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介绍孙中山的译本

1903年的上海，先后出现二部译本，8月，湖南长沙人章士钊，笔名黄中黄，书名为《孙逸仙》出版；11月，江苏吴江同里人金松岑，笔名金一，书名《三十三年落花梦》出版，二个译本，书名不同，内容取自同一本日文版《三十三年之梦》。

日文单行本《三十三年之梦》，是1902年8月在日本最初出版的，这是日本宫崎滔天所著的一部纪实性回忆录。宫崎滔天，又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出身于一个行将破落的武士家庭。早年受自由主义、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的人道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反权力反体制思想影响较大，后受其二兄宫崎弥藏的影响，开始留心中国问题。1897年在日本横滨初交孙中山后，一见倾服，矢志追随，开始了支持中国革命的艰苦生涯。《三十三年之梦》是宫崎滔天在惠州起义失败后，在经济极度拮据、心情极度怨愤的情况下撰写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共28节，前半部叙述了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思想的变化和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载了其投身中国革命的经过，包括如何与孙中山结识和受日本政府之命与平山周一起到华南去营救康有为、梁启超，受孙中山之命帮助菲律宾革命志士运送武器，促成华南、华中等地的哥老会、三合会与兴中会的合作，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投身浪花节界卖唱为生一事结束。他是中国革命的忠实朋友，热心襄助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与孙中山、黄兴等结下深厚友谊，并亲受孙中山委任，“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仅《孙中山全集》中就有二十余篇文章是与他交谈或诗书往来的，可见他与中国革命关系是何等密切。1922年冬52岁的宫崎滔天亡故，孙中山作了《发起宫崎滔天追悼大会启》，文中称宫崎滔天是“日本之大改革家”，“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绩”。《三十三年之梦》记叙了作者三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作品的内容使得作品极富于史料价值。

《三十三年之梦》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本书后半部的叙事，弥补了中国文献对孙中山早年政治思想与革命活动记载几乎为零的遗憾。在本书出现以前，孙中山早年的政治见解及其革命活动，完全不被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知晓，对于孙中山的人格与学问，除了清政府通辑强加的污蔑之词，如“流寇”、“匪党”等外，中文方面就没有专门的材料报道，以致引起多种误解。

《孙逸仙》和《三十三年落花梦》是中国国内第一次介绍孙中山的宣传册，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话语，一经此书的刊布，在清末知识界中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提高其在革命知识界的声誉，确立其在当时及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方面，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一点也不亚于同一年刊行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大部分的革命者通过这二本译本认识了孙中山，认同了孙中山是中国最早发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异乎寻常之士”，对于孙中山此后团结革命势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章太炎先生在章士钊译本的题词中所言：“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章太炎把孙中山比作刘邦，把他的事业视为郑成功、洪秀全的延续。

两个译本都是意译，严格地讲，二者对日文都不娴熟，所以对原著都有一定的偏差。特别是章士钊的节录本，将原本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题目也改了，主要节录书的后半部，共4章67节，3万字，篇幅上他自己说“是书不过取原书十分之四，复有裁汰，故所存无几。”主要成了介绍孙中山，所以题目也就取为《孙逸仙》，章士钊在对原书进行大量删汰的同时，对原书中的一些段落、内容加以发挥甚至增写。《孙逸仙》一书介绍孙中山的早期反清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章士钊把孙中山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来介绍，借以鼓吹反清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比较两个译本，流传较广的还是金松岑的译本，因为金松岑的译本是全译本，其实篇幅上也不满全书的五分之三，而且也很粗糙，只是比章士钊的略微全面些，主要内容和情节都译到。当然二本译本，都有一些错译的地方。金松岑自己在说略里所言“原文约十三万言，初译稿约得七万言，今复节至五万余言，自信事实不减，文字转觉雅劲。”也就是说《三十三年落花梦》已经比《三十三年之梦》文字上减少了一大半。比如最后一章节《唱落花之歌》，原来文字有1600余字，而金松岑删到了600余字，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只是把主要意思和主要情节提一下。但不管如何，章士钊也承认金松岑是全译本，章士钊在后来的《黄帝魂》中提及，“有江南名士金松岑，……复取滔天的原著，全部精译，踵行于世……”金松岑为什么考虑全译？正像他所言，“著者半生历史，原不尽与中国有关系，本拟节译，惟其思想变动进化，既足为吾国民借镜之资，又足以觇彼国国民对中国之意向，而中山实为全书主人翁，虽运动联合，手段未详万一，然亦足以观大要，竭两月之力，不嫌辞烦而译之。”

