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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吴江学生运动纪实——“吴江青年歌咏队”
2019/1/28 23:57:25    作者:  王正斌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506

   解放前,吴江县七个大镇除平望镇外都有一所初级中学。如盛泽镇的盛湖中学,黎里镇的禊湖中学,同里镇的仁美中学,震泽镇的育英中学,以及芦墟镇的分湖中学。松陵镇除有一所完全中学即吴江中学外,还有一所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校。吴江中学的高中部是单轨制,每年高中毕业生只有四十人左右;吴江师范的中师部是双轨制,每年中师毕业生虽在数量上超过普通高中一倍,但由于面向全省招生(当时苏北和宜兴的学生较多),吴江本地的学生所占比例不大。所以,解放前全县中学生的人数很少,年龄也较小。他们对时代的反应不敏感,对社会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向不为当时的当局所重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时年十八岁,在吴江中学读书,正由高中一年级升入高中二年级。在日寇铁蹄下八年亡国奴般的生活,人们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凌辱。一旦获得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人人都是雀跃欢呼。从此将是黑暗尽头,光明无限。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些青年学生既缺少生活经历,又不懂政治历史,被当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所蒙蔽,在欢庆之余,俨然把蒋介石当作了一代英豪,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样一个独夫的身上,

  可是,仅以“天”来计算时,人们的美好理想就被一批批“从天上飞下来的”,
“从地下冒出来的”大员们的丑恶表现摧毁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堂课,就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胜利了,人们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不比以前“奴化”时有所改善,反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风潮,工潮和学潮如风起云涌,特别是学潮最为激烈。人们从无知的“拥护”而逐渐走向了实感的反对。

  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维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卖国政策的需要,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采取了法西斯的残酷手段。严密控制大、中学校的所谓“异端”活动,社会上和全国各个学校里都呈现着一片白色恐怖的现象。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是最敏感不过的,思想纯真,热爱生活,富于幻想,追求未来,有自己的是非感。看到学校里的种种反常现象,又受到全国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影响和鼓动,在我们的意识中萌生了反国民党,反蒋介石的情绪,迫切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和要求进步。因而,随着时代前进的巨轮,出于自发地,卷进了伟大壮观的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了。

  经过一个暑假的酝酿,于一九四六年九月秋季开学后,由当时高一班的刘树春(现任吴江县纺织公司副经理,工程师),林怡然(现任浙江省石油勘探大队工程师),刘钟淦(现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和杨熙华(现任吴江中学教师),以及高三班的我为主,以团结同学,要求进步为宗旨,联络了一部分同学,组成一个“吴江青年音乐会”。当时比较活跃的人,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刘树芳、高慧敏、顾其瑞、计重云、庞彩珍等。正式成立时,会员约有三十人左右。当时的主体会员是高一班的学生,其次是高二班,初中部只是极少数,高三班只有我一人。

  创办一个团体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我们事先的计划并不太周全,仅是粗线条地确定几件事。例如:第一,公认几个头头,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五个发起人;第二,经费从那里来?会员平摊;第三,活动安排,每星期两次,都在下午放学以后。说实在话,这些问题都是容易办的。还有比较难办的事,如由谁来选歌、教唱、指挥?在我们之中没有这样的人才,必须邀请校外人。再有,到那里去活动?在校里易遭人注目,不安全。

