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是一个在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研究文学的旗帜下聚拢到一起的文学团体。名字之来历，宁调元说：“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1)高旭说：“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2)二人所言，旨在暗示，使人意会而不致授人以柄。南社之“南”与陈去病有直接的关系。1903年他自日本回国，加入教育会，思想发生了一大转变，便以文学家的敏感与“南”字结下了亲缘，改其字为巢南，名其集为《巢南集》。“巢南”本于《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名句，“胡”“越”对峙，与排满革命的思潮吻合。民国后他解释道：“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3)南社之“社”，来源于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之社。宁调元《南社诗序》列举了启祯之际的社团后，云：“流派虽别，大都以诗古文词相砥砺，而统归于复社。”陈去病《神交社雅集小启》把复社、几社作为自己结社的原型，《南社诗文词选叙》又把南社同复社、几社类比：“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不祥文字，敢希《壬申文选》之伦；终古河山，用依次尾《国玮》之集。”(4)柳亚子《雅集图记》亦复如此，云：“降及胜国末年，复社胜流，风靡全国，其意气不可一世。”(1)高旭《南社启》亦云：“然则社以南名，何也？乐操南音，不忘其旧。”“窃尝考诸明季复社，颇极一时之盛。其后国社既屋矣，而东南义旗大举，事虽不成，未始非提倡复社诸公之功也。”(2)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的文化精神、诗学传统、及抗清的志节就被南社人概括为“几、复风流”。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他们意欲完成的志业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反清排满，因此南社接过“几、复风流”，以其后续自居。如此“巢南”之“南”与“复社几社”之“社”合成之，遂为南社之名，亦寓南社之实。柳亚子1923年《新南社成立布告》不无自豪自负地云：“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

反清革命在进入民国以后，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反袁、反复辟、反专制，呼唤民主共和的实现。这些政治的功业只是南社所要承担的角色之一，此外，南社还要推倒同光体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建立一种革命的文学。他们批评当时的文坛“刻意规模”，“鸦鸣蝉噪”，“里哇嘈杂”，他们要革新文坛，做“海内文学之导师”，(2)要在诗坛“大建革命军之旗”。(5)(第87页)汪精卫的《南社丛选序》曾对“革命文学”作过精辟的阐述：

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灿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式，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二，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亡国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且无前者，则大义须著，而感情不焉，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孕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6)(卷首)

由此文后面提到的《国粹学报》、《民报》看，汪精卫“文学”的概念里包含着学术与报刊文字。《浩歌堂诗钞序》则专论诗，云“新诗”乃在革除“意沮富贵功名之念，放辟邪侈之为，阿谀逢迎之习，士君子平日所不以存之于心，不屑宣之于口者，而於诗则言之”的诗风，称赞南社诸子“以文章气节相尚”，“流风所被，庶几所谓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者，不可谓有裨于士林矣”。如果我们不以人废言，不以人的“晚节披猖”为逻辑起点，而逆推一个人一生的行迹，汪精卫的两篇序文前者揭示了革命文学的精义，后者总结了南社文学对窳坏的晚清士风所起的作用。

文学从来就不是天马行空式的活动，它要从其他文化系统中获得支援，并和其他文化系统互相渗透，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逻辑依据的文化体系。南社的文学，从性质言，如汪精卫所言，是“革命文学”；从与时代的关系言，则如胡朴安所言，“一时代影响之反感者也”。他解释何谓“反感”云：“文章与时代有关系。一时代之文章，必感受一时代之影响而成。其影响也，有顺受，有反感。其顺受也，昌黎所谓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是。其反感也，其弱者则有变风变雅之作，其强者则有吊民伐罪之辞。”南社的文学乃时代之“反感”者，“掊击清廷，排斥帝制，大声以呼，振启聋聩，垂涕而道，晓喻颛蒙，气类所通，薄海斯应。”(6)(卷首)南社文学赖以生成的学术，正如汪精卫所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从前者言，南社与国粹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南社和国粹派同孕育于中国教育会，先有国粹派，而南社则是又由国粹派中分离出来。国粹派的“古学复兴”的理论和对宋明遗逸的专注，并由此抉发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南社的文学精神。南社把“古学复兴”的理论落实到复社、几社的学术精神上，由此引发出他们对宋明遗民散佚著作的搜集、整理、刊行，促成了“残明遗献的复活”。(7)(第123页)文学思想则由复社几社上溯到明代前后七子，并进一步上溯到唐音。如果仅仅是把这一文学统系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以及文学风格传承下去，问题便被简单化了。南社在继承这一文学体系时，舍弃了其在清代的演变，开掘出沈德潜在总结这一文学体系时丢弃了的复社几社忧时托志，砥砺气节，反抗异族的诗学精神，并让这一诗学精神在近代产生了“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的作用。(8)(第3页)