中国国内最早出现的二个译本，实际上都与上海爱国学社有一定关系。上海爱国学社于1902年11月21日决定办学，1903年2月正式开课，3月金松岑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进爱国学社担任“庶务”，相当于现在的总务主任兼会计；4月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林立山在南京闹学潮，带领退学的30多名学生来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5月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在他经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刊登爱国学社社员10多篇宣传革命的文章，有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促进了中国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据章士钊后来回忆，邹容经常去他那里闲谈，“谈每午夜不去”。一天，邹容突然问章士钊：“大哥（章太炎）为《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博泉（张继）为无政府主义，子何作？”当时章士钊还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文字发表，邹容这一问，使他感到惭愧。也许问者无心，听者则有意，此后，章士钊发愤为学，选择了《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编译成《孙逸仙》一书。金松岑与邹容住同一宿舍，金松岑赞助邹容资金，出了《革命军》，当年邹容又从日本留学归国，对《三十三年之梦》自然很了解，不知是金松岑还是章士钊先拿到《三十三年之梦》底本，反正他们俩都选择此书，并从不同角度进行翻译。章士钊比金松岑小8岁，在爱国学社相处一个月。章士钊依靠“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识”译成短文；金松岑则“疏于和文，助其不逮者，薛君蛰龙之力为多，不敢掠美，谨志于此。”也就是说他不懂日文，依靠同乡好友薛蛰龙作翻译，他整理成文，薛蛰龙早年留学日本，粗懂日文。《苏报》案后，7月7日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金松岑回到吴江同里，这样他抓紧时间与小他3岁的薛蛰龙一起埋头2个月，将译本完成。

译本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对孙中山的习惯称呼。第一个译本《孙逸仙》的章士钊，是国内最早称孙文为孙中山的中国人，不过他是错将本名孙文的姓与化名“中山樵”的复姓连缀在一起，译作“孙中山”，孙中山生前也默认了这个姓名。《三十三年落花梦》中金松岑在说略里提及“中山实为全书的主人翁。”中山樵，是孙文在日本的化名，1896年9月，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经过许多曲折，在日本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孙文谈及革命时，其慷慨激昂之情，犹如深山虎啸。他俩被孙文的革命热情、见识和抱负深深感动，决心帮助孙文，并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劝他暂时留驻日本。孙文同意后，宫崎和平山就陪同孙文找旅馆。他们绕过日比谷公园，路过中山候爵府邸，来到“对鹤馆”旅馆，并由平山替孙文代笔登记。当时，孙文处于流亡之中，不便公开姓名身份。填写什么好呢？平山执笔踌躇一番，忽然想起刚才走过中山候爵府时看见的那块牌匾，于是就在旅馆簿上写下了“中山”两字。但按日本习俗，中山只是个姓，还得有一个适当的名字才好，平山又踌躇起来了。正在这时，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两字下面添上了一个“樵”字，笑着对平山说：“我是中国的山樵。”这样就有了中山樵的名字，后来日本人和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就称他为中山先生。孙中山生前，称呼孙中山的人不多，也许后来的国共两党对立，中国共产党觉得国民党蒋介石整天滥用“孙文主义”，挥舞大棒排斥异己，于是与反对蒋介石独裁主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起，改称“孙中山”。孙中山自已所有公私档案均以上学时取的训名“孙文”署名，在欧美，孙中山以其号“逸仙”或全称“孙逸仙”（即英文“SunYat-sen”）而闻名于世。也就是说孙中山本人以及欧美也不用“孙中山”这个名字。关于孙中山名字的称谓很多，他1866年11月12日出身农家，族谱名“德明”，乳名“帝象”，学名“文”，字“载之”；1883年在香港基督教受洗时的署名“日新”；日后依“日新”粤语谐音改为“逸仙”……

《三十三年之梦》初版出于1902年，当时就畅销，结果东京国光书房重印了十次，其后便长期绝版；在宫崎滔天去世后的1926年7月，由于日本明治文化研究会的请求，此书再度改版，书的模样、封面、序文、照片以及文字编排上完全依照初版，只是将原来的十六开本改为二十四开本，以后，因出版者福永书店歇业，此书又陷于绝版状态。1943年由日本文艺春秋社第三次改版，当时正处于日军侵华时期，一切言论都得服从战争的需要，原书被削除若干章节。此后第四次由日本平凡社改版，这一版的内容，再度回复原书的内容，使得原书重见天日。中国国内金松岑的译本在１９３３年４月和１９３４年５月二次重印，民国以后，出现过几种书名不同的改译本，但都是金松岑译本的改头换面而已。１９８１年林启彦先生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译和注释了《三十三年之梦》。

《孙逸仙》和《三十三年落花梦》二个译本，在清末，为早期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