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闻也是一种文化资源

   明代建文帝出亡之谜，是著名的历史疑案，至今尚无一个确切的答案。作为正史之《明史》认为：朱棣攻破南京城，建文帝死于宫中。然而，一些非官方史料却主张，建文帝未死，而是流亡外地，隐匿民间了。至于流亡地域，目前尚有“江南说”、“云贵说”、“福建说”等。特别是《明史纪事本末》、《致身录》等书，对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行迹，有详细记录，而且记载了建文帝多次到吴江的相关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这引起笔者对这段传闻的考证兴趣。

  《明史纪事本末》认为——建文帝曾至盛泽黄家溪史彬家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康熙初，对明史研究而言，有较高史料参考价值。其书卷十七《建文逊国》一章，对建文帝出亡经过有专论，记载了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兵自南京金川门入，建文帝剃发为僧人，由随护护送从密道出城……接下来的事情就与吴江有瓜葛了：随护中有一位“徐王府宾辅史彬”是吴江人。就是史彬所雇的船，载了建文帝一行，“取道溧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家溪史彬家。”《明史纪事本末》记录的建文帝到吴江，共有四次，除以上首次外，还有三次，分别是：

  （永乐）二年（1404）春正月，建文帝离云南，由重庆抵襄阳，六月入吴，八月八日，复至史彬家……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二月，建文帝东行，与史彬相遇与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问道路起居状，答曰：“近来强饭，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

  （宣德）九年（1434）夏五月，建文帝复至吴江史彬家，程济从。时彬已死，帝悲悼之，慰劳其子倍至。

  从内容看，甚至连人物对话都有，记述详细，近乎实录了。

  谷应泰(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人。顺治四年进士。顺治十三年，任提督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他在杭州浙江提学任上，公务之余，潜心学术研究，《明史纪事本末》就是他的重要学术著作。谷氏的著述，就建文帝出亡路经吴江一事，应该有一定的依据，或者说来源。一则，中国学者治史，一直秉承《史记》以来秉笔直书的传统。像谷应泰这样一位有政声、有学术的学者，不会随意信笔。二则，谷应泰仕宦的杭州离吴江不远，同属于杭嘉湖平原，地缘的相近，相关文献资料、民间口碑史料也容易收集。所以，对待《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录的建文帝四次到吴江的内容，我们应持谨慎的态度，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缺乏一定的依据，只能存疑。

  《致身录》印证《明史纪事本末》

  史仲彬和史彬应是同一个人

  将《明史纪事本末》中《建文逊国》一章，与出现于晚明的《致身录》对比，发现了《明史纪事本末》关于建文帝前两次到吴江的记述，与《致身录》叙述的时间几乎相同：

  （建文四年）夏六月庚申，廷议避难……燕兵薄金川门……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从者二十二人。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取道溧阳，依叔松隐所，不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溪……

  （永乐二年）甲申八月，大师同杨、叶、程来家。先是七月牛景先来言，师将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将暝，师（建文帝）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拜毕，款至重庆堂……

  至于后两次建文帝来吴江的情况，《致身录》不载。《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录的史料来自何处？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佐证。

  《致身录》是怎样一本书呢？《明史》卷一百四十三有述：

  及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纪帝出亡后事甚具。仲彬、程济、叶希贤、牛景先皆从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诸姓名，而雪庵和尚、补锅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时士大夫皆信之。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欲为请谥立祠。

  但是，《致身录》一书从成书到传播颇有疑点，既然是史仲彬所著，应该成书于永乐年间，那时官方对建文帝传闻的追索应该说还在秘密进行，从保护建文帝的角度而言，即便史仲彬是知情者，也是三缄其口的好，怎么还会将前后始末一一记述清楚，这不正好给永乐帝提供追捕建文及其党羽的线索吗？书怎么就又藏于茅山道书中了？这些都是疑问。所以《明史》又接着说：

  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看来，《明史》对《致身录》是持否定态度的。那么，《明史》所谓的《致身录》作者史仲彬和《明史纪事本末》黄家溪史彬是一个人吗？应该说：是。其一，因为所经历的事情相同；其二，吴江只有一个黄家溪，地名至今仍在沿用。另外，黄家溪地方志对建文帝、史仲彬等也有一些明确的记载。

  《黄溪志》《坚瓠补集》亦有记载

  三过吴江 又添得一亭清绝

  道光《黄溪志》，钱墀编辑。《黄溪志》卷二（庙祠）：

  史忠献公祠在中市，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公从建文帝出亡瘐死，革除。万历二十二年诏复爵子祭。

  作为黄家溪权威的地方志，《黄溪志》对史仲彬及其与建文帝相关的记载，除了以上史忠献公祠外，还有两处。道光《黄溪志》卷二（居第）：

  小雅堂在大家浜西，明处士史鑑筑。先是建文帝驾临，适鑑初生，因篆小雅堂额赐之。宏（弘）治元年筑堂，颜其额于上，地高经丈，木纯用桐柏。复植大椿树三株，葱茏直上，三十里外望见之，天启间萎。里人称其地为椿树下，今改为史公祠。