正是由于对“几复风流”文化精神(包括学术传统、诗学精神、抗清志业)的发抉和继承，遂产生了两种效应：一、由于这一文化传统适应了排满革命的时代精神，吸引了全国二十余省市人加入。胡朴安《南社丛选序》讲南社成员的构成：“刚强之士归之，意气用事之徒亦归之，不得志于满清，无由奋迹于利禄之途者亦归之。流品虽杂，目标则一。”南社成员1100余人大多数是在民国以后加入的。1912年6月刊行的《南社通迅录》社员只有321人，1913年4月刊行的《南社姓氏录》也只有403人。如此看来，南社社员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在反清的旗帜下号召到一起的。南社的反清虽与明末清初的反清有一致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南社把反清与政体革命结合起来，二者同时并行。《民报》第4期《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如是说：“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皆中国今日所不可缺者也。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终一时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这段话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指望满清政府来实现国家的共和民主，甚至君主立宪都是不可能的，排满和革命便这样结合起来。满清退位后，政体革命昙花一现，革命派意欲完成的使命还有一半更难实现，反袁、反专制便是反清旗帜在民国后颜色的转变。从这个角度上讲，胡朴安的话仍有其概括意义。

二、“几复风流”只是明末清初士风学风文风的代表，清初异常惨烈的抗清运动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岭南地区、湖湘地区，抗清运动消歇后，这三个区域的遗民们沉潜于著述，他们反思、反抗、批判的思维方式和气魄宏大、高瞻远瞩的学术特点，构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三个区域的文化资源在近代转化为变革的“三大模式”，[1]递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行程。如果说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和教育变革中三个区域分别扮演话语支配的角色，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三个区域的知识群体则是联手进行的，他们联手的共同“话语”是从明清之际发抉出来的反清排满的思想。这也就是南社成员集中于江浙、岭南、湖湘三个文化区域的原因之一。文化资源再一次在近代转变为近代化的动力，与之相关的是促成了文学在近代的一次革命。

南社文学根柢于“经义史事诸子”和宋明遗民的文化传统，并不排除根柢于西学中的“法律政治经济之学”。南社的三个发起人中，高旭曾东渡日本专修法律，1905年在《学术沿革之概论》里提出“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9)柳亚子年轻时就接受了西方人权、平等、进化的思想和卢梭《民约》论的影响，其《放歌》诗云：“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女权痛零落，女界遭厄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后来柳亚子改名为“人权”，字亚卢，自称亚洲的卢梭，可见对西学的心仪。更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著名的西方社会理论、诗歌、小说的翻译家马君武、苏曼殊、周桂笙、周瘦鹃、包天笑都有参加南社的经历，他们在西学东渐的不同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应是南社引以为自豪的，也增加了南社的开放色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高旭开户欢迎西学的主张，没有一以到底地贯彻下去，《南社启》就改换了口吻，云：“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2)几位翻译家的西学冲击，也没有引起回应。《南社丛刻》第三集《文选》苏曼殊《与高天梅论文学书》盛赞拜论、雪莱等西方作家，云：“衲尝谓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而沙士比、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曼殊又批评林纾、严复两家译文为“故纸堆”，特别是林纾不谙英文，可谓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万一。《诗选》有马君武《寄南社同人》云：“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这些意见没有引起任何应和，最终苏、马二氏的西学兴趣只是他们自己的西学根柢，而没有成为南社共同的文学根柢。二周都是南社的晚期社员，周瘦鹃入社号为508，应是1914年前后入社；周桂笙入社号为965，应是1916年后入社。包天笑入社较早，社号为104，但极少参加南社的活动，二十二集《南社丛刻》只在第十九集的《诗录》里出现过一次，十八次雅集从未出席。我们知道南社人很庞杂，有实业家，有教育家，有政客官僚，有武人将帅，也不都是腹笥便便，笔底生花的有学之人，有的社员只是粗通文墨。就以柳亚子夫人郑佩宜而论，曾在《南社丛刻》发表诗作三首，而这三首诗据其子柳无忌所言为柳亚子操刀，(10)(第130页)诗的用语、口气、格调全是柳亚子式的，可见郑佩宜是不会做诗的。但是这些情况都是南社的旁枝斜杈，不足以影响南社的整体形象。而马君武、苏曼殊、包天笑、周桂笙、周瘦鹃都是近代文化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加入南社的经历，为南社增色，但他们的“西学根柢”没有构成南社的主流，也没有对南社的走向发生影响。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读书人开始了职业化的人生选择。南社成员有的人也曾搭过科举考试的末班车，考过举人秀才，但即使取得的这点功名并没有对他们的人生产生过实际意义。他们走向了职业知识分子的道路，或做报纸编辑记者，或者办学从事教育，或从政做职业政治家，还有开办实业的。南社成员从事新闻报刊业的人最多，有些名气的成员大多数有办报编刊物的经历，因此在这个行业南社人的成绩也颇是引人注目。他们在1903年前后陆续进入新闻界，在国内和日本逐渐取代了《新民丛报》、《清议报》在舆论界的先锋作用。1905年后到民国建立期间，南社成员成了革命派在新闻报刊界的主力军，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并办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如于右任和“竖三民”，柳亚子和《复报》，陈去病与《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林獬与《中国白话报》、宁调元与《帝国日报》等。民国以后，南社成员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活跃在新闻界，《太平洋报》、《民国日报》是由南社人主持、编撰的有影响的报纸，像邵飘萍、成舍我、叶楚伧、邵力子这样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流的报人记者也都是南社社员。南社人借助报刊宣传他们的反清反袁、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主张，揭露反动派，抨击黑暗势力，唤醒民众，激扬民气，在近代的政治、思想进程中产生过相当的积极作用。同时报刊不仅为云集到上海和其他都会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职业，还加强了南社的凝聚力。

