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牢骚”再解读

一、宋云彬和柳亚子的友谊

　　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文史专家。他和柳亚子订交，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柳从香港逃到桂林之后。据柳亚子说，他刚到桂林本来是找广西籍朋友、文化供应社编辑陈此生的，不料那正好是个星期天，陈不上班，他只好找宋云彬。关于这段经历，柳在《八年回忆》中有清楚的交待。他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他还说：“文供社到底不愧是一个文化首脑部，听了我的名字，立刻表示欢迎，领我们到了丽君路云彬的寓庐。再一问讯，则旧友茅盾、德、仲华、端苓，都在那儿，云彬给我一一找来见面了；还介绍了邵荃麟、葛琴夫妇和傅彬然、杨承芳等”人。（《柳亚子选集》第1156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在桂林，柳亚子进入创作的“最高潮”。他除了写成《少年时代的柳亚子》、《怀旧集》以及大量诗词之外，还准备重新开始南明史的研究。柳研究南明史多年，只是战争使他的资料文稿丧失殆尽。到了桂林后，他结识了靖江王后裔朱荫龙。此人学问很好，藏书又多，对南明史料如数家珍。于是他创办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和朱荫龙担任副社长，为编写《南明史》做准备。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与朱荫龙还以南史社的名义，印行过《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我们的父亲柳亚子》第15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云彬于1947年抵达香港，担任香港文化供应社总编辑。不久柳亚子也从上海来到这里，柳无非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我父亲重晤的有沈钧儒、何香凝、李济深、朱蕴山、宋云彬、郭沫若、茅盾诸位；此外，与钟敬文、翦伯赞、陈劭先、周鲸文、萨空了等，亦经常有来往。”（同上，第123至124页）不久，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并自任社长，宋云彬为秘书，钟敬文等四人为干事。第二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的柳亚子以“脑病未愈，实未能执笔”以及“开创之初，文告颇繁，惧不暇给”为由，写信请宋云彬相助，以便“度此难关”（《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可见，宋云彬与柳亚子虽然认识较晚，但是关系却不一般。

二、柳氏“牢骚”的见证人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和宋云彬等人应中共中央邀请，经烟台、济南、沧州等地抵达北平。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王芸生、张伯、张志让、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也许是因为“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叶圣陶诗句）吧，一路上（特别是在船上）大家都异常兴奋。为此，宋云彬在2月28日的日记写道：“午后一时许，轮始启碇。微有风浪，船颠荡，余与徐铸成、柳亚老、王芸生作雀战，两圈未毕，芸生已不支，张季龙（按：张志让字季龙）代之，未几，余亦头昏昏思睡，则由彬然代之。”（《红尘冷眼》第108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当时宋云彬40出头，柳亚子60开外，如果不是“六十三年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柳亚子诗句）的话，他恐怕不会有这么高的兴致。

　　除了打牌之外，大家还组织了许多文娱活动。比如在3月1日的晚会上，叶圣陶以“我等此行”为谜面，打庄子篇名一，宋云彬猜中谜底（《知北游》）之后，向叶索要奖品，叶以诗代奖，于第二天赋七律一首，柳亚子、陈叔通、张志让以和诗助兴。那天晚上，宋云彬与叶圣陶又在晚会上“合唱昆曲《天淡云闲》一段”，并赢得大家掌声（第108至109页）。

　　在烟台登陆后，柳亚子还是异常兴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第110至111页）。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柳亚子选集》第1189页）关于这段历史，柳亚子的《北行日记》和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也有记载，可以相互参阅。柳亚子一行是在3月18日抵达北平的。到了北平以后，柳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3月25日，宋云彬日记第一次出现柳亚子发牢骚的记录，他说：“今日上午愈之来，与柳亚老剧谈，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第115页）查柳亚子当天日记，也有“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云云（《柳亚子选集》第1194页）。这里的“愈之”，就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胡是一位“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于友：《胡愈之传》第12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所以他表面上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访，实际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

