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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印象记
2020/8/25 0:38:05    作者:  柳无忌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1103

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结交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约在十人以上,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人物,卓越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身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大力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经济与工程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两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郊外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梅贻琦却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为二校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一般人听说的,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青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人们获得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石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与师资方面,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的青年人才,而以(矫正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下一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而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在南开校址内,就是校长家有一台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蜜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去天津,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ofeducationalinstituitionsandbuilderofmen。那时我们远征美国南部佛州。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IsAnotherChina》(两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也许,我们不能同样地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地,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着,清华能在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理工学院更优越于其他学校),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梅贻琦(一八***—一九六二)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即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八)。下一年,梅贻琦考取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胡适、赵元任早一年。在美国麻省武斯特工科大学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以至校长(一九三一)。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鳞、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七年(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清华基金事宜,并组织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并任教育部长三载,一九六二年在清华校长任内逝世。
  至于我与梅校长的关系,在学校内可说没有。清华读书时,没有上过物理学梅教授的课,也并未进过后来梅教务长的办公室。他来美在华盛顿任留学生监督,我正好去耶鲁大学研究院。但在这三年中,梅监督没有来到新港,虽然当时在耶鲁有好几位清华同学,如读音乐的黄自,英语文学的孙大雨(孙铭传)与我,意大利文学的李唐晏,历史的皮名举,与建筑的粱衍。一九三一年我毕业耶鲁,申请去欧洲研究一年,由梅监督批准,但我们只是信件往回,我没有去华盛顿看他。同年秋季,我去英国,梅贻琦返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南开大学教书的五年中,曾去过清华数次,看我的二舅父(郑桐荪,数学系教授),并未拜访过梅校长。西南联大期间,我们同在昆明,有时在路上相值,只是点头招呼而已。对于梅校长,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华校长而住在纽约时,我方始有进一层的认识,沐浴着他的恩泽。愈与他交结长久,愈觉得他待人的真挚与亲切。他不轻然诺,笃实谦诚,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我初次与梅校长有较长的时间当面谈话,是在我即将离去西南联大的时候。像上面所讲的,日机的轰炸拆散了我在昆明的小家庭。太太与小孩离去后,我搬入青云街清华教职员宿舍暂住。在一间有三人床的房间,正好有一只床及书桌空着,作为我安身之处,虽然名义上我不是清华教授。那里人才济济,有吴宓、闻一多、金岳霖、陈福田、陈省身、邵循正等十余位。此时,北大的叶公超辞职去新加坡任外交部办事处专员,遗下的外文系主任一职,学校嘱我代理,但当时我已决定去重庆中央大学,与家人重聚。当我向联大当局请求辞职的信发出不久,忽然一天下午,梅校长光临青云街宿舍,专诚来找我。他的话不多,但情意恳挚。他要我留在联大,并解释为什么学校只给我一个代理主任的名义,因为那是在学期中间,下学年主任一职就可除真。他误会了我辞职的动机。我把家庭关系的理由向他陈述,他点头称是,不再挽留,我感动地敬送他走出宿舍大门。
  抗战后,我们一家搭乘美国运兵船来美,先在佛州冬园,后在康州新港住下,时为一九四八年秋季。隔了一两年,梅校长也寓居纽约,在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为清华同学)内设一间办公室,处理清华未尽事务。这时我与华美协进社已有关系。每年夏季,孟治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师范学院开办中国文化暑期班,约我去讲中国文学(这时我已自两洋文学转入中国文学),同事有教历史的洪业,哲学的梅贻宝,美术的汪亚尘。学生们都是本州的中、小学教员,大半是女性,有些比教授年纪更大,但对中国文化十分热忱,大家处得很融洽,也很热闹。我后来又在华美协进社开一门中国文学课程,每星期去一次。除看到孟治外,有时也乘便进谒梅校长,见面的机会反而比在联大时代多了。