南社从酝酿成立到解体，历十数年之久，其发展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最早为南社分期的是柳亚子。1924年胡朴庵的《南社丛选》付梓，柳亚子作序云：

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余与陈巢南诸子始创南社，迄今十五载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时国运之变迁，人才之代谢，均有不胜今昔感者。约而言之，可分为三期焉。自己酉至辛亥为第一期。时则胡焰方张，士气弥奋，西台恸哭，人讴皋羽之诗；眢井沈书，家抱所南之史。一时泽畔行吟，山陬仗剑，不少慷慨义侠之士。迄乎革命军兴，而建牙开府，与夫参赞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是曰酝酿时期，不翅全盛矣。自壬子至丙辰为第二期。新邦初建，想望太平。顾周实丹首义淮上，身死而仇未复，海内已窃窃然忧之，有刑赏不明之憾。其后贼凯盗国，诛锄异己，逆谋未露，先陨遁初；虐焰将终，犹残英士。而宁太一、杨性恂、仇冥鸿、程韵荪、陈勒生、周仲穆、范鸿仙、吴虎头、姚勇忱诸君子，并断沥血，白首同归，几几乎举吾杜之良而歼之，是曰摧残期。然青鳞碧血，抑足蔚为国光焉！自丁巳至癸亥为第三期。洪宪附逆，泾渭始淆，元凶天戮，小丑繁孳。安福、政学，靡不有吾社之败类，甚至贿选狱成，名列丹书者，赫然一十九辈，而其余反颜事贼，奔走伪庭者犹不与焉。彼其之子，岂不口仁义而笔孔孟，然廉耻道丧，抑又何说？此则吾社之大辱矣。倾西江之水不足以洗之，纵蔡幼襄流血于夔巫，易梅僧横尸于楚市，一薰而百莸，宁堪相抵哉！是曰堕落时期，盖哀莫大于心死矣！(11)(第757页)

柳亚子根据南社的作为分为三个时期：1909年—1911年为酝酿全盛期，1912年—1916年为摧残期，1917年—1923年为堕落期。

1936年到1938年柳亚子撰写《南社纪略》中《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主要根据南社内部的行政变化和活动情况，把南社的历程分为“成立以前的南社”(1907—1909)，“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1909)，“从唐庄雅集到张庄雅集”(1910)，“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社”(1911)，“我的脱离南社和重行加入”(1912—1914)，“从第十一次雅集到第十八次雅集”(1914—1922)。柳亚子本意不在为南社分期，但南社的生成变化却从中呈现出来，换一种说法，南社可以分为六个时期：酝酿期、成立期、第一次“革命”、全盛期、三头制变一头制、持续发展与解体期。

1944年劲草在《杂志》12卷第4—6期连载《南社影事》的长文，把南社分为四个时期：创立时期(1907—1909)，嬗递中的初期经过(1910—1912)，南社中叶时期(1912—1914)，南社从中叶到末叶(1915—1922)。