三、牢骚之一：是“革命先进”，还是居功自傲？

　　既然如此，胡愈之与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宋云彬日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宋说：“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第115页）

　　从宋氏日记来看，朋友相聚，聊一聊名人掌故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胡愈之这次来访却不是为了聊天，而是要以此为例，奉劝柳亚子不要骄傲。显而易见，根据柳亚子经历和他的表现，说他以革命先进自居，背着沉重的包袱，好像不算过分。

　　柳亚子以诗坛领袖自居。他在1945年曾说：“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柳亚子选集》第1084至1085页）柳亚子又以第一流政治家自命。他在1947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了作者的自我评价。文章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紧接着，他以中山舰事件和西安事变为例，来证明“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他高明。与此同时，他还借用李济深的话———“不必每事都存心附和中共，但也绝对不能存心和中共立异”———来反驳郭沫若提倡的“尾巴主义”。（同上，第584至586页）

　　柳亚子是性情中人，他的自信或自负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同上，第1205页）这种思想对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人对于这类“大不敬”的言辞，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回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柳亚子的知己，宋云彬并不同意胡愈之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说：人不忘其过去，才能爱惜自己的羽毛；张申府的问题，在于忘记过去。此外他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但是对胡的评价却不高，他甚至认为“此公对朋友全无诚意”（第188页）。看来，对于胡的规劝，柳亚子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

四、牢骚之二：是政治家，还是文化人？

　　就在胡愈之来访的那天下午，毛泽东飞抵北平，柳亚子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柳写下《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尽管宋云彬没有记录此事，但是从他的日记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柳亚子的确是牢骚满腹。

　　比如4月6日下午，宋需要参加两个会议，一个是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另一个是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为此，他先在新闻界座谈会上坐了半小时，又前往北京饭店出席文艺界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正好赶上柳亚子发言，宋发现柳的讲话很不合适，便写了字条去劝阻，柳亚子这才打住。

　　柳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宋在日记中有所记录。他说：“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亚老立即接受，其雅量可佩也。”紧接着，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第118页）罗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有关民主人士的工作由他一手操办，他对柳亚子的牢骚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他撰写回忆录的“四条原则”是“以集体为主、实事求是、重视总结经验、对个人的活动持分析态度”（习仲勋：《回忆与研究。序》，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在其《回忆与研究》中没有谈到这些内容。

　　让我们还是看看柳亚子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以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吧。柳认为，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就“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是由于“我有科学的预见”，并且“自信……不在毛先生之下”，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柳亚子选集》第591页）。这话是一年前在上述《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中讲的，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到北平，柳亚子肯定会感到不满，感到压抑，以至会处处碰壁。因此他所谓请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云云，应该是一种牢骚。

　　在这种情况下，柳亚子的言行不仅令人侧目，也引起了亲人的忧虑。无奈之下，他的夫人郑佩宜女士只好与医生商量，以血压升高为理由，劝他请假休息，谢绝一切活动。这一着果然灵验，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第118页）柳亚子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柳亚子选集》第1197页）看到柳亚子真要休息，宋不仅称赞“柳夫人之计善哉”，而且还与叶圣陶开怀畅饮，表示自己“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叶圣陶也“大表同意”。（第118页）

五、牢骚之三：对新的政治环境很不适应

　　柳亚子称病后，住进颐和园休养。据说他因为要吃黄瓜，打过管理员一个耳光；相比之下，人们还不知道他和警卫人员也发生过激烈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柳亚子搬走以后，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也离开六国饭店，住进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尽管这里是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叶是该委员会主任，宋、傅是其成员），但是门口却有持枪警卫。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这里拜访宋云彬。当时宋正在睡午觉，二人被警卫人员拦住，要他们登记之后才能进去。柳亚子对这种官僚主义的衙门作风非常反感，便径自往里去，大概是进入办公室以后，警卫员拔出枪来进行恐吓，这下子更惹恼了柳亚子，他拿起桌子上的墨水瓶扔了过去，却溅了柳夫人一身。这时傅彬然和金灿然闻讯赶到，才连忙向柳亚子道歉，并把警卫员申斥一顿。事情过后，宋云彬与叶圣陶、金灿然谈论此事，叶认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第131页）

