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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开辟新天地
2015/3/18 22:44:00    作者:  练性乾 来源:  吴江方志    【字 号:  】   点击量:1551

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二阶段,我算它为中期,大概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十几年的时间,是南老师的事业最辉煌最鼎盛的阶段,所谓著作满身、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

这个阶段,台湾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思想上采取禁锢主义,但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口号来维系人心,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天天喊,年年喊,喊得老兵们胡子长了,头发白了,也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影子。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从稳定开始走上繁荣,人民生活开始富裕,但因为没有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来支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南老师的一整套理论,或者说他的全部学问,才有了需要,有了市场。他的弘法传道、济世救人的理想才能够实现。

这十几年里,南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做得都比较顺心。

一九六三年,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老师担任教授,这是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南老师接到聘书后,非常感慨,他写了一首诗:

 门外忽传走转车,

 聘书递送却愁余。

 自从长揖山林后,

 又向人间填表书。

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南老师给学生讲哲学讲禅宗。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相当大。南老师没有到公立大学上课,原因是南老师没有学历资格。前面说过,南老师一辈于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台湾当时还是沿袭国民党在大陆时的老办法,公立大学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不管你学问多大,你是自学成才,没有学历资格,教育部也不会任命你当教授。后来,南老师名气越来越大,教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教育部想给南老师特批一个教授资格。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长几次派人登门,请南老师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就可以给他颁发教授资格证书.但南老师就是不签名盖章。他对来人说:麻烦你跑了好几趟,真对不起部长和你,并非我不识抬举,不通人情,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事实上我不想把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这就是南老师!别人拉关系走门路都求之不得的东西,白送给南老师他都不要.南老师不希罕这种任命的教授,就是不去公立大学教书。

当时.台湾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不三不四教授的称呼,这自然是贬义的,是讽刺那些教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的教授,满口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学生当然不爱听。但南老师认为,学生不爱听原因是你老师教得不好,他甚至自愿去代课,讲四书五经,结果大受学生的欢迎。

南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不带讲稿。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略有家乡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除个别字外,一般还比较容易懂。他讲课非常生动,所谓厚积薄发,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真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我开头三次去香港,都是他叫我做记录整理工作的。第一次讲《大学》,第二次讲《禅宗与生命科学》,第三次讲《庄子》,每次上课大约一个半小时。他自己拿一本原书,叫学生也准备一本书。有时侯,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事先叫秘书把有关的章节复印出来,听课的学生人手一册,南老师逐字逐句解释。像《大学》、《庄子》这些书,我们现代人读起来确实感到很深奥,很难懂。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掀起一波一波的传统文化热,把我们的老古董翻了个遍,或注释或今译,甚至一部古书有好几种今译本。这种古书的今译本,翻译得好不好,效果到底怎样,早有出版方面的权威人士提出过质疑。南老师对古书今译这种事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就他而言,差不多所有的古书都是青少年时代念的,私塾里的老师教他们的时候,只带领他们念,一天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书先生的戒方就是拿来打学生的手心用的,起一种震慑作用。可怜古代的学子,从五六岁开始,整天在戒方的威胁下,摇头晃脑,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如果有哪句话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去问问老师,老师根本不理踩你,眼晴都不看你一眼,恶狠狠地说:“叫你背就背,什么意思,你大了自然会懂的。

这种教育方法早就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学生可以不受戒方的威胁,可以不用背那么多的古书了。那么,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南老师的回答是不!因为他从这种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吃过多少板子,但老师教他的,老师要他背的书.他都背下来了,当年没有搞懂书中的意思,等他长大了。经过人生的磨练,书中的道理自然明白了,当年背的书使他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南老师经常对他的那些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门生讲;你们算是读书啊?你们读过几本书?我讲过一百遍你们都记不住。有道理吗?当然有。但用南老师当年所受的那种方法来教现在的小孩,行不行得通呢?恐怕行不通。南老师有个学生想出钱在国内办学,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要学生从小背古书,这事恐怕办不成,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孩子不干,家长也不会送孩子去受这份罪。

