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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陈去病:一代革命家的一代之诗

2024/3/12 3:13:46    作者:  来源:  《团结报》    【字 号:  】   点击量:3938

今年是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诞辰140周年。陈去病,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人。祖上以经营榨油业致富,因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毅然易名“去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不遗余力。作为近代诗人,其诗多抒发爱国激情 ,风格苍健悲壮。

1一代革命家

2003年,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到当时“许多爱国志士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的卓绝的斗争”,其中有三十几位,耀邦同志称为“著名的风云人物”,陈去病赫然在列。耀邦同志说:“所有为辛亥革命建树了功绩的人们,永远受到人民的称颂,他们为革命牺牲奋斗的高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意见完全正确。

辛亥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文化战线和武化战线。

就文化战线论。陈去病先后参加编辑、出版或成为重要作者的革命刊物,有东京《江苏》杂志、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海《复报》、《南社丛刻》等,报纸有上海《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中国公报》、汕头《中华新报》、苏州《江苏大汉报》、杭州《平民日报》、绍兴《越铎日报》等。

当时,革命党人热衷于收集清兵入关时残酷屠戮汉人的资料,以激发人民对满洲贵族集团的愤恨。在这方面,陈去病是先行者。1903年,他辑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为《陆沉丛书初集》。后又编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的文章为《三大儒正气集》。陈去病特别注意于大力表彰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和人物的事迹,先后编辑《烦恼丝》、《五石脂》、《明遗民录》、《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文集》等书。他还曾为革命党人、烈士写传,如《徐锡麟传》、《鉴湖女侠秋瑾传》、《王逸、姚勇忱合传》。这些著作,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清末,国粹主义思潮流行一时。陈去病最早与广东人邓实创办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建立藏书楼,提倡保存国学,光大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陈去病前后组织的政治社团或文化团体有雪耻学会、中国教育会、徽州黄社、杭州秋社、上海神交社、安徽黄社、绍兴匡社、苏州南社、浙江越社等。其中南社是人员过千,广泛分布于全国19个省,253个县的超大革命文学团体,活动时间前后绵延数十年。

陈去病是清末新式教育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很早就创办东江国民学校,先后任教于上海爱国女学、镇江承志中学、徽州府中学、浙江绍兴府中学堂、杭州高等学堂、苏州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前,支持友人冯沼清创办苏苏女学,提倡女子教育。辛亥革命后,为纪念秋瑾,与徐自华等在上海创办竞雄女学。

陈去病最早提倡“戏剧革命”,创办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革命党人与戏曲艺人结合,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剧。在他的倡导下,不图自强、终遭瓜分的波兰衰亡史可以入戏;慈禧太后可以“满装女丑”的面目入戏。陈去病甚至亲自执笔,以刚刚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写成“时事新戏”。

陈去病的诗,以旧风格写新思想、新感情,创造新意境,在事实上继承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传统,使传统诗歌成为传播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利器。

陈去病从未写过小说,但浙江豪杰王金发秘密反袁因而被害,其事曲折、隐蔽。1915年9月,在王被害后仅两月,陈去病即藏身芦花荡中,写作文言小说《莽男儿》,自称:“无一字无来历”,“目之为信史,亦无不可”,“目之为革命之小史,亦可也”,从而创造了一种以小说写革命历史的文学体裁。

以上种种,使陈去病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大将、主将。

以武化战线论。1903年,陈去病在日本东京参加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者血战。1904年初,曾密运军火三大船自上海至青浦,企图设立军事机关。1907年秋瑾遇难后,陈去病曾拟联络会党起事,未果。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陈去病曾赴香港,与云南、广东等省革命党人在中国日报社集会,讨论举事计划。1911年7月,陈去病赴南京,筹划到新军中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参与讨袁之役和其他反袁斗争。这一方面,陈去病的许多活动湮没不彰,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在当时,像陈去病这样涉足文武两条战线的人物还不多,因此,陈去病堪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革命家。

