《天籁》，附刊于上海《天韵日报》，并附设图书馆。盛泽的戏曲社团也随之兴起，如清光绪年间的养正社为昆曲曲社，1919年成立怡然社，1929年成立己巳社，1932年组成京剧票房逸社，1935年创办舜湖逸社，等等。

  雪耻学会 雪耻学会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同里镇金松岑、陈去病等人发起。“欲雪甲午之耻，必先雪二百六十余年前我民族所受更大之奇耻，故即徵合同志组织雪耻学会，盖实即一革命之机关。”主要意图就是维新、救国、雪耻。陈去病以文人结社形式，团结志同道合者组织“雪耻学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积聚革命力量，共同投入反清救国、光复中华大业。会员还发展到黎里、盛泽、松陵、平望等地，计有40多人。大都由一批同仇敌忾的知识分子组成，有金松岑的小叔金祖泽、金祖辉，堂兄金维基，还有南菁书院同学钱崇威，好朋友薛凤钧、薛凤昌（公侠）昆仲和沈廷镛、黄元吉、蔡冶民、范祖培、袁成洛、顾永暹、顾麟昌、王锡晋、朱家骥、任琪，还有陈去病的师兄弟柳念曾、柳慕曾（柳亚子的父亲和叔叔）等。

  南社及新南社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渐起，在科学与民主思想冲击下，一批进步青年学子结社团，出刊物，传播先进思潮，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当时，在中国政治腐败、列强包围的危难之下，许多志士仁人为探求救国救亡之路，以提倡民族气节和推翻封建帝制为使命，继承明清社盟组织余温，创设文学社团。南社就是近现代反清复明斗争中出现的第一个大规模革命文化社团，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发扬国学优秀传统，探讨现代文化精神，以诗词、小说、戏剧为媒介，扩大教育、新闻、出版各界，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会员遍及大江南北。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为辛亥革命鸣锣开道，对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和声援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北伐战争等发挥重要作用。在南社成立前夕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去病在上海就组织了神交社，并在7月29日的《神州日报》上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和《神交社例言》。“例言”宣称：“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高旭、柳亚子虽未前往，但表示支持。高旭有诗寄陈去病：“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柳亚子则应陈去病之邀作《神交社雅集图记》，勉励社员继承复社“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传统。宣统元年（1909），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苏曼殊等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发起成立南社。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弘扬爱国热情，光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陈去病为文选编辑，高旭为诗选编辑，庞树柏为词选编辑，柳亚子为南社书记，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一般认为,神交社是南社的雏形,柳亚子曾说过：“神交社隐然是南社的楔子。”

  南社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南社之“南”与陈去病有直接的关系。1903年他自日本回国，加入教育会，思想发生了一大转变，便以文学家的敏感与“南”字结下了亲缘，改其字为巢南，名其集为《巢南集》。“巢南”本于《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名句，“胡”“越”对峙，与排满革命的思潮吻合。民国后他解释道：“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

  南社之“社”，来源于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之社。宁调元《南社诗序》列举了启祯之际的社团后，云：“流派虽别，大都以诗古文词相砥砺，而统归于复社。”陈去病《神交社雅集小启》将复社、几社作为自己结社的原型，《南社诗文词选叙》又把南社同复社、几社类比：“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不祥文字，敢希《壬申文选》之伦；终古河山，用依次尾《国玮》之集。”柳亚子《雅集图记》亦复如此，云：“降及胜国末年，复社胜流，风靡全国，其意气不可一世。”高旭《南社启》亦云：“然则社以南名，何也？乐操南音，不忘其旧。”“窃尝考诸明季复社，颇极一时之盛。其后国社既屋矣，而东南义旗大举，事虽不成，未始非提倡复社诸公之功也。”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的文化精神、诗学传统及抗清的志节就被南社人概括为“几复风流”。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他们意欲完成的志业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反清排满，因此南社接过“几复风流”，以其后续自居。如此“巢南”之“南”与“复社几社”之“社”合成之，遂为南社之名，亦寓南社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