新中国成立后，南社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比较沉寂，80年代，杨天石、刘彦成撰写的《南社》问世，他们对南社的分期大而化之，以辛亥革命为界线，分为前期南社和后期南社两个时期，前期是“上升期、发展期”，后期是“分化、堕落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王晶《南社始末》一文，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南社的分期，但在叙述中，以时间为序，按段落展开。一、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的出现。作者从1903年的革命形势和三个发起人在1903年前后的革命活动讲起，一直讲到1909年的南社成立。二、为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介绍《南社丛刻》的内容和南社的活动，时间上主要是指1910年—1912年。三、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英勇斗争。南社成员反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倒行逆施的行为和诗歌创作。时间上指1912年—1916年。四、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的分化和堕落。“随着反清反袁斗争的结束，南社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已完结”，南社在迅速分化，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南社终于“分道扬镳”。

此外赵慎修的《南社浅谈》把南社和解体后的新南社、南社纪念会、南社闽集等活动统在一起，把南社分为四个时期：一、酝酿成立阶段(1903—1909)；二、发展与壮大时期(1909—1914)；三、解体阶段(1915—1923)；四、延续阶段(1923—1943)。(12)(第111页)

这几种分期各有各的着眼点，也各有各的合理性。如果我们以研究南社的诗歌和自身的演变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柳亚子《〈南社丛选〉叙》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作为南社的发起者、领导者，个中关节他最为清楚，他的分期关注到了南社十几年间所经历的人才之代谢，国运之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诗文之风貌。然而柳亚子的分期忽略了南社的酝酿期，把成立后的数年称为酝酿期，有名实不符之憾。《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列“成立以前的南社”作了纠补，也是后来劲草南社分期的根据。而王晶垚、赵慎修二位先生把酝酿期上溯到三个发起人撰文办报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1903年，这虽说与他们创建南社有一定的关联，却并不具备必然的关系。那个时代，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很多，但并不一定都要去组织或参加南社。例如中国教育会的创始人蔡元培就与南社没什么关系，《国粹学报》的创办人邓实曾参与过南社的筹谋策划，最后还是没有加入。南社的酝酿发起应该具体到南社本身上来。这样，1907年旧历7月7日的神交社应是雏形，柳亚子也说“隐然是南社的楔子”。(13)(第6页)接着是同年冬的上海酒楼的十人小聚，“约为结社”，还拍了照片。所结之社取名为“南社”，柳亚子1908年《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诗的小注里明言：“南社诸子在海上者”云云。

南社酝酿于1907年，成立于1909年，这三年自应成为一个段落，如劲草所言为“创立时期”。成立后的十五年间，依据柳亚子的分法，析为三个时期。这样，南社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段落：创立期、全盛期、摧残期、分化解体期。

南社文学在这四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辛亥前两个时期，南社诗歌表现出浓重的遗民情结。陈衍《石遗室诗话》批评辛亥革命后“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云：“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在近代的诗坛，南社人在辛亥前已把这种场面排演了一番。只是前清的遗老表现的是落日难挽，大势已去的悲凉，而南社作家铺排遗民情绪，挦扯遗民诗料，则是要借此激发出排满的民族主义。民国建立，南社诗人曾有过短暂的欢愉和畅快，但随着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共和国的危机就发生了。袁世凯坐上总统的大位，就开始盘算着独裁专制，做起皇帝之梦。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大肆屠戮革命党人，南社成员宋教仁、宁调元、吴鼐、周祥骏、殷仁庵、陈英士、仇亮等人死于袁世凯、黎元洪、张勋的屠刀之下。周实、阮式的大仇未报，而生龙活虎的志士们又一个个倒下，南社被摧残得血肉模糊，南社成员哭悼的诗歌犹如血泪交迸的悲河愤海。1916年后，南社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也由于内部唐宋诗之争引发的内讧，进入了分化解体的时期。南社原本就存在的学唐、学宋，以及尝试诗体革命的三种倾向没有在争论中达成互相吸收，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而是解体后各行其是，终被新文学所吞没。

