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两个朋友书

YTA君和B君：

你们俩的信，我收到了。因为我到上海去了一次，所以不能就写回信。

A君对于我的话，是完全谅解了，我非常的欢喜。B君对于我的话，恐怕还不能完全谅解，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非孝”的一篇文章，是浙江一师学生做的，登在他们的出版物上面——与陈独秀先生完全没有关系——我因为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不知道他讲些甚么。但是“非孝”两个字，我却以为不错的，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相当的赞成人”。现在把我个人“非孝”的主张，写在下面：

第一层，我以为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只有一个爱字，是最洁净神圣．而且最能包括一切，亲子的关系，也只要讲一个爱字，就完了。子应该爱亲，亲也应该爱子，那是最平等的，若硬立了一个孝字，又硬把一个慈字去配他，便生出阶级来了；而且“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邪说，也跟着来了。几千年家庭的惨史，恐怕就是孝字开端罢。所以我主张只要讲爱，不要讲孝，爱是天性的，孝是人为的，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这就是我“非孝”的根据了一一参看吴又陵先生“吴虞文录”内“说孝”一文。

第二层，我是不赞成中国人所谓“孝道”的实质，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甚么“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甚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甚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然后可谓孝矣”，甚么“父母在，不登高，不临深”。甚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种种荒谬的话，都是依附着“孝”字做壁垒的。我们开一个大炮，把“孝”字轰倒了，那末，这种城狐社鼠的伦理，就可以马上失其权威，不致流毒宇内了。这是我“非孝”的作用。

还有，从反面讲起来，中国是礼教之邦，对于“孝道”的提倡，可谓无微不至了。然而打开历史来看，从首出庶物的君主算起，宋文帝、隋文帝、后梁太祖等等，不都死在儿子手中吗？那小百姓更无论了。可见教孝是没有效力的，要防制人类残害他人，总要把残害的根株拔去才兴。那私有制度和金钱万能，便是残害的根株了，所以我以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解决万有问题的钥匙，除了社会主义，是甚么都不行的呀！

现在的社会状况；有心人当然不能满足，想设法去改革它，然而改革社会，当然要从“新”的路上走，不能从“旧”的路上走。因为世界是进化的，是新新不已的，若讲复古，便是违悖进化的公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所以“人心不古世道衰微”的话，完全是要不得的呀！

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现在一般的文丐。他们为饭碗问题而做小说，就安安稳稳做你的小说罢了。他们一定像煞有介事，戴起韩昌黎卫道的面具来，见了新的学说，拼命的反对，无理由的乱骂，他们究竟晓得些甚么东西？反对“非孝”的人，他真能尽老派的所谓“孝道”吗？反对“自由恋爱”的人，他能不吊膀子，不轧姘头吗？反对白话文的人，他文言文能够做得好吗？这一类的朋友们，我说他“乱叫”，我看并不是过火，这是客气一点，实在是“狂吠”吧！

以上一大段，是普遍讲的，就可以答复B君的疑问，B君以为怎么？

积极和消极，晋（进）取和颓丧，实在就是“新”和“旧”的关系。譬如看见张欣生杀父，在“新”的人就可以断定是家庭制度和财产制度的万恶，旧礼教的破产，一定要主张改造家庭，废除遗产，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那不是积极和晋（进）取的主张吗？在“旧”的人看到了，就要联想到复古，但复古是没有的事情，而且古时代也不见得没有杀父的把戏，那商臣熊蹯，主父产卵，不还在春秋时候吗？那么除了消极和颓丧就没有思想了。还有12年来国事的扰乱，在“新”的人看起来，认定辛亥革命没有彻底，一定要求进一步的解决，那就是积极和晋（进）取。在“旧”的人看来就要疑心共和国体不合于中国。但袁洪宪已经失败，张大辫也会倒晦（霉），总不能再盼望帝制复活，只有望古遥集，神弛于唐虞三代，而不晓得画饼之不可以充饥了。那不就是消极和颓丧吗？总而言之，“新”的是有主张，有办法，“旧”的是无主张，无办法——他们或者也有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办法，但是学理上都是不通的，所以其效就等于零——我前天劝A君，就是请他摆定“新”的念头，不要再做“旧”人，不但做小说如此，做人也要如此。不晓得A君以为怎么样？”

对于做小说，我是绝对的外行，而且向来没有做“小说家”的志愿，所以没有稿子可以请教。不过我的主张，以为“小说家”是不容易做的，要有相当的修养，文学和科学，都要有些程度。因为小说是发表理想的工具，宣扬文化的机关不是可以胡乱做的。倘然是出风头而做小说，是茶余酒后无可消遣而做小说，他的小说的功用，也只供人茶余酒后消遣之用，那就无价值无意识的很，不如做为妙了。两兄以为对吗？

二·一九夜·于金镜湖头

（原载《新盛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