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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闻也是一种文化资源
2018/11/15 1:44:16    作者:  汝悦来 来源:  吴江通    【字 号:  】   点击量:603

   明代建文帝出亡之谜,是著名的历史疑案,至今尚无一个确切的答案。作为正史之《明史》认为:朱棣攻破南京城,建文帝死于宫中。然而,一些非官方史料却主张,建文帝未死,而是流亡外地,隐匿民间了。至于流亡地域,目前尚有“江南说”、“云贵说”、“福建说”等。特别是《明史纪事本末》、《致身录》等书,对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行迹,有详细记录,而且记载了建文帝多次到吴江的相关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这引起笔者对这段传闻的考证兴趣。

  《明史纪事本末》认为——建文帝曾至盛泽黄家溪史彬家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康熙初,对明史研究而言,有较高史料参考价值。其书卷十七《建文逊国》一章,对建文帝出亡经过有专论,记载了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兵自南京金川门入,建文帝剃发为僧人,由随护护送从密道出城……接下来的事情就与吴江有瓜葛了:随护中有一位“徐王府宾辅史彬”是吴江人。就是史彬所雇的船,载了建文帝一行,“取道溧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家溪史彬家。”《明史纪事本末》记录的建文帝到吴江,共有四次,除以上首次外,还有三次,分别是:

  (永乐)二年(1404)春正月,建文帝离云南,由重庆抵襄阳,六月入吴,八月八日,复至史彬家……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二月,建文帝东行,与史彬相遇与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问道路起居状,答曰:“近来强饭,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

  (宣德)九年(1434)夏五月,建文帝复至吴江史彬家,程济从。时彬已死,帝悲悼之,慰劳其子倍至。

  从内容看,甚至连人物对话都有,记述详细,近乎实录了。

  谷应泰(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人。顺治四年进士。顺治十三年,任提督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他在杭州浙江提学任上,公务之余,潜心学术研究,《明史纪事本末》就是他的重要学术著作。谷氏的著述,就建文帝出亡路经吴江一事,应该有一定的依据,或者说来源。一则,中国学者治史,一直秉承《史记》以来秉笔直书的传统。像谷应泰这样一位有政声、有学术的学者,不会随意信笔。二则,谷应泰仕宦的杭州离吴江不远,同属于杭嘉湖平原,地缘的相近,相关文献资料、民间口碑史料也容易收集。所以,对待《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录的建文帝四次到吴江的内容,我们应持谨慎的态度,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缺乏一定的依据,只能存疑。

  《致身录》印证《明史纪事本末》

  史仲彬和史彬应是同一个人

  将《明史纪事本末》中《建文逊国》一章,与出现于晚明的《致身录》对比,发现了《明史纪事本末》关于建文帝前两次到吴江的记述,与《致身录》叙述的时间几乎相同:

  (建文四年)夏六月庚申,廷议避难……燕兵薄金川门……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从者二十二人。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取道溧阳,依叔松隐所,不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溪……

  (永乐二年)甲申八月,大师同杨、叶、程来家。先是七月牛景先来言,师将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将暝,师(建文帝)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拜毕,款至重庆堂……

  至于后两次建文帝来吴江的情况,《致身录》不载。《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录的史料来自何处?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佐证。

  《致身录》是怎样一本书呢?《明史》卷一百四十三有述:

  及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纪帝出亡后事甚具。仲彬、程济、叶希贤、牛景先皆从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诸姓名,而雪庵和尚、补锅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时士大夫皆信之。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欲为请谥立祠。

  但是,《致身录》一书从成书到传播颇有疑点,既然是史仲彬所著,应该成书于永乐年间,那时官方对建文帝传闻的追索应该说还在秘密进行,从保护建文帝的角度而言,即便史仲彬是知情者,也是三缄其口的好,怎么还会将前后始末一一记述清楚,这不正好给永乐帝提供追捕建文及其党羽的线索吗?书怎么就又藏于茅山道书中了?这些都是疑问。所以《明史》又接着说:

  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看来,《明史》对《致身录》是持否定态度的。那么,《明史》所谓的《致身录》作者史仲彬和《明史纪事本末》黄家溪史彬是一个人吗?应该说:是。其一,因为所经历的事情相同;其二,吴江只有一个黄家溪,地名至今仍在沿用。另外,黄家溪地方志对建文帝、史仲彬等也有一些明确的记载。

  《黄溪志》《坚瓠补集》亦有记载

  三过吴江 又添得一亭清绝

  道光《黄溪志》,钱墀编辑。《黄溪志》卷二(庙祠):

  史忠献公祠在中市,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公从建文帝出亡瘐死,革除。万历二十二年诏复爵子祭。

  作为黄家溪权威的地方志,《黄溪志》对史仲彬及其与建文帝相关的记载,除了以上史忠献公祠外,还有两处。道光《黄溪志》卷二(居第):

  小雅堂在大家浜西,明处士史鑑筑。先是建文帝驾临,适鑑初生,因篆小雅堂额赐之。宏(弘)治元年筑堂,颜其额于上,地高经丈,木纯用桐柏。复植大椿树三株,葱茏直上,三十里外望见之,天启间萎。里人称其地为椿树下,今改为史公祠。