南社解体后，仍有过新南社和南社纪念会一类的活动，但都没有持续下去，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南社已成为历史，改造南社，延续南社是较多南社成员的愿望，但这需要大学问、大胸襟、大手段的人差可达到。南社最终成了文学史、近代史的研究对象，1935年柳亚子在外界的督促下，开始写作《南社纪略》中《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1938年11月完成，《南社纪略》又收录与南社社事有关的七篇文章，附录六篇。这便是南社最早的“廿五史”了。羽翼《南社纪略》的是一些南社社员的掌故性文章，如姚鹓雏的《南社摭谈》、《琐记》、《补遗》，劲草的《南社影事》，朱剑芒《我所知道的南社》等文。关于南社社事的回忆，以及对南社成员的纪念性文章七十余年络绎不绝，而对南社整体性的研究则是相当沉寂的。建国后研究南社有两大家，一为杨天石先生，1980年出版了他与刘彦成合著的《南社》，打破了这种局面。1995年又出版他与王学庄合著的《南社史长编》。另一家是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逸梅，他曾是南社晚期社员，胸罗掌故，长于记事，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南社丛谈》，洋洋五十四万余言，于南社研究多所裨获。此外，郭长海先生、马以君先生也致力于南社的研究，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7年5月纪念柳亚子诞辰一百周年，民革中央委员会、中国作协和中国史学会联合召开了以“柳亚子与南社及其时代”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继之，1989年5月4日国际南学会成立于美国加州，柳亚子长子柳无忌出任会长。1990年11月13日，北京又成立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此外，地区性的南社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国际南社学会丛刊》、《南社研究》、《南学通讯》、《南讯》等刊物促进了人们对南社的关注。从1992年起，由柳无忌出资资助，出版了一批南社社员的别集和研究著作，章开沅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其中也有几种南社成员的集子。这都是南社研究的可喜现象，为南社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南社成立已九十余年，解体也七八十年，而关注南社的人多数是南社成员的后裔。这些人有他们的长处，家藏资料，亲濡其染。但也有短处，他们多数不是专业人员，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研究条件，而且在处理材料时，难免怀有“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的心理，鲜有怀着文化反思的心态对有关现象做出深层次的解释。而专业人员中极少专门致力于研究南社的。因此，南社研究急需专业人员与南社后裔携手，改变研究队伍的结构，取长补短，各极其致。

在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追求学术的独立品格，南社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固然与南社本身的特点有关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的人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反思其中的利弊得失，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经验或教训。学术不独立，看风使舵，攀龙附凤，文学评论就会变为一个势利场。举一个例子，南社领袖柳亚子和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是诗友，在造了一座大神的同时，柳亚子成了南社的小神，连篇累牍的文章叙述某某社员是如何追随柳亚子的，和柳亚子谈过话，饮过茶均成了荣耀。南社成立大会蔡守和柳亚子为唐宋诗争论起来，有的文章会这样评论：蔡守公然和柳亚子发生激烈争辩！柳亚子曾下过贬词的人在南社研究中至今鲜有翻身者。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认柳亚子对南社做出的贡献，仅就他笃以风义，斥资费力编《南社丛刻》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与学术的不独立相关的是过分夸大南社与革命的功绩。这种倾向在柳亚子写《我和南社的关系》前就已出现。柳亚子在《开场白》中说：“有许多人的记载，把南社评价过高，夸张它对于革命的功绩。”“要我写南社历史的人，都希望我写些南社和革命有关的历史。”柳亚子表示他的写作“不能使得希望者满意”，但在组织新南社时则完全把文学社团与政治贴在一起，给曹聚仁的信说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倘然廖先生不死，也许近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局面，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吧！那时候，南社派的政治，可以变成新南社派的政治。”(13)(第251页)所谓“南社派的政治”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说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批官员曾加入过南社，应该说这些政坛闻人抬高了南社的身价，才使南社迅速膨胀起来，而不是南社成就了这些政要。余英时批评五四运动变质太早，来不及在学术思想方面有真实的成就，便已卷入政治漩涡中去了。“但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政治社会情况的不安定，以致学术工作无从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意义，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物。”(14)(第52页)五四运动尚且如此，而南社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天然的联系，在后来的发展与被研究中又不断被强化。

如果说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因袭着很多包袱，被很多僵化的观念所捆绑，而南社研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研究南社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注释：

[1]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导论》云：“近代三大变革的递进阶段如果被置于‘知识领域’的类别中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每一次变革的背后均有与之相应的‘知识类型’予以话语式的操纵，如洋务自强运动往往与‘湘学’知识话语的经世原则相关联，戊戌维新与‘岭学’知识谱系的特殊表现方式密不可分，晚清教育变革的形式也基本上受到江浙知识分子话语的支配和影响。可以说，这三大知识系谱持续控制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布格局与行为取向，并且在近代往往是以共时的空间格局显示其作用。”北京：三联书店199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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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旭.南社启[N].民吁报,1909—10—17.

(3)陈去病.南社长沙雅集纪事[N].太平洋报.1912—10—10.

(4)宁调元.宁调元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5)胡朴安.南社丛选[M].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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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近代文学百题》编写组.中国近代文学百题[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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