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泽丝绸文化

源远流长

说起盛泽，人们首先想到的必定是丝绸，因为盛泽的丝绸产业可谓源远流长，名闻遐迩。自古以来，盛泽的居民就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夫织妻络，父业子承，经过了无数代人的发扬光大，终于铸成了“中国绸都”的金字招牌。

那么盛泽的丝绸生产究竟始于何时呢？因为缺少确凿的史料，目前尚难以考证出具体的时间，但是，在离盛泽咫尺之遥的梅堰龙南文化遗址和浙江湖州钱山漾文化遗址的发掘中，曾经出土了多件新石器时代的刻有丝绫纹和蚕形图案的黑陶罐，以及4700年前的丝带、丝线和丝绸残片，这已足以证明：包括盛泽在内的太湖流域地区是我国丝绸生产的起源地之一。

太湖流域地区是我国丝绸生产的起源地之一。

我们可以设想，当1760多年前司马盛斌率领他的士兵在青草滩上建围、屯田，并且在此繁衍子孙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辛勤劳作。

到了唐代，盛泽地区的丝绸生产已渐成规模。

明正德《姑苏志》。

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

明代正德年间的《姑苏志》上这样记载：“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也就是说，当时吴郡（即苏州）进贡朝廷的“吴绫”，以吴江地区为代表，数量最多。

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游历到此。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谈到，他看到了这里生产的生丝和绸缎，见到了许多商人和手工艺工人，他称赞这里生产的绸缎质量最好，并记述了将绸缎运至省中出卖的情况。

到了明代，随着东南沿海的开发，盛泽的手工丝绸业迅速兴起和发展。

清乾隆《吴江县志》。

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

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记载，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盛泽、黄溪（今黄家溪村）一带的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家家缫丝、织绸。有实力的人家，雇了工人来家织绸，贫苦人家则自织，连孩子都能上织机挽花，也就是提花。而在新杭（今群铁村）一带的人家，则早在盛泽、黄溪之前就以织绸为业。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盛泽地区的丝织生产已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或“充贡”，而是形成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丝绸作为一种商品，进入了市场贸易的领域。在此发展过程中，少数人逐渐积累起较多的财富而成为作坊主（即最早的资本家），另一部分人则破产而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

专业生产丝绸的作坊和“雇人织挽”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此时盛泽地区的丝织业已经具有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中国古代史纲》中明确地把明代中叶盛泽的丝织业作为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中国古代史纲  第十五章  第三节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一方面必须出现较大的作坊主或商人，即拥有较多资金积累的最早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要有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两者在市场上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发生了。

在《中国古代史纲》中，是这样解释明代中后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一方面必须出现较大的作坊主或商人，即拥有较多资金积累的最早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要有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两者在市场上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发生了。”

书中还以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一节所讲述的盛泽人施复发家的故事，作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那么，冯梦龙是谁呢？

冯梦龙是苏州人，明代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被誉为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他所著的《醒世恒言》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被称为“三言”，载入了中国文学史册。他生于1574年，死于1646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江南地区经济迅速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所以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的大变革。

他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施复从一台绸机起家，逐渐积累资本，最后成为拥有三、四十台绸机的作坊主的经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背景。

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首先在盛泽地区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丝绸生产的发展和丝绸贸易的繁荣，并加快了工商业乡镇的崛起。后来居上的盛泽迅速脱颖而出，成为“邑中诸镇之第一”的江南经济重镇。

《施润泽滩阙遇友》。

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对盛泽绸市的描写十分传神。他说，“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是五百年前丝绸之乡盛泽的一幅繁华图卷，丝绸生产的普及和丝绸贸易的繁荣在图卷中被描绘得酣畅淋漓，尽可一览无余。

此后的五百年中，丝绸纺织业作为盛泽的特色产业一直支撑着盛泽经济的发展。

清代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战后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此时，盛泽的丝绸业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生产兴旺，贸易兴隆，市面繁荣。

清康熙《吴江县志》

绫罗纱绸出盛泽，奔走衣被遍天下。

清乾隆《盛湖志》

四海九州之帛皆来取……苏杭皆设局（织造衙门），天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何亦与之并峙而称也。

清康熙《吴江县志》上说：“绫罗纱绸出盛泽，奔走衣被遍天下。”而清乾隆《盛湖志》甚至认为盛泽的丝织业已可与苏、杭相媲美：“四海九州之帛皆来取……苏杭皆设局（织造衙门），天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何亦与之并峙而称也。”

到了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沿着运河一路南下，攻打浙江。史称“庚申之役”。运河沿线的许多丝绸重镇在战火中遭受重创，而盛泽却因离运河稍远而损失较轻。运河沿线的黄溪、新杭、王江泾、濮院以及湖州、双林等地的绸商、机户为避战乱纷纷迁居盛泽。盛泽因祸得福，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展机遇，迅速崛起，乃至后来居上，成为江南一带丝绸业的一个生产和贸易中心。

清光绪六年（1880年），由英、美、法把持的上海江海关，派出一名帮办E·罗契对江浙各丝绸产地进行调查。历时37天，先后考察了苏州、无锡、宜兴、湖州、菱湖、双林、南浔、盛泽、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访问了蚕农、织工、工场主及商人，并向各地厘金（商业税）机构索取了较为可靠的统计资料，最后写成调查报告呈送江海关税务司赫德。他在调查报告中说：“（盛泽）是一个巨大的丝绸业制造中心。这里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商行，从四乡农民手中收购绸缎，农民卖掉绸匹后买回生丝再生产绸缎。”

根据他的调查，盛泽地区丝织机总数约8000台，生产比较稳定，估计每日生产约3000匹丝绸，全年产量为90万匹，远远高于其它各地区。

《湖北商务报》    1900年5月28日

江苏盛泽一镇，其绸产之盛为中国首屈一指。

另据苏州旧商会的资料显示，光绪年间（1875~1908年）盛泽的丝绸年产量达120万匹，高居江苏之首；《湖北商务报》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八日报道说：“江苏盛泽一镇，其绸产之盛为中国首屈一指。”这些都印证了罗契的调查。

由此可以看出，庚申之役后的同治、光绪年间，正是盛泽丝绸业腾飞之时。此后，盛泽与历史悠久的丝绸主产地苏州、杭州、湖州并驾齐驱，被誉为中国的四大绸都，“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也成为新闻媒体描述盛泽丝绸业盛况时经常引用的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