南老师自己能背书,但并不要求他的那些成年学生背书,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但他要求学生在读古书时,要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从原书里找答案,而不要被前人的注解套住了,以至越弄越糊涂,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教给学生的读古书的方法。以经解经,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南老师讲课,先是逐句逐段解释原书,碰到有些字句千百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语释,争论不休,南老师也会点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南老师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这样解释是对的,讲话从来不模棱两可。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今天是这样看的,也许明天我发现自已错了,再改过来。

解释完一段原文以后,南老师就进行发挥,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随手拿来说明书中讲到的道理,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大家最爱听的。有时候,还拿在坐学生的事情来当例子,经常引起哄堂大笑。诗词歌赋更为南老师的课增加了色彩。每节课,他总会引用好多诗词。每当他提到一首诗时,他的助手或者说他的学生,就在黑板上写出来。近年来给他写黑板的学生是李素美和李淑君小姐,她们两位都是大学毕业,而且追随南老师十几年二十几年,对南老师讲话的口音和讲课的内容都很熟悉,所以南老师一提到哪首诗,她们马上能在黑板上写出来偶尔想不起来或写错了,那就要挨骂了:都听了一百遍了,还不会写!一般人肯定受不了这样的骂,但这两位学生只是笑笑。打是亲,骂是爱,南老师的学生都知道,南老师不随便骂人,他只骂他最亲近的学生。

南老师讲课,那么嘻笑怒骂,海阔天空,他会不会毫无条理地胡侃一通?恰恰相反,他讲课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实际上,他每次上课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头天晚上找好资料,第二天上午叫秘书复印出来,因为他搬了好几次家,现在的住处是临时性的,地方又不大,很多书没有带在身边。有时侯,手头没有他所得的资料,他就叫人到书店去买,或者给台北的一位学生发传真,请他查到了马上传真发过来。这样的准备,内地恐伯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办得到。

我为南老师的讲课作记录整理的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他上完课以后,第二天,我根据录音整理。他讲一个多小时的课,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整理出来。一节课整理出来有五六千字,最多的一次我记得有一万字。我把整理好的材料拿给南老师,他翻了翻,说我整理得好。我说,老师,这里面没有我的一个字,甚至连顺序都是照老师讲的那样,我所做的只是把一些重复的话去掉。他这三次讲课,我记录整理出来有三十多万字,只要再花点时间加以润饰,就可以出书。但南老师不急着出版,他把我整理的书稿通读了一遍后,表示不满意,说不能出书。他不是对我的记录整理不满意,而是对他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他要重新讲,从头再来。我开头不太理解,你辛辛苦苦讲了,我认认真真记了,你一个不满意,大家都白辛苦一场。后来我了解到,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南老师己经出版的书,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自己不满意,都不会匆忙出版。在他讲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如果碰到他情绪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讲课的质量就要打折扣,难怪他有时会对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

南老师的三十多部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出来的。就是他讲,学生记录整理,自己再反复修改。从已经出版的书中,可以看出记录整理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南老师最满意的,也可以说公认整理得最好的,是《论语别裁》。这本倾注了南老师和他好几位学生的心血,南老师在前言里特别提到了蔡策先生。说他不但记录得忠实,同时还详细补充了资料其情可感,其心可佩。蔡先生比南老师还稍年长一点,当时还在《中央日报》担任秘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帮助南老师完成这部六十多万字的巨著,确实功德无量。后来,蔡先生还想帮助南老师完成其他著作,南老师看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很好,就没有忍心让他做。遗憾的是,蔡先生已经作古了。现在,再要找到蔡先生这样的人是很难的了。所以,南老师那里有一大堆讲课的录音带,整理的进度很慢。南老师周围的学生很着急,他自己也经常为此而苦恼。找过不少人,有台湾来的,有大陆去的,还有人自告奋勇,以为这还不容易,不就是记录整理吗?拿了南老师的几盘录音带,吭哧吭哧整理出来,拿给南老师,南老师翻了一下.就扔在一边了。

上面讲了一大堆话,都是关于南老师上课的情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可以想象,南老师当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台湾大学里受欢迎的情景。书教得好,学生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三个字不径而走,南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请他教课的学校也越来越多。

