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弼

陈尧弼  成化十七年(1481)任。字秉钧，云南大理人，成化元年乙酉科举人。到任吴江后，他在学宫左侧为当年辛丑科会元赵宽立会元坊表，在二十八都为举人徐源立登科坊。

成化十七年，吴江连遭水灾和旱灾，县丞王瑾为了向上巴结，坚持说水没有成灾。苏州知府刘瑀偏听王的一面之词，根本不去了解实情。儒生赵同鲁向上反映情况，反被视为游说，遭到训斥。监察御史刘魁挺身而出上奏章，朝廷令户部派人到府县复核实情。正在这时，刘魁任满离开，接任者对此漠不关心，坚持以前未受灾的说法。既然如此，朝廷赋税便照常征收，弄得百姓卖田卖地、卖妻鬻子，还是完不成任务。不少人因为不能清赋，冤死刑杖之下，有的则以自杀表示抗议。府里认为完赋太慢，便将他和县丞王瑾召去，责问为何动作如此之慢。他说，不敢放慢征收的速度，实在是有的百姓被受刑致死。王说，是我将这些人杖毙的，他根本就没出面制止。结果，府里对他大为不满，反倒称赞起王的能干。从此，县内酷刑滥施。

同年，垂虹桥年久失修，御史刘魁让他修理，因花费浩大，他无力承担。幸有已故官员屠晟遗孀赵氏闻知此事，斥资白金千余两，经历三个月将桥修缮一新。

成化十八年(1482)，锦衣卫千户王臣与内侍太监到两浙（今浙江）采办珍宝，一路上气势威赫。到吴江时，他们要地方上出船夫数百人，索银千两。看到这种架势，底下人都退避三舍。他亲自前往交涉，身后跟着不少呐喊助威的老百姓，把对方的武器收缴一空。王臣等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苏松巡抚王恕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把千户等的恶行向朝廷禀报，销毁器械，并将为首者斩首，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不久，又有奉命到浙江的使者路过吴江，发现吴江境内也有不少梅树，就发下话来，每一棵梅树征银一两，并给梅树挨棵挂上红牌，以示封存。百姓们诚惶诚恐。使者走后，陈尧弼下令将梅树全部砍掉，以消除挂牌的痕迹。使者从浙江回来，在吴江境内再也找不到一棵梅树，连挂的牌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告密者那里知道底细后，他们就气冲冲地到县衙来向陈尧弼算账。陈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您是奉命前往浙江公干，吴江不是浙江地界。如果朝廷命令吴江办事情，应该有公文下来，你们怎么可私自悬牌封树扰民？况且树是百姓种的，砍与不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与我有什么相干？”一席话，问得使者语塞而退。当时，朝廷在丝织行业征收所谓的“地锦绫”，每匹征10两，机户们都不了解其中的底细。他一再向上申明，终于把此项额外的征税免掉。

他在任上，重建县城城楼和城门，四座城门东日“朝阳”，西日“望山”，南日“望湖”，北日“望恩”。成化十九年(1483)，重建平望安德桥，在松陵镇下塘为举人李经立登科坊。二十年，重建州桥，并改名獬豸桥。在平望镇建问莺馆。二十二年，刊印元苏天爵的《治世龟鉴》，被收入《四库全书》。

后以奔丧离任，弘治三年(1490)任会稽（今绍兴）知县。王鏊有《送吴江令陈尧弼移知会稽》：“汉庭治远无循吏，千载吴江尚见之。备识民间多利病，不知身上有安危。来时叔度常嫌暮，去后何公每见思。今日会稽真夺取，临期还作赠行诗。”在会稽，他兴利除弊，注重办学，为学校添置学田、学地。当时出镇各地的太监十分张狂，他只以平常礼节对待，使他们收敛许多。后又调任辰州（今湖南沅陵）知府，官至太仆寺丞。弘治《吴江志》卷11，潘柽章《松陵文献·献集》卷14，乾隆《吴江县志》卷6、10、21、53，乾隆《绍兴府志》卷27、43，道光《平望志》卷2，赵兰佩《江震人物备考》卷10，王鲲《松陵见闻录》卷5、9。陈尧弼的籍贯有多种说法。莫旦《吴江志》云“字秉钧，云南人，成化十七年由举人任”。《绍兴府志》云“字秉钧，大理人”。而徐师曾嘉靖《吴江县志》则云“字秉钧，太和人，贡士”，潘柽章《松陵文献．献集》据《莫氏续志》云“字秉钧，太和人，贡士……后历官辰州知府”。于是康熙《吴江县志》、乾隆《吴江县志》均云“太和人，贡士”。乾隆《辰州府志》卷21则云“字廷佑，河南光山人，进士，正德元年任知府”，顺治《光州志》卷8“选举”、《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民国《太和县志》卷9选举表“举人、贡士”中均无名。乾隆《大理府志》卷14、民国《大理县志稿》卷19、21云“成化乙酉（举人），官知府”，由此确定其是云南大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