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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南麻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回顾
2019/1/14 8:49:54    作者:  张菊生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799

  南麻公社推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吴江县内是比较早的公社之一。我当时是这个公社的党委秘书,不仅目睹这场农村改革大潮的兴起,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1979年秋旱,油菜秧干死不少。20多年的农业“大锅饭”把农民的积极性挫磨殆尽,人们疲于抗旱,眼见秋种面积难保。桥北大队第七生产队队长钱二宝,召开社员会商量抗旱保苗。不少社员提出:“不如把种油菜的任务包给我们,可以保证菜秧不死,完成面积,还可争取丰收。”老队长开始有些犹豫,因为对“包产到户”的批判记忆犹新。社员们知道队长怕担责任,都说:“我们可以写张协议,大家签名盖章,上面追究起来由我们大家负责好了。”于是,一纸由全体社员顺时针头尾相接签名从而使上面无从追究带头人的协议产生了。初签的协议虽然很“土”、很简单,但是开创了南麻公社家庭联产承包的先河。接着就是划田。

  划田后,社员们的干劲被真正地调动起来了,似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计划种26亩油菜,结果种上了48亩。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管理,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大丰收。油菜籽总产6000公斤,比上年1500公斤增长了3倍。似这样“瞒上不瞒下”的做法,社员叫做“偷着干”,因为当时还是明令禁止的。南麻公社这年“偷着干”的生产队还有东庄8队、下庄5队和6队,这3个队的油菜也都是面积超计划,总产成倍翻。其他吃“大锅饭”的175个生产队,油菜籽总产减少11.2%。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4个队的做法不胫而走,要求家庭联产承包的呼声日高,不少生产队还纷纷仿效。当时,公社党委感到左右为难,因为此时,上面明令禁止划田包干,而下面则要求强烈。大多数党委委员处于既同情下面又怕犯禁的心态。正当犹豫难决之际,中央[1980]75号文件下达。文中明确指出:“允许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从而解除了顾虑,决定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领导。为使家庭联产责任制走上正轨,避免五花八门,党委决定制订一个比较统一的、可操作的章程,并把这个起草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带着在一次大队支书会议上提出的32个问题,到已经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去走访调查,综合各队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花了20多天时间,终于完成了《南麻人民公社生产队联产到劳责任制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所以取名“联产到劳”是出于讳忌“包产到户”,“联”字取代“包”字、“劳”字取代“户”字)。提交党委讨论通过后印发到生产队,社、队干部人手一册。《办法》共8章32条,明确规定责任制后生产队和社员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承包土地的合理划分;定产指标、成本、工分的合理确定;奖赔结算和兑现;集体农机的合理使用;集体副业如何承包以及如何健全合同制等。由于《办法》明确、具体,使家庭联产责任制顺利、健康地发展。当年就有61个生产队的水稻、169个生产队的油菜、141个生产队的三麦实行了“联产到劳”,结果这些队又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   

  联产到劳责任制的优势显而易见、众所公认,然而广大农民对此尚未满足,纷纷要求改进为大包干责任制。于是,我又接到了调查研究的任务。通过调查,发现联产到劳的优势是肯定的,但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见产难,手续繁,粮食分配有拉平,经济管理仍是大锅饭,群众感到利益不够直接。从桥北大队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些不足克服之日,便是大包干实行之时。于是我就写出了《联产到劳完善的结果就是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农业“包干到劳”“的试行办法》,提交党委讨论通过后,印发到生产队实施。“包干到劳”较之联产到劳主要作了五方面的修改:(1)工分制改为包干制。即取消原来的工分制,实行包干制,采取定额上交,收入归己的办法;(2)农业承包,四定改为二定。四定是:定产、定本、定工、定奖赔,二定是定粮食上交和经济上交;(3)粮食统一分配改为三田三包干。原来粮食全部上交,然后统一分配,现改为口粮田包干口粮,饲料田包干饲料,责任田包干征购上交;(4)经济统一分配改为定额上交,收入归己;(5)“几个统”改为“几个专”,把生产队一级的统上升为大队一级的专业服务,大队建立机耕、排灌、农技、经济等专业服务站。从1982年秋种开始,全社179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包干到劳”责任制,这年的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45%,油菜籽总产增长42.8%。广大农民把实行责任制以后的好处归纳为“十个变”:

  农民积极性低变高,后进小队差变好,科学种田假变真,粮油产量少变多,抗灾能力弱变强,耕种季节迟变早,出勤劳动“死”变活,干群关系差变好,精神面貌旧变新,生活水平低变高。生产队长们也都深有体会地说:“大锅饭时做工作好比头顶石臼做戏,吃力勿讨好。每次出工喊破嗓子,安排农活伤尽脑子,验收质量撕破面子,评工记分相骂吵嘴。做包工,不顾质量抢工分;做零工,谈天说地磨洋工。真是毫无办法。现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总算找到了好办法,千斤重担大家挑,肯定能挑好。”