2、三民主义者,而非“一民主义”者 

柳亚子在《我对于南社的估价》一文中说:“从前有人讲过:国民党中,某某是一民主义者,某某是二民主义者,只有孙先生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把南社来比喻,陈先生鼓吹民族主义是很激烈的,他对于民权,比较冷淡。他自然也反对帝制,但他只是反清反袁罢了。讲一句笑话,倘然孙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是会奉命不遑的吧。高先生呢?他可说是二民主义者,因为他是学政法的,头脑比较新一些。所以我也可以讲,陈先生是代表封建制度的社会,而高先生是代表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柳亚子和陈去病是老朋友,但是,这些话并不准确。

不错,陈去病“鼓吹民族主义是很激烈”,这表现在他对于满洲贵族批判揭露较多,对于明朝皇帝缅怀、哀悼较多,对于明末清初抗清英雄的赞美、咏叹较多,这都是事实。但是,他对于民权未尝不向往。早在1903年,他在编辑《陆沉丛书》时,就在眉批中指斥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对于民族道德的摧残,批判“中国历代之君主无不假公以济私”,痛愤“吾汉族之民,不知合群为何物”,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1907年,他在《高柳两君子传》歌颂高旭、柳亚子这两位老朋友“梦想共和,求光复,固如故”,实际上表达的也是他自己的“中国梦”。更重要的是,他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坚持民主、保卫共和的斗争。1913年7月,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陈去病出任司令部秘书长,代黄发布《布告各界文》、《布告军界文》、《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1916年,与徐自华共谋在苏州起兵,威胁南京。1917年,张勋复辟,陈去病谋划在浙江宁波举兵。1917年,孙中山为维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南下广州,开展护法斗争。1918年,陈去病到广州,出任非常国会秘书长暨元帅府咨议,再任参议院秘书长。这样的人会是“一民主义” 者吗?

其实,陈去病不仅拥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还向往社会主义呢。早在1908年,陈去病就在汕头《中华新报》上发表《所谓富豪者听者,有心世道者亦听者》,该文由于不常见,全抄如下: 

社会主义磅礴郁积,行将突现于中国矣。欧美各邦之大富豪,重困于此主义。联盟罢工诸事,岁月有闻。盖视中国政府官吏之苦革命党尤甚,当为诸君耳所熟也。比月以来,中国联盟罢工之事,亦竟迭见。其在岭东一道者,有兴宁染工、歧岭挑工屡起,前报事犹未了,而江西景德镇磁工罢工者再,于今益烈,乃又出浙湖机工案。夫景德镇磁工尚属无意识之暴动,若机工则纯然以增值要求停工。虽曰彼辈蚩蚩,徒为米珠薪桂,穷极至此,无所谓主义存乎,然则,是固社会主义之发端也,亦复何用讳饰!

近顷国中言论家,或醉心平等而倡言之,或欲维持现在秩序而抑之,在诸君为利己之便,度必深恶倡之者矣。然其实,世之所以生此主义者,乃大势所趋。唯欧美汽机发明,贫富相悬日远,而此主义遂益横厉。中国近日则天灾如水、火、风、旱、虫,人事如各种抽捐,交迫而来,类皆足以直接间接而胎孕此主义者,况汽机之用亦暂兴盛。嗟乎!数年、数十年之后,虽无人倡之而此主义亦岂能不轰然爆发哉!空言抑之,庸有济哉!

官威无能压制此主义也。慈善事业无能调和此主义也。强权不除,阶级不去,共产制度不行,诸君其难一夕安枕于高楼大厦中矣。愿所谓富豪者听者。

且夫此主义之势力,固决不能仅及于富豪已也。惜今中国学者眼光如豆,只知埋头读什么法政书,妄想专心致力于国家政府之小方面,而不知研究此人群最密切关系之一大问题耳,故曰有心世道者听者。

该文看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因在于近代工业发展,“贫富相悬日远”,看出了其产生乃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看出了它无法“压制”,在数年、数十年之后必将“轰然爆发”,唯一的办法是除“强权”,去“阶级”,行“共产制度”,否则“富豪者”是无法在高楼大厦中“安枕”的。自从1903年孙中山向中国国内介绍“社会主义”之后,自从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生主义”后,中国革命党人中谈“社会主义”者日多,但是,谈出如陈去病在本文中所达到的水平者不多。