  通过大家想主意,终于发现了吴江的“两费”,即费旭初和费因笃。他们是叔侄关系。前者是上海音专的高材生,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国民党的现状很不满;后者是宗教界的爱国人士。经过我们和他们两位联络,他们不但欣然同意,还愿意给以支持。费旭初除为音乐会的巩固和发展出谋划策外,并根据各人的喉音组织分部队形,在教唱之余进行个别辅导,选集歌曲;费因笃不但借出了基督教做礼拜用的“四维堂”作为音乐会的活动场地,还把他妻子蔡恩召也动员出来为会员练唱和演出时担任伴奏。他们都是义务的。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就开始活动了。第一件事是编印歌集。歌曲绝大多数是由费旭初提供的,第一集以民歌为主,如《江河波浪》、《康定情歌》等。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民歌在解放区很流行,直到临解放前才有所闻。解放后随军过江的文工团在表演时,我们所学过的那些民歌几乎都在台上演唱。其中有几首直到现在电台里还经常播唱。现在回想,真还有些悚然呢!后来,随着全国学潮进一步加激,第二、第三集歌集选用的歌曲亦逐趋激进。如《在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伏尔加船夫曲》等;配合全国学运,鼓动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如《精诚团结歌》(歌词是由费旭初针对斗争形势需要改写的),《团结就是力量》等;为支持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的,如《茶馆小调》;对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加以嘲讽的如《古怪歌》,为怒斥政治小人,社会蛀虫的,如《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前,为歌颂解放的,如《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和经费旭初把歌词稍有改动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等。歌集是以16开白报纸装订成册,封面正中是红色套印的一只古式竖琴,封面里页刻有全体会员的名单。负责编辑的是上述五个发起人。刻印主要由杨熙华和庞彩珍负责。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我高中毕业时为止,共印了三集。除正集外,还刻印二次32开本的小册子,专印激进程度较高的歌曲。那是不公开的。以自学为主,费旭初进行辅导。歌集我原都珍藏在家,可是在“文革”这场浩劫中,被抄家时抄出,作为“罪证”而“没收”了,真是可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破坏,为了求得我们这个团体的安全和存在,费旭初认为“音乐会”这个名称太引人注目,他建议要缩小,改为“吴江青年歌咏队”。我们接受了。于是,从印发第二期歌集起,就改“会”为“队”。再有,当时吴江县国民党的县长叫顾鸿熙,据说他是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属。顾鸿熙有个女儿叫顾葆瑜(现在上海市歌舞团工作),就读于吴江中学高中二年级,她喜爱唱歌。费旭初提出要我们设法利用她的特殊身分,起到保护团体的作用。我们也接受了,便以其所好,把她吸收入队,列为主要队员。凡演出时,总安排她有独唱节目。她独唱时大多唱的是抒情歌曲,如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微云……》等,把她推上第一线。为了不使她过于突出,有时我们叫杨熙华也同时排进独唱节目演唱。她在独唱时,一般是由我为她伴奏。希望以此造成一种错觉:有县长的女儿在内,不会有什么问题。遮障住反动军、警、宪、特的耳目。还有,在刻印第二期歌集时,费旭初安排把“三民主义歌”配上四部合唱歌谱,用一大版面印在第一页上,使人一翻开歌集就能看到国民党的党歌。实际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我们从来也不教唱这首歌的。

  有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春的一天放学后,我们分头来到“四维堂”。费旭初走进堂内正准备开始教唱,突然见他面部表情显得有些紧张。我敏感地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在后座坐着一个身着淡色西装的大年龄陌生青年人。此人我认识他,叫陈乃扬,是个苏北人,有人说他是伪县长顾鸿熙带来的亲信,也有人说他是顾的亲戚,在伪吴江县保安团里担任连长。不了解是什么目的,他常爱和我们青年学生来往。有一次我们演话剧,需要一枝小手枪,我先是通过顾葆瑜的关系认识了他,然后向他提出借用一下小手枪的要求。他慨然同意,答应在正式演出时借给我们用。到时,他果然把枪拿来了,是一枝“李士群式”的电木柄六寸小手枪,没有子弹。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和政治背景,我和我的同学对他总是存有很高的戒心。今天我们没有通知他,他来这里干什么?心里既是疑窦忡忡,又是十分担心。我注意到费旭初很快就镇静下来,他不慌不忙翻开歌曲集,叫大家翻第一页,教唱起“三民主义歌”的四重唱,把乐谱讲了一通。他把音乐的乐理部分讲得特别详细。还未等到费旭初把乐理部分讲完,是不是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色彩,从中找不到有“异端”活动,还是由于音乐的乐理高深,“牛”听不懂“琴”声,这位“不速之客”耐不住性子,而从后座悄悄地溜走了。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们故意在顾葆瑜面前散布一些抱怨的话,想利用她的力量,把陈乃扬和“陈乃扬式”的人物阻止在“四维堂”之外。果然,以后见不到“他们”再来干扰了。

  青年人是活跃的象征,歌咏队又是个活跃的组织形式,所以很容易团结青年人,很快,在我们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从开始时的三十人左右,陆续增加到五十多人。这么一大帮人,其中又不乏激进人物,有了一个自己的阵地,集合在一起交流思想,传递书刊,议论时政,活动内容自然地会带有政治色彩,难免与当时当局在政治上格格不入。虽然歌咏队不是个政治团体,队员中(包括指挥,伴奏等),又没有共产党员也没有地下共产党组织通过什么关系的领导作用,但明显地反映出了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要自由、要民主、要解放的进步政治倾向。所以,很早就被吴江三青团团部所注意。

  “吴江青年歌咏队”在当时白色恐布之下的松陵镇是唯一的一个青年组织。是它点燃了吴江的学生运动之火。在解放战争节节获得胜利的时候,以“青年歌咏队”队员为核心,发动了以反对三青团为目的的民主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轰走了以三青团书记张寿安为首组织的歌咏活动,组织了以反对国民党反动军官队为目的的“邹月娥事件”的抗议活动;还进行了以传播马列著作和共产党书刊为目的的“江友”旅外同学会的活动,及“普益社图书馆”的活动,等等。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活动所以能搞得轰轰烈烈,是与早期“青年歌咏队”的组织联络工作分不开的。以后,学联系统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队员中陆续发展了地下共产党员,把吴江的学生运动逐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把运动搞得更加广泛,更加札实,“吴江青年歌咏队”确实是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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