  1982年秋我受命写出了《南麻公社党委对生产责任制加强领导的十点体会》。此件被吴江县委农工部、苏州地委农工部、江苏省农委转发全省,一度引来了川流不息的参观、考察。党委吕林根书记也被苏州农大、昆山、常熟等地邀请去作报告,介绍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做法。

  农业改革至今已经历18个年头,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不论遭受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几乎都是年年丰收,即使是1991年那样的特大洪涝灾害年,粮食总产仍比1980年增长30%,油料总产增长132%。

   

  任何改革,都得经历一波三折,战胜种种难关,这场农村改革也不例外,尤其是曾被几经批判的事情,实行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南麻公社在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过程中,遇到的难关主要有以下五种,故称“过五关”:

  “压力关”。在禁区内搞改革,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群众说:“文件前(指中央75号文件)偷着搞,文件后瞒着干。”文件下达前,上面明令禁止,下面要搞只能暗地里搞。文件下达后,上面宣布:“只准到组,不准到户!”其理由是,到户适合边远贫困地区,我们这里不适合。吴江县提出了一种“三业分开,分组联产”责任制,是变了相的“大锅饭”,遭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抵制。农民还是欢喜“到户”的,所以只能“瞒着干”。“联产到劳”的提法,就是“瞒”的表现之一,讳忌“包”字改用“联”字,讳忌“户”字改用“劳”字,把“包产到户”称为“联产到劳”,以掩人耳目,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记得1981年9月,在县的一次三级干部会上,有位领导在大会总结时,把“联产到劳”比作“稻瘟病”在到处蔓延,要求回去“整顿”,把“到户”整顿成“到组”。会后,还派人到公社,找公社领导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虽然不搞“大批判”什么的,但精神压力是相当大的。当时,全社大部分生产队已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而且增产显著,群众拥护,要推翻重组,难度很大。党委几次开会,举棋不定,后来召开一次由各方面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有96%以上的人要求“到户”,不愿“到组”。于是党委下决心走“到户”之路,并决定抽调200多人,经过培训组成7个工作组,深入到生产队,帮助完善联产到劳责任制,争取以更大的生产成绩来减轻“下级不服从上级”的“错误”。

  “分歧关”。在实行责任制起步阶段,公社党委内部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多数人主张搞联产责任制,有些人抱观望态度或随波逐流,也有个别领导持反对态度。1980年秋,党委书记吕林根在建新大队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研究如何搞好联产到劳责任制。而一位党委副书记也在同日同地召开大队长会议,号召他们公开站出来反对。吕林根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贵,不予计较,允其保留。结果,不到一年,这位副书记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转变了,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改革大潮中去。

  “思想关”。责任制的实行,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但也免不了有少数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颇具代表性的几种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包干就是单干”,“联产到劳,不用领导”,“划了土地各归各,还交积累干什么”等等。公社党委根据这些思想,组织层层培训,进行宣传教育,并把宣传工作列入完善责任制的第一项任务,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三大讲:一讲实行联产责任制的意义、目的和性质,分清联产到劳与分田单干的区别;二讲爱集体、爱国家的重要性,认识三者关系必须兼顾;三讲建立责任制后干部应有的职责和社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三大讲”,思想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舆论关”。刚开始搞联产责任制时,舆论对联产到劳十分不利,有的公社宣称联产到劳有“十大矛盾”,更有的甚至宣布有“十大罪状”。有时到县里开会,互相间风言风语十分刺耳,我们先搞责任制的地方好像犯了错误似的,人们“怪目相看”。有一次县里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我们公社吕林根书记在会上提了一条建议:联产到劳后,农民要求供应小型脚踏脱粒机,既省电,又适合家庭脱粒,更能抗阴雨天气,请农机部门考虑。不料话音刚落,引起了不少人的讥笑,有位领导还对吕说:“你想倒退到什么程度?”也难怪,20多年来“一大二公”、“越大越好”养成的习惯意识,一时之间怎能转过弯来!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一年后,讥讽者变成渴求者,纷纷自发来南麻考察,索取资料,以求效法;小型脱料机也相应面世了。

  “挑剔关”。在“禁区”未破的时候,上面有些领导对联产到劳缺乏感情与热情,对于某些不完善之处,不调查不研究,不是热情的指导和帮助,而是横加指责、百般挑剔。反正,联产到劳的地方出不得半点毛病,如有一点毛病,就被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无非是想说明联产到劳这种形式不好,有时还无刺挑刺。如1982年秋,我社因联产到劳促使后季稻大丰收,亩产达729.1市斤,与上年相比增长112.8%。可是县里不仅不说半句鼓励的话,相反处处疑虑,先后派统计局、农工部的领导来我社反复调查核实,查来查去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好空手而归。后来,我社为了减少麻烦,自动减掉34万斤总产,亩产降到714.4斤。这是新形势下的怪现象,群众编了一段顺口溜:“往年核产总嫌少,田里拾、柴上削、场角扫,一次一次没完又没了,核产核到新年到;今年核得早,不讨好,丰收了,嫌产高,你说好笑不好笑!”

