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话 , 固然从字面意义上我们或可理解为 , 比起南社时期作品多为诗歌的情况 , 新南社成员的散文作品多了 , 新南社已从南社的“浪漫主义”走出来。但我想 , 柳亚子与曹聚仁恐怕都不是纯然讨论南社创作的文学形式和创作风格流派 , 而是以“诗”和“散文”、“浪漫主义”等作为象征 , 在评价南社的革命精神和作风。这一方面 , 柳亚子特别注重新南社与南社的分际。柳亚子曾把南社发展历程划分为酝酿全盛、摧残、堕落三期。因为辛亥革命后南社的分化 , 柳亚子后来与部分成员组结新南社。柳亚子标举 : “新南社的精神 , 是鼓吹三民主义 , 提倡民众文学 , 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南社鼓吹反清革命 , 但重在倡导“革命文学”, 而新南社提倡“民众文学”, 却重在重新振作过去南社曾经有过而后来逐渐消减的革命精神。这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紧密相关。柳亚子说得分明 :“南社的成立 , 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 ; 新南社的成立 , 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 , 在契机上可说是很巧妙的了。”
正是从革命的阶段分际 , 柳亚子将汪精卫与廖仲恺分别举为南社与新南社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时期 , 汪精卫宣传反清富有功绩 , 并曾演出了预谋炸毙清摄政王的惊人一幕。那是英雄主义的行动。 “慷慨过燕市 , 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 , 不负少年
头。”诗句痛快淋漓 ,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后来汪的诗句“衰飒颓唐”, 与往日“大不相同了”。而且曹聚仁分析说 : “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 , 有革命的情绪 ,而无革命的技术 ; 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 , 在建设上却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汪精卫正是这种类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