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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地宗教遗存看里人意识的积极面

2014/11/19 9:48:00    作者:  汾湖高新区方志办 朱振林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3819


【内容提要】客观评判黎里古镇宗教遗存,可知:宗教作为哲学思想工具,统治阶级利用它,劳动大众也可利用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民众通过宗教活动表情达意,其所作所为充满人民性、均世性、辩证性乃至革命性。将之合理载录于《黎里镇志》,这对存世、资政、育人的编志宗旨是最恰当不过的体现。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辅科学之偏。”如果对黎里古镇载入或未入方志的厚重的宗教遗存和多样的宗教活动作客观的评判,会得出如下看法:宗教作为哲学思想工具,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它,而普通劳动大众也可以利用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民众巧妙地通过宗教活动表达思想寄托意志抒发感情,其所作所为充满人民性、均世性、辩证性乃至革命性,书写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光彩一页。

人民性,既包含里民意识中诸如农本主义、民生为天思想的虔诚的宗教认同,也包含他们对作为百姓利益代言人的地方神的尊崇。

农民阶级是中国农耕社会的脊梁,他们创造物质财富,可不掌握财富的分配权,他们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最底层,因此,农民群众的潜意识中,渴望翻身,并无时不忘给自己的同类以心理同情,甚至不惜以赞赏的态度来美化、神化弱小者。黎镇东鹤脚扇的建于道光年间的刘王庙,祭祀的刘王菩萨,在乡民的口耳传闻中,就是一聪明机智、法力无边的小孩刘阿大。儿时的阿大给舅舅家放牛,与小伙伴们一起把牛偷宰后煮了饱餐一顿,然后,以“牛钻进圩岸出不来”的说辞诒骗舅舅,最终宰牛事件不了了之。有趣的里间传说,透出乡民扶助贫羸的淳朴善良的心灵之光。

当贫苦者为大家做了实事,解除灾难,民众不惜由歌颂升华为神化之。鹤脚扇刘王庙就是为纪念驱蝗消灾、保一方平安的刘阿大而建,庙宇呈山门、前殿、后殿三进构建,很有规模。另一版本的刘王庙①,原址在镇北作字圩,是为祭祀宋将军刘锐而建,刘将军带领百姓灭蝗,虫口夺粮,建功立业,百姓尊他为神,建庙祭祀,以示灵异,保岁岁丰年。两位刘菩萨行“救世之仁”,百姓还以崇敬之“仁”,在其间,宗教方式已经名正言顺地转换成捍卫农民利益、宣示农本思想的护身符,维系着百姓安身立命于穷乡僻壤而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坚强信念,充溢着至爱大善的人性美的光华。

同为宗教留遗,黎地两所刘王庙的建造动因略有所异,祭祀刘锐将军的似乎更具政治色彩。它分明无声昭告:维护农本重视民生是检验廉明官品清正官声的重要标尺,在民众的力促下,民意匡正官德、社情敦促朝政,正成为不可抗拒的社会政治思潮,即使在封建旧社会,也存在被统治者应允褒励的合理合法性,原因不言自明,老百姓祭宗教之大旗,恐皇帝亦要退避三舍。

民心是秤。封建社会的所谓“好官”,百姓称之谓“清官”。这些官员,虽然本质上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较之于贪官、坏官,他们在客观上为人民做过好事,毕竟对人民有益,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人民称赞他们,并通过看似迷信而实质敬信的方式纪念他们。黎里海阳庵②的出现,很大程度地彰显了明代良吏、廉吏海瑞的历史功迹,扩大了他的影响力,使“清官情结”在黎乡里民阶层一代一代传下去。海阳庵原址在黎里欲字圩木潭潭内。相传明忠介公海瑞待渡于此,百姓遂建庵立像祀之,名海爷庵,后讹传为海阳庵。清徐达源《过海阳庵拜海忠介公像》诗,也发出了“何必称尊无佛处,旃檀香里拜忠魂”的慨叹。大清国的御史待诏,都发自肺腑地礼拜刚正不阿、严于执法、生活清廉、同情百姓的海瑞为佛所不及的“忠魂“,更何况那些底层百姓,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过上平稳平静的生活,成了一辈子的奢望,可在封建专制政治高压下,他们层层遭盘剥,处处受欺压,于是,当碰到那些能够为了民众利益不怕得罪权贵甚至冒犯皇帝、敢于“铁肩担道义”的清官、好官时,能不觉得三生有幸、欣喜若狂吗?这种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是百姓渴望平安生活的心理流露,是民众亟待桃源仙境的幻想展示。若突破时空界限作历史性的推演,海阳庵的宗教留遗,客观上树立了人民心目中“清、慎、勤、廉”的为官标准,这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反腐倡廉似乎也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均世性,狭义而言,指里民乐善好施、普济苍生的宗教理念,广义而言,还涵盖里民信仰中人性智睿、人格尊严、人生平等的宗教追求。梁启超这样评论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入世而非出世,乃积极而非消极,乃兼善而非独善。”这段话可以作为黎里诸多宗教遗存凸显均世性的注解。