　　由发牢骚到发脾气，在柳亚子来说并非偶然，这反映了他对新的政治环境很不适应。类似的感觉在宋云彬日记中随处可见。比如毛泽东抵达北平时，统战部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发出通知，到会后才知道是要组织他们赴机场迎迓。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座谈会”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座谈会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宋云彬在日记中说：———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第119页）

　　———教育座谈会今日第二次开会，不去出席，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第121页）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第125页）

　　———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第128页）

　　尽管如此，参加座谈会毕竟是一种政治待遇。因此宋云彬对此也比较在意。有一天他和叶圣陶、傅彬然同时接到通知，说下午五时要开座谈会，后来又通知会议改期，他便和傅彬然去游天坛，没想到他们一走，叶圣陶就被接去开会。类似的不信任时有发生，使他觉得“北平非久居之地”。（第116页）此外，他对有些人来到北平之后，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第126页）非常反感，与此同时叶圣陶也有“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第125页）之意。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从沈阳到北平”一章中，也写了许多“意外的烦恼事”。这些“被误解”、“受屈辱”的事情和宋云彬的感觉、遭遇，可以作为柳亚子牢骚满腹的旁证。

六、牢骚之四：“司农仰屋”、“干部乏材”……

　　柳亚子“因病”休息后，还做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他以南社和新南社的名义，于4月16日在中山公园举行联合雅集，二是由他筹备组织的文研会于6月26日在中山公园成立。关于前者，尽管有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但是当局并不支持这种活动；至于后者，从宋云彬于第二天写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文研会成立也是柳大发牢骚的一个例证。由于这是一封鲜为人知的信件，有必要将它摘录如下：“（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第136页）宋云彬在日记中录下此信之后还继续写道：”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但是，由于亚老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特别是”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

　　此外，宋还对柳亚子屡发牢骚的后果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不仅容易使朋友们因为怕受牵连离他远去，还会让经常收到他的抗议书或介绍信的领袖们疏远他。这样一来，又会使他牢骚更大，心情更坏。（第136至137页）

　　信写好后，宋云彬征求叶圣陶的意见，叶“连称好极了”之后，才以挂号信寄出去。

　　事实上，在这一年，文研会无疾而终，中山公园的雅集也成绝唱。

七、牢骚复牢骚

　　四天以后，也就是1949年7月1日，宋云彬收到柳亚子的回信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接柳亚老复函，谓‘辱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7月4日，宋又收到柳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据柳亚子《北行日记》，周恩来与他长谈，是在6月28日下午。晚上周在听鹂馆设宴，张友渔、徐冰等人做陪，柳“颇有醉意”（《柳亚子选集》第1207页）。7月8日，宋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末附有一诗：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

　　7月21日，宋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和诗，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首《口号答云彬》：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

　　尽管如此，柳亚子的牢骚并没有结束。三天后，宋云彬去颐和园看望柳亚子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这种状况对于快人快语的柳亚子来说也许比较痛苦，但宋云彬却说：“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第143页）

　　此后，虽然宋在日记中很少谈到柳亚子了，但还是能看到柳的一些情况。比如1950年7月23日有“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第201页）的说法，到11月19日又有“亚老近来又大兴奋，喜管闲事”（第211页）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无论柳亚子怎样发牢骚，他的境遇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常常劝阻他发牢骚的宋云彬，却于1957年在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时被打成“右派”。这或许是1958年柳亚子逝世时，宋云彬在日记中没有留下什么记录的原因。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