  道光《黄溪志》卷七(古迹):

  水月观。明史仲彬建,初名清远轩,后建文帝出亡至彬家,改题水月观,亲笔篆文,万历甲辰毁。

  按常理,编撰地方志,是一件严谨科学的工作,地方学者钱墀等人对所记载的内容都是有一定的考证研究的,观点可以不同,可是记述必须有根据。但是,道光《黄溪志》,在建文帝的问题上,并不采信、参考其他的说法,唯与《致身录》、《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述相近。

  此外,尚有清褚人获纂辑《坚瓠补集》卷二的两段记载,记录了建文帝到吴江史仲彬家时所作的诗词:

  (建文帝诗词)建文帝首至吴江史仲彬家。题诗清远轩云:玉蟾飞入水晶宫,万顷琉璃破晓风。诗就云归不知处,断山零落有无中。画鹢高飞江木涨,老渔亟唱夕阳斜。秋来客子兴归思,船到吴江即是家。又三至吴江。题《满江红》词云:三过吴江,又添得、一亭清绝。刚占断、木光多处,巧依林樾。漠汉云烟春昼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水壶、玉鉴暑宜风,寒宜雪。臞庵右,山依缺;垂虹左,波涛截。正三高堂畔,旧规今别。何但渔翁垂钓好,谩将柳子新吟掲。信登临、佳兴属彭宣,能挥发。又《观竞渡》词云:梅霖初歇,正绛色海榴初开佳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鬬巧尽输年少。玉腕彩纱双结,舣彩舫龙舟,两两波心齐发。奇绝处,激起浪花,翻作湖间雪。画鼓轰雷,红旗掣电,夺罢锦标方彻。归棹晚载荷香,十里一钩新月。

  (水月观)建文尝至吴江。寓史仲彬别室。题水月观赋诗曰:细雨披杨起绿烟,水波如织影迷帘。午钟何处偏来耳,不似西宫奏管弦。

  又有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六《致身录》:

  虞山(钱谦益)极辩史仲彬《致身录》之伪,而予乡赵隐君士喆着《建文帝年谱》,多取之。

  这些地方史志对相关祠庙建筑的记载,笔记对建文帝诗词文字的抄录,我们怎么看呢?既然所述都与史仲彬有关,质疑的关键是要了解历史上史仲彬的真实情况。

  史仲彬其人其事

  其曾孙史鑑为吴江黄家溪人

  史仲彬,明初吴江黄家溪人,《明史纪事本末》称其为“徐王府宾辅史彬”。《明史》先据传闻称其为“侍书”,后又否定。所以,不论是王府的宾辅还是侍书,都可称是建文帝的近臣,可是这样一个人,史书却没有正面记载。现在,最权威的说法应该是,史仲彬曾孙史鑑的说法。史鑑,字明古,号西村,吴江黄家溪人,是明中期吴江著名的文人,与名画家沈周是姻亲。在他所著的《西村集》卷八(行状),有一篇《曾祖考清远府君行状》,详细地叙述了史仲彬生平事迹,其中,特别记载了他“缚贪纵官吏六人见上”这件大事:

  (史仲彬)幼佚宕不羁,任侠行权,喜趋人之急。洪武中,法制未定贪纵者多剿民以自润,民怨苦之。府君(史仲彬)因民之欲,与诸少年缚其魁,献阙下,敷奏详敏,天子嘉之,为戮其罪人。特赐食与钞,给驿舟传归于家,远近称快。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四,采信史仲彬曾孙史鑑的说法,也有这样一段记述:

  当洪武时,征员甚严。仲彬为税户,应召与诸少年缚贪纵官吏六人见上于奉天门,条陈其实。六人具状付法司论死,一邑快之。上赐酒馔予钞,给驿船还家。洪熙改元,诏天下有户绝而田芜者,除其额。胥吏抑勒不行,仲彬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惧祸不可。”遂条上,得减税若干石,生平事侠烈类如此。

  所以,史仲彬不是什么侍书,就是一个乡村的税户。他敢于为民请命,慷慨任侠,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和《致身录》、《明史纪事本末》所述的朝廷近臣,距离太远了。应该说,史鑑对曾祖父的记述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断定《致身录》的写作、刊行大有疑问。

  结语

  历史传闻也是一种文化资源

  对《致身录》的否定,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建文帝来过吴江黄家溪的传闻,可是《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又如何解释?这毕竟是一个历史谜案,所以,吴江的学者也有一种折中之说。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四,史仲彬条下的这段按语,可能说明了这种态度:

  我邑二百年来父老相传,谓建文尝居于史氏,今所遗水月观匾额,是建文篆书,其说必有自来。况金川失守时,遗臣多亡命三吴,密谋举义,而仲彬为人素仗气任侠,鱼服暂留,后乃冥飞寥廓,理亦宜有之,不得确指其诬也。

  历史传闻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我们在研究地方文史资料的时候,应该在钩沉历史真相的同时,作更进一步的探索,从文化的角度,以宽泛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传闻,对建文帝吴江行迹传闻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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