还能说陈去病是“一民主义”者么?不能。他是“三民主义”者,而“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主义。

3一代诗人

清人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李白、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诗坛的双子星座,将永远在中国诗史上闪耀不灭的光芒,被千秋万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诵读、吟唱。但是,赵翼所称“江山代有人才出”,则是正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时代变了,发展了,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就会变化。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期,皇权专制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民主共和的新时期开始了。陈去病的诗,南社作家的诗,反映这个时代,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爱国者、革命者的情怀,反映出他们的悲哀、愤怒、追求和憧憬,因此,我觉得陈去病和南社作家是一代诗人,是反映中国历史这一伟大转折时期的诗人。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或杰出的诗人和充满魅力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明清以降,诗坛陈陈相因,拟古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可以说已经到了肉腐羹酸的严重地步。戊戌维新运动前后,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倡导“诗界革命”,企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找寻新路。这一“革命”初期,有过“挦扯新名词”的幼稚阶段。戊戌维新后,梁启超推尊黄遵宪,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子。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南社作家登上文坛后,由于和维护清王朝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上对立,曾经斥责他们所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为“亡国之妖孽”,但是,南社诗人实际上走的正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诗界革命”道路。高旭在《南社丛刻》第一集上发表《愿无尽庐诗话》,认为作诗应“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他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首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高旭的这段话,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表现了他的诗歌美学追求,这就是,诗歌要表现“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但形式上则应“守国粹”,保留中国传统诗词的格律、形式和语言风格,这正是“诗界革命”的路子。当然,他所说“用陈旧语言为愈有味”则是错误的,写反映新时期的诗,自然应该有,也允许有“新语言”。一味用“陈旧语句”,就是一种“骸骨的迷恋”了。这两年,有些提倡写旧体诗的人主张用宋元时期的“平水韵”,就更是在提倡制造“假古董”了。

陈去病的诗,我觉得在事实上走的也还是“诗界革命”的路子。他早期也写过突破旧格律的“新派诗”,如“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等,也曾经写过《吴三桂借清兵歌》一类的民间俗曲,但大部分作品还是虽写新思想、新感情,却仍然严守旧格律。以口语写白话诗、自由诗,这是“五四”时期才出现的,而且至今似乎不能说取得成功,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经说过:“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大洋。”虽是幽默语,却值得思考。

1965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昌与人谈诗时又说过:“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要求陈去病等南社诗人写新诗,提倡新诗是不现实的,超越实际的。

1909年,南社在虎丘开成立会,陈去病和柳亚子相约“尊唐”,提倡“唐风”。1917年,南社内部发生唐、宋诗之争,柳亚子受到社中尊宋派的批评,陈去病曾寄诗支持,表示“不懈其初衷”。序言中,陈去病严厉批评的“闽士”就是当时被奉为诗坛泰斗,支持张勋复辟的郑孝胥。有关资料,我早有辑录,蒙亡友朱维铮教授收入其实际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第二辑,后来又收入拙著《南社史长编》中,这里不再多说。这两天,读陈去病1927年编著的《诗学纲要》,该书于唐诗,称赞其“盛矣极矣,蔑以加矣”,“如日方中,光华焕发,令人不可逼视”,于郑孝胥等,则斥之为“小生贱儒,罔知别择,委琐龊龌,犹觳然低唱其亡国之音”。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南社唐、宋诗之争的实质。

我在《陈去病全集》序中曾经提出,尽管陈去病“尊唐”,但是,由于时代因素,他实际尊崇的是明末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张煌言等人。他的诗,慷慨苍凉,多写“哭”,多写“泪”,但是,这是为民族、为国家的大悲、大哀。陈去病将他的住宅厅堂定名为“浩歌堂”,其诗集定名为《浩歌堂诗抄》。这个“浩”字,确实准确地传达出陈去病其人特别是其诗的特点。人们评唐诗,有“唐人气象”之说,读陈去病和南社主要作家的诗,是不是也感到有一种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而奋斗不止的革命党人的“浩然”气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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