  有两件事情使我与梅校长有较多的接触,发生较深的关系。第一件是《清华学报》的复刊。那全是梅校长的意见,更可说是他了不起的远见,而我幸有机会参与此事的筹备。他觉得清华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能任其骤然中断,如办一份学报,可能保持那不绝如缕的清华学术传统。正好清华校友在美国弄文史哲的还有一些人。于是有一天梅校长来新港何廉家里,中饭时约李田意与我去何家,共同商议出版新学报的事宜。他邀梅贻宝、杨联升、李田意(联大教职)与我,以及在台湾的浦薛风,组织一个学报编辑委员会,并请何廉(清华津贴留美)为委员会主任。梅校长自己虽然是理工的,却主张新学报应为一种有国际性的研究中国文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因定英文名字为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学报于一九五六年发刊,迄今亦有二十余年历史,未曾中断,总算有一点成绩,可告慰于它的创始者。学报的编辑与刊行,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便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在此不愿多说,尤其当事人都已物过。但是梅校长对于此事的关切与负责心,以及对于学报的期待,却使我们十分感动。在与清华校友某君信中,梅校长表示他对于学报的恢复,曾煞费周章,并说道:再者:清华学报之继续维持,甚至清华大学之发扬光大,端赖各方谨慎爱护。就学报言,无论经费来源,或学术专文,无论主持编辑,或经理印刷,均属不易。校友如有指教,务请径寄此间,不必先于报端披露。①这时为一九五九年七月,梅校长在台湾教育部部长任内。另外,他还各方面去信,如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与哥大教授。在与我们编委会的私人函件中,他表示甚盼此事能化大为小,息事宁人。其用心之苦,办事之周到与谨慎,使我们极为佩服,也就遵照他的意见而息事宁人,这一件公案因此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涉及我私人方面。一九五年,国家发生变化,羁旅美洲的中国学人,困顿挣扎,一筹莫展,甚至有不少数人接受美国国务院特发的救济金。我依靠太太在耶鲁图书馆任事,有固定薪金,外加一些基金团的研究奖金,耶鲁的两年客座教席,以及华美协进社的暑期文化班的零星收入,足以弥补家用,度过经济难关。但生活仍未安定,不无忧虑。正在此时,有一天去华美协进社教书,梅校长约我在课后去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告诉我,在纽约州北部奥尼昂塔城的哈脱威克大学,其校长亚诺德博士,对中国文化甚感兴趣,有意在该校开办中国文化系,正在物色一个教授兼主任。该大学经费困难,需要与清华合作,梅校长答应帮忙,担负教授薪金,并问我是否愿意前去。他又告诉我,亚诺德校长曾到过我的班上旁听,对我印象很好。他劝我去一试,因为他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学人,在国外可能尽力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这时,我的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聘约正好完结,别无教书机会,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虽然去哈校教书的报酬甚低,又要远离家人,两处来回奔波。
  这样,由于梅校长的帮忙,我在哈脱威克大学教上两年(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书,作了最大的努力,在本地社会上各处去演讲,在学校内设法招揽学生。几门中国文学、哲学、美术、历史等班,倒也是人头挤挤的,但是那个中国文化系却冷落着找不到一个主修学生。奥城僻在农牧的纽约州北部,哈校仅有二三百学生,对于他们,中国文化实在没有用处,毕业后更是无法找得职业。既没有主修学生,我那个空头主任如何能做下去?更况那时亚诺德博士已退休(他在哈校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请去开设一个中国文化系),新校长为一位人事关系专家,对中国文化并无兴趣。维持到一九五五年初,哈校事情即将结束,别的学校没有机会,那时我曾与关怀我的生活的梅校长通了几次信。
  时间不觉已过了二十四年,但即在今日读起梅校长的回信来,仍使我有无穷的感想。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关怀爱护之情,写得平稳周致,避免损伤我的自尊心,给我正当时艰难的环境中莫大的慰藉与鼓励,使我终身感激无尽。
  就在此时,我于耶鲁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机关,人类关系地区档案研究所,找得一份工作,主持英译中文少数民族的材料,有五年之久。此后,美国大学内掀起了学习非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热潮,各校增聘东亚语文教授,我也就顺利地先后去匹兹堡(一年)及印第安纳(十五年)大学任教,并主持系务,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个地盘。这样,我并未辜负梅校长生前对我传播中国文化的期望,而在哈脱威克所失败的企图,在印第安纳却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幸的,当我在印大创办东亚语文系时,正是梅校长在台湾逝世的那年。至于梅校长许我的清华学术奖助金,我并未去要,但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做出一点成绩来,出版了三册《现代中国文学读本》(与李田意合编,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印),与一部《中国文学概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同时,在《清华学报》的编辑方面,我仍将遵照梅校长的嘱咐,继续努力,以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
  写到此地,不免把话说回来,略述一下张校长对我私人的爱护。上面已经说过,在抗战期间,当我的妻女自昆明去重庆南开学校时,校长在教职员宿舍腾出一间房室安置她们,随后我去渝也住在那边。不久,受不了敌机的疲劳轰炸,我把她们送去香港,以为安全。不料,珍珠港事变发生,港地为日军占领,妻女幸而逃出魔窟,经韶关、衡阳、桂林等地而返重庆。当时复蒙校长让我们暂住学校招待来宾的两间客房,然后再迁去空出的教职员住宅。最后,抗战尚未结束,敌人进攻桂林,我的父母亲自桂避难至渝,与我们一同挤在两间房内,校长又在另外一所住宅拨出一间空房,让他们安身,直到胜利后我们大家回去上海。这种对我的恩情,无论张校长或梅校长的,使我一生不忘,写时不免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对他们两位最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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