利用宗教表达里民均贫富、平世道愿望的最有力证据是黎里城隍庙③的建造。据史载,唐太宗第十四子李明,初封曹王,后为苏州刺史,因抗命开官仓赈济灾民而获罪,被迫赴水自尽。百姓为纪念这位有惠政于乡民的皇子,建昭灵侯庙祭祀之。明洪武三年诏告称吴江县城隍之神。可见,宗教缅怀,早已成为追思建功于邑里、有恩于黎民的最普遍最崇高的大众意志。

均世观念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外来的西方教义也加入了对里民仁慈心地的滋润。列入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黎里天主教堂④,大厅中间两柱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家乃圣者,品乃贞者,垂型立表;乎鼓之,轩乎舞之,蹈德咏仁。”试以现代汉语解释之,意思是“同道居所最为崇高圣洁,品行节操最为坚贞不渝,将楷模留传后世,以表率建树榜样;高亢地擂击鼓点声声,欢快地跳踏舞步阵阵,遵循实行那美德,歌咏礼赞那仁政。”此对下联中“乎鼓之,轩乎舞之”八字,源自记载舜让位于禹和周朝开国等史传的《尚书大传·虞夏传》:“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姓允诚。於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其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句被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设计选定为复旦大学的校名,意在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作为宣传教义的对联,亦当有所寄托,下联“乎鼓之,轩乎舞之,蹈德咏仁。”描画了一幅八方乐奏、万众歌舞的民乐图,毋庸置疑,这是在西方宗教思想始得东渐的满清末世,天主教出于布施信仰需要而作的粉饰,但毕竟道出了黎民百姓身处国遭瓜分、民受欺压的苦难深渊时对仁政德治的期盼。通观全联,如果说下联反映出世的理想,那么,上联则表达庶民为实行理想所作的入世努力,拂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义尘垢,我们还是能领悟其省身自律、奋发有为的入世理念,不能说于兴邦效国、施善乡里一无积极意义。

取怎样的积极心态去面对不平世道,原在镇作字圩罗汉讲寺⑤天王殿上一副楹联,给出了貌似有异而实质相同的答案。楹联写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诸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语言风趣诙谐,瞻观之后,免不了会心一笑而所蕴之理自得。主张凡事“容”忍,是宗教劝慰人们承受现世苦难的惯用手法,属于“麻醉剂”一类,但即便如此,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思想不可切割。千百年来,儒家学说主张仁政,倡导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坚持“不可为而为之”。国人受其深刻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凡事积极进取,这是一个方面;传统文化的另一半光彩发自道家思想,国人禀赋中所具有的超越意识、丰富想象、浪漫情调,开阔胸襟等优点,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富有生命的耐受性和持续性,均跟道家思想的广泛流传有关。上联,力劝人们“容天下难容诸事”,可以说是里民意识中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处世立命主流思潮的反映,倡导这样的人生态度,最终是为实现人际平等,趋于世道大同,照样焕发可贵的均世理念。至于下联句意,与上联一脉相承,化内向的豁达大度为外放的乐观豪爽,一个“笑”字,包含了洒脱超群、宠辱偕忘、进退自如、守取从容、洁身自好、有为进取、鄙夷流俗、傲视权贵的无尽志趣,把它归之于里民意识中追求人格尊严和人权平等的亮点所在,犹不失合理性。

立足于均世理念的这种最高境界,黎乡里民心目中素有效仿的楷模。镇东发字圩的普济禅院⑥,俗呼东圣堂,始建于南宋,堂内原供有任南宋秘阁修撰的乡贤——赵老的雕像。当年赵老退居水乡一浜,著书立说,莳花植卉,自修自怡而熏陶环境,乡民引为圣人,花园浜地名不胫而走,流传至今。百姓向往均世,则特别敬仰那些济民保民者,为之立祠建庙,如土地神祠⑦的祀当方土地之神里人施济民,秦太尉庙⑧的祀宋护民太尉秦乾,都见证了民意倾向;甚至我们可从黎地宗教场所如普济禅院、万寿庵、延惠庵、广福庵、集善庵、建宁庵、永隆庵、德海庵等的命名,体察民众所思所盼。均世与立德,完美统一于宗教遗存,统一在民心。