这段时间,南老师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在大学里教书,传道授业,桃李满园,社会上也有人请他去讲课。但南老师并不满足这个现状,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巨大的范围里,弘扬传统文化。把他自己脑子里的好东西装到更多的人的脑子里去。大学校园这个天地太小了,他要走向社会,走向更高的层次。他在《禅话》这本书中提到禅宗著名人物傅大士(傅翕)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从傅大士的卖妻子、集资财、作布施的事,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事难两全的道理。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至,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所以佛学以般若(智慧)解脱为依归,但作法施(慧学的施舍)者,又非资财而不办。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终身,否则,必依赖于权势与财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为了要弘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终至影响朝野。南老师当然要弘法利生,当然也要影响朝野。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一辈子的理想,但他没有依赖权势与财力,他要自己干。

一九六三年,当时台湾的某委员会给南老师送来一个聘书,请南老师担任委员,南老师坚持不受,他写了一首诗:

 一纸飞传作委员,

 却惭无力负仔肩.

 人间到处宜为客,

 免着头衔较自然。

各种各样的职位、头衔是很有诱惑力的,多少人为此孜孜以求,有人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令人眼花潦乱,而南老师又显示出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什么头衔都不要。免着头衔较自然,他这个作法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内地好多单位要送给他这样那样的头衔,他也一概不要。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左右,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南老师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其中有一次,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蒋介石亲自聆听,有所感悟,回台北后即命令成立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并请南老师主持实际工作。这真是天赐良机,在当时当地,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得的殊荣。但是,面对当朝天子送上门来的这份厚礼,南老师并没有为之动容,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一方面,那样做不符合他一辈子做人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他对蒋氏父子存有固定的看法,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后来同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他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辞美意。我想他这样做是不奇怪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一贯的脾气而且他的这个脾气一辈子也没有改,他要自己干,他真的自己干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盖了一个徐福庙,邀请台湾派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参加落成典礼。徐福的传说,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说的是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仙山求药,中途遇台风,漂流到日本岛,没有采到药,却在日本定居下来了。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就是现在的日本人。日本人过去对徐福的故事是讳莫如深的,而现在居然为徐福盖庙,恭敬祭祀,并请台湾派人参加庆典,显然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台湾派了一个规格不低的代表团,团长由何应钦担任,南老师则以学者的身份被选中参加代表团,这是南老师生平第一次到外国访问。在日本短短的一星期里,除了游览名胜古迹外,还同日本学术界进行文化交流,南老师应邀作了《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的报告。

访日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所见所闻,感慨颇多,在回程的飞机上,南老师写了一首诗:

 空到东瀛走一回,

 平添感慨有沉哀。

 低徊富士山头白,

 我又乘风归去来。

南老师这里说平添感慨有沉哀,他究竟感慨什么呢?对日本侵略历史,南老师有亲身难忘的体验,对日本本来就没有好感,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南老师认为值得钦佩和欣赏。但南老师很快就感触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经济思想与工商业的发达,带给东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忧虑,他给日本朋友指出: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欺凌弱小。他在看到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在文化思相上的危机,的确是一件更为值得担忧的问题。东道主对南老师的意见,说要讲东方文化,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邦,中国是老大哥,希望南老师开诚布公有所指教,请南老师把他的讲演内容形成文字,这就有后来的《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中央日报》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一些外籍学者专家和南老师弟子门生的筹划下,东西精华协会在美国加州成立。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创立了东西精华协会总部,南老师自任会长。

 辛苦艰难独自撑,

 同侪寥落少辰里。

 松筠不厌风霜苦,

 雨露终教草木青。

 熟读经书徒议论,

 实行道义太零仃。

 乾坤亘古人常在,

 欲起天心唤梦醒。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南老师搞这个协会的目的,是欲起天心唤梦醒,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协会不是一个保守的、排外的组织,对外来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不是一味的排斥。南老师为协会订下了三大目标:一、唤醒近世东方各国,使他们恢复自信,不再舍弃固有文化的宝藏,而一味盲目地全盘西化;二、重新振兴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神,以纠正西方物质文明的偏差;三、沟通东西文化,以谋人类的和平和幸福。后来,他在向内地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说:在此交通讯息极发达的时代,全人类来往密切,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固属立国之根本,但若不能与世界各国之文化精华结合,则极易重蹈清末国故派之覆辙,欲跻中华民族于真正强盛之域,无异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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