  道光《黄溪志》卷七（古迹）：

  水月观。明史仲彬建，初名清远轩，后建文帝出亡至彬家，改题水月观，亲笔篆文，万历甲辰毁。

  按常理，编撰地方志，是一件严谨科学的工作，地方学者钱墀等人对所记载的内容都是有一定的考证研究的，观点可以不同，可是记述必须有根据。但是，道光《黄溪志》，在建文帝的问题上，并不采信、参考其他的说法，唯与《致身录》、《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述相近。

  此外，尚有清褚人获纂辑《坚瓠补集》卷二的两段记载，记录了建文帝到吴江史仲彬家时所作的诗词：

  （建文帝诗词）建文帝首至吴江史仲彬家。题诗清远轩云：玉蟾飞入水晶宫，万顷琉璃破晓风。诗就云归不知处，断山零落有无中。画鹢高飞江木涨，老渔亟唱夕阳斜。秋来客子兴归思，船到吴江即是家。又三至吴江。题《满江红》词云：三过吴江，又添得、一亭清绝。刚占断、木光多处，巧依林樾。漠汉云烟春昼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水壶、玉鉴暑宜风，寒宜雪。臞庵右，山依缺；垂虹左，波涛截。正三高堂畔，旧规今别。何但渔翁垂钓好，谩将柳子新吟掲。信登临、佳兴属彭宣，能挥发。又《观竞渡》词云：梅霖初歇，正绛色海榴初开佳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鬬巧尽输年少。玉腕彩纱双结，舣彩舫龙舟，两两波心齐发。奇绝处，激起浪花，翻作湖间雪。画鼓轰雷，红旗掣电，夺罢锦标方彻。归棹晚载荷香，十里一钩新月。

  （水月观）建文尝至吴江。寓史仲彬别室。题水月观赋诗曰：细雨披杨起绿烟，水波如织影迷帘。午钟何处偏来耳，不似西宫奏管弦。

  又有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六《致身录》：

  虞山（钱谦益）极辩史仲彬《致身录》之伪，而予乡赵隐君士喆着《建文帝年谱》，多取之。

  这些地方史志对相关祠庙建筑的记载，笔记对建文帝诗词文字的抄录，我们怎么看呢？既然所述都与史仲彬有关，质疑的关键是要了解历史上史仲彬的真实情况。

  史仲彬其人其事

  其曾孙史鑑为吴江黄家溪人

  史仲彬，明初吴江黄家溪人，《明史纪事本末》称其为“徐王府宾辅史彬”。《明史》先据传闻称其为“侍书”，后又否定。所以，不论是王府的宾辅还是侍书，都可称是建文帝的近臣，可是这样一个人，史书却没有正面记载。现在，最权威的说法应该是，史仲彬曾孙史鑑的说法。史鑑，字明古，号西村，吴江黄家溪人，是明中期吴江著名的文人，与名画家沈周是姻亲。在他所著的《西村集》卷八（行状），有一篇《曾祖考清远府君行状》，详细地叙述了史仲彬生平事迹，其中，特别记载了他“缚贪纵官吏六人见上”这件大事：

  （史仲彬）幼佚宕不羁，任侠行权，喜趋人之急。洪武中，法制未定贪纵者多剿民以自润，民怨苦之。府君（史仲彬）因民之欲，与诸少年缚其魁，献阙下，敷奏详敏，天子嘉之，为戮其罪人。特赐食与钞，给驿舟传归于家，远近称快。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四，采信史仲彬曾孙史鑑的说法，也有这样一段记述：

  当洪武时，征员甚严。仲彬为税户，应召与诸少年缚贪纵官吏六人见上于奉天门，条陈其实。六人具状付法司论死，一邑快之。上赐酒馔予钞，给驿船还家。洪熙改元，诏天下有户绝而田芜者，除其额。胥吏抑勒不行，仲彬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惧祸不可。”遂条上，得减税若干石，生平事侠烈类如此。

  所以，史仲彬不是什么侍书，就是一个乡村的税户。他敢于为民请命，慷慨任侠，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和《致身录》、《明史纪事本末》所述的朝廷近臣，距离太远了。应该说，史鑑对曾祖父的记述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断定《致身录》的写作、刊行大有疑问。

  结语

  历史传闻也是一种文化资源

  对《致身录》的否定，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建文帝来过吴江黄家溪的传闻，可是《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又如何解释？这毕竟是一个历史谜案，所以，吴江的学者也有一种折中之说。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四，史仲彬条下的这段按语，可能说明了这种态度：

  我邑二百年来父老相传，谓建文尝居于史氏，今所遗水月观匾额，是建文篆书，其说必有自来。况金川失守时，遗臣多亡命三吴，密谋举义，而仲彬为人素仗气任侠，鱼服暂留，后乃冥飞寥廓，理亦宜有之，不得确指其诬也。

  历史传闻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我们在研究地方文史资料的时候，应该在钩沉历史真相的同时，作更进一步的探索，从文化的角度，以宽泛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传闻，对建文帝吴江行迹传闻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