辩证性,基于对黎地宗教遗存和宗教活动中里民文献的考察,可知,遵循事物发展规律进行宗教活动,实事求是地评判宗教现象,业已成为里民的意识自觉;取朴素的辨证唯物观、以相对的发展的眼光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也在里民意识中有所渗透。

原址在黎里荒字圩的观音庵⑨,嘉庆元年(1796年)里人高鸣喈、陆士奇募捐重建,有树柏一银杏一,旧为高氏草堂瓦盆中物,庵成移植于庭,数年间枝叶扶疏、荫覆檐宇,里人多以为奇:佛之灵抑地之灵?笔者认为,万物顺应其生长的自然规律,辅之以后天的培植管理,焉有不得自由竞发的道理?古柏、银杏之得自由生长的好运,在于里民高氏通晓事物皆处于变化之中这辩证法则的深蕴,着力创设适合树木生长的环境,以外因的变促成内质的变。宗教信物的栽培,不但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它已经“超越一个人化的神”,“包含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基于对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一体。”(爱因斯坦)古代里民的举手之劳,无心栽柳柳成行,恰正暗合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和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的原理,甚至与当今的“科学发展观”也有某种程度的心灵感应。

辩证法的朴素光芒可从黎地宗教遗物折射而出,还可由乡里先贤对里民的宗教活动所持的前后态度变化中去体悟。广福庵,原址在黎里长田圩,旧在缪字圩。初建无考,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僧大圆同里人募赀重建,嘉庆十六年(1811年)僧素缘置饭僧田,同治五年(1866年)里人殷兆等公捐移建于此。徐达源《广福庵记》有言云:去黎里北三里许,曰杜公漾,其阴有庵曰广福庵,属缪字圩。创自明代,倾坏已久,守庵者不能住。”乾隆、嘉庆年间募款重建讫工后,“里人惧其事之湮没,”属人“来乞一言。余惟寺院之设无益,名教请而未暇许也。”“甲戌秋,……舟过庵门偶泊,见土人皆安和淳朴,询之庵中,岁时香火不断,或祷父母之疾於斯,或课晴求雨於斯,木鱼钟梵声间作。尤足警人惰激发好善之心。是庵於其地为不可。非世俗佞佛之谓也。且素公以三年苦志不私,其所有、其实行亦有足嘉者。遂为记之如说。”此段记述,颇具世外桃源之古风,它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展示了二百年前黎乡里民平和安乐的生活画卷。透过乡贤文献的字里行间,我们与其把里民广福庵的活动视为宗教的礼规,还不如认为是人性的体验,足堪化腐朽为神奇;另外,从文献撰写者的态度观察,看待宗教活动由起初的谓之“世俗佞佛”而至后来的誉之“足嘉”,足证爱因斯坦所言的正确:宗教“无需死板的信条与教义”,其自身物质的演化和人们求证其存在的利弊,只能依据客观规律,而非违背之;只能进行辩证比照,而非臆测之。

 “宗教应该是宇宙的”( 爱因斯坦语),把宗教遗存推向更广阔的背景,置于哲学范畴进行考订,思想收获更大。王家彦《重建玛瑙庵膳田碑记》⑩云:“夫天下有者无弗可无也,无者无弗可有也。余观于有无消息之间,而玛瑙庵之故可得而纪云。”由一庵之兴废,得出充满睿智、辩证机巧的见地:天下事物必无恒态、有无交替合乎正道,颇具哲者风范。

有无非恒,盛衰瞬变,里民思想中的卓识睿见广布宗教遗佚,坐落在黎里男字圩的李氏宗祠⑾,立有李璜《宗祠碑记》,后附《义庄弁言》云:“窃谓祖宗敦不匮之义,即为子孙计长久之资,其事虽殊,而其理则一也。尝见素封家拥多金,据膏腴,孽孽焉谋及子孙,自谓可保而弗失。讵料羸绌有时,盛衰无定,不数传而向之据以自豪者,泯然无考。……古人有言‘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愿若辈损智而益过乎?”对前赫而后泯、财聚复用绌的先例洞若观火,以资家训,此为知世情的明鉴;总结出“盛衰无定”的顺天之理,并将人之贤愚、财之多寡、智之损益、过之增减一体权衡,辨证性地作振聋发聩之语,此尤为达天伦的睿鉴。