   

  改革难,不仅在精神上要克服种种压力,而且在具体操作上要排除种种难关。纵观南麻公社联产到劳的整个实施过程,较难的难关有6个方面,故称“排六难”。

  “划田难”。联产到劳,划田到户,群众喻为“第二次土改”。土改时有土改法,有工作队,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而这次划田,什么也没有,完全靠农民自己摸索创造。而且,“人口”千差万别,“茬口”错综复杂,远比土改难度高。从“人口”来讲,牵涉到务农与务工、干部与群众、在队与外出、劳强与劳弱,以及烈军属、五保户、单身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有的人视田为“宝贝”想多划些,有的人则视田似“包袱”想少划些。因此,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否则,会引起人际矛盾,发生意料不到的后果。再从“茬口”来讲,当时正处在“双三制”阶段,茬口搭配非常复杂,如果简单地一户一块田,作物非插花不可,根本无法连片种植;加之远田与近田、肥田与瘦田、坐水田与脱水田等差别,必须搭配适当、划分合理,群众才会乐意接受。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综合群众的创造制订出来的《试行办法》解决了以上种种问题,实践已经证明非常有效。溧阳来此参观的同志下了一句恰当的评语:“远望连片种植,近看界线分明,这就是南麻的特色。”

  “核产难”。在实行联产到劳阶段,最难做的工作要算是核实产量了。因为联产到劳是根据实产计分,再按工分进行分配,这就必须要核实产量,超产上交,奖励工分。然而,当时社员的心态是重粮食轻工分,即使奖励较高的工分,社员也不肯把超产粮讲出来。干部想出10个核产办法,社员就有12个办法来对付,往往出现“五个多”:干部精力花得多,核产办法想得多,集体支出工分多,社员群众意见多,核来核去漏洞多。当时公社党委意识到,办法不改,干群对立,是无法核实产量的。这就促成了联产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从联产到劳转变到包干到劳(户),使上述难题迎刃而解。

  “交粮难”。1981年秋,粮食喜获丰收,农民欢天喜地交售爱国粮,不料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粮食部门不收。原来上面有规定,不准“户交户结”,一定要“队交队结”,还是照“老皇历”办事。农民在大忙中挤出来一点时间,借了船只,好不容易把粮食运到粮管所,万万没有料到竟被拒之门外。公社出面“讲情”也无用,说是上面明令规定不准收购户交的粮食。农民苦苦哀求无效,只得含泪将粮食运回。这年凡联产到劳的队,都不得不以生产队为单位把每户的粮食集中后运到粮管所交售。直到1982年秋,才允许“户交户结”,农民又一次渡过了难关,“老皇历”终于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不得不改变了。

  “统字难”。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特点,该统不统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可是要搞好统不是一件易事。一则人们重分轻统;二则是新事物带来的新问题,没有经验,无所适从。据此,公社领导要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意见。10天后,我根据桥北的实践经验写出了《全年生产要抓好十个统》的报告,这十个统是:统一作物品种布局,统一浸种育秧,统一防治病虫,统一使用大中型农机具,统一收种时间,统一选种留种,统一管好用好水渠,统一积肥、用肥,统一场头核产,统一结算合同。党委讨论通过后,作为重要工作部署下去,并作为完善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来抓。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完善,家庭联产责任制才逐渐纳入了轨道。

  “农机具保管使用难”。刚推行责任制时,对农机具的保管使用比较混乱,保管上无人负责,使用上你争我夺。公社一方面派一名副书记在桥北大队试点,一方面召开几次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确定了几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对于拖拉机、耕牛、农船等中型农机具,都确定了专人保管,定责任,定报酬,签订合同。在使用上,一般都采用编号抽签轮流的办法。如脱粒机使用,采取按面积、定钟点、超过时间另加费的办法,从而避免了浪费机、电现象,加快了脱粒进度。

  “养地难”。刚划田到户,群众担心年年变动,产生短期行为,不肯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发生“养地难”的问题。公社发觉后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宣传责任制长期不变,使群众定下心来;二是三年后如有婚入婚出、进厂出厂、学生毕业、战士复员、出生死亡等人口、劳力变动,则采取“动账不动田”的办法,只在粮食征购任务和上交积累上增减。措施贯彻后,深受群众拥护,对土地都能舍得积极投入了。

  回顾南麻公社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前前后后,我深切地体会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只要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农村改革没有过不了的难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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