辨证的哲思还可在古代文士里民游访寺院祠庙的诗吟中觅得。“莫嫌尘市近,境静即深山”(陈兆登《春日同袁生秋史弟看梅玉带山房》),动中有静,动静相生;“深谷为陵岸为谷,平畴一片牛羊牧”(邱璋《徐山民待诏重修凌公祠》),沧海桑田变,所闻寻常事;“远近无匿形,阴晴有变态”(沈《登迎爽阁同陈孝廉楼士作》),物态有形,万事瞬变;“溪响晴疑雨,林深暑亦秋”(屠《夏日同唐竹书陈秋史登迎爽阁次壁间韵》),外因可使事物发生转化;“静观消物化,天地入鱼鸥”(叶麟《题玛瑙庵》),意绪共景物相融,天地与万象一色;“联吟莫分手,分手即天涯”(陈有源《过玛瑙庵看菊喜值吕湘渔沈木庵唐梦香蒯晓凌》),会继别,别盼会,分合互易,聚散无定。“名留志乘难磨灭,宅变空门有废兴”(杨观吉《题凌太常祠》),名望的显耀无法替代物质生息、世事兴衰:大千世界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存在,在变与不变的交互更迭中发展。

革命性,以宗教为掩护,致力于变革社会的叛逆活动,绝不是匪夷所思,在历史进程中屡见不鲜,瞿秋白就曾说:“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黎地里民以宗教活动表白不屈暴力压迫的心志,亦为明证,若说不同,仅有直露与委曲的区别而已。

草根小民,历朝历代都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生存状态无人关怜、听天由命。可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最敢挺身而出挽救国运于狂澜既倒的,还数默默无闻的他们。我们从坐落在黎里清泽村的吴王庙的前世今生,就可充分领悟这一历史定论的正确性。吴王庙是黎乡农民为纪念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吴而设。曾经是故朝进士的吴,在外族进逼、敌寇肆虐之际,挺身而出,树帜起义,无疑,具有爱国主义的感召力和誓死抗暴的震撼力。吴的举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族团结御侮、不屈不挠的心声。因而,在34岁的吴杭州草桥门英勇就义后,黎乡民众把他迁葬于吴江黎里清泽庄,建吴王庙以为祭祀纪念之所,就势所必然。当然,如果站在今天提倡民族团结、一统政治格局的时势,来衡量当年吴的揭竿起义,难免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但历史不能假设,英雄不必苛求,坚持反抗外族入侵,保家复国,捍卫全体汉民族人民的利益和尊严,因而受到人民首先是家乡贫苦渔民、农民的敬仰和尊崇,其由人而神名垂青史的壮烈传略,不但是吴的光荣,更是黎乡劳苦大众借助神灵庇护这独特方式、冲破种族专制桎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光大弘扬,日月可鉴,天地为证,称之是以宗教方式体现民众革命性,决非虚妄。

反抗外族侵略的革命性思想在民众心底的积淀厚重绵长。原址在建南村墨字圩水楼上的金龙四大王庙,里民为祀黄河福王而建。按《浙江通志》记载,被百姓尊奉为神的福王姓谢名绪,行四,浙江会嵇人,初为诸生,隐于金龙山,宋亡,痛哭赴水死。明太祖伐元,阴助破敌,封金龙四大王。由此可见,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传承,任何外力无法令其中止,恰恰相反,压制越重,反抗越烈,历时弥久,信仰弥坚。

有史以来,反动统治者一直视民众的革命性为洪水猛兽,竭力镇压,百姓托佛道宗教寄反抗之愿,当属大无畏之举,更多的是隐晦,是内敛。如海阳庵之悼念海瑞,其本质是身处黑暗世道百般无奈的民众以企盼清明政治有道官员的出现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反封建反帝制的思想总爆发!假如换个角度考量黎里天主教堂大厅对联,“蹈德咏仁”的愿望属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超脱现实黑暗世道的追求,不正寄托里民乡人渴求摆脱苦难、普享安康幸福的朴素愿望?不正反映出民心的向往、民意的皈依,有其反现实的叛逆性和求解放的革命性。

重视民生以张扬人民性,行善普济以彰显均世性,顺应发展以揭示辩证性,抗争暴虐以昭告革命性,这就是黎地宗教遗存留给我们的积极启迪;将之有所取舍地合理地载录于《黎里镇志》,毋庸置疑,这对存世、资政、育人的编志宗旨是最恰当不过的体现。

注:①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二,祠庙目,刘猛将军庙条。②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五,寺院目,海阳庵条。③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二,祠庙目,昭灵侯庙条。④见《黎里镇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12月版)卷十二社会,第三章宗教,第三节天主教。⑤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五,寺院目,罗汉讲寺条。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五,寺院目,普济禅院条。⑦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二,祠庙目,土地神祠条。⑧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二,祠庙目,秦太尉庙条。⑨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五,寺院目,观音堂条。⑩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五,寺院目,玛瑙庵条。见清·徐达源著《黎里志》卷之二,祠庙目,李氏宗祠条。

【参考资料】1、《黎里志》(清嘉庆·徐达源著)。2、《黎里志》(清光绪·蔡丙圻著)。3、《黎里镇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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