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去病

辛丑条约之后，陈去病的思想感情愈来愈不能平静。“露西亚”问题尤其使他寝食难安。1900年，沙俄武装抢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迟迟不肯撤兵。陈去病很想亲赴东北，考察一下实际状况。他计划中的行程是：日本、朝鲜、东北。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虽然不十分清楚他的打算，但支持他留学。1903年新春，教育会在炮竹纷飞之中为陈去病饯行。热烈的鼓励和深情的祝福使陈去病倍受感动，告别故乡前，他慷慨赋诗：

长此樊笼亦可怜，誓将努力上青天。梦魂早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宁惜毛锥拚一掷，要须仗剑历三边（拟从朝鲜趋东三省以探察露西亚近状）。由来弧矢男儿事，莫负灵鰲快着鞭。

——《将游东瀛赋以自策》

中国历代的有志之士一向鄙视以家庭为安乐窝，而主张“桑弧蓬矢，志在四方”。近代中国，民族的危难更促使大批爱国者远渡重洋，出外寻找救国真理。这一年，陈去病虽然已经年近三十，但他仍然满怀豪情，决心和毛头小伙子们一起离乡背井，踏上新的生活道路。

到了日本，陈去病的第一个印象是新奇。从梅田驿坐火车去东京，一路隧道重重，使他有鬼斧神工之叹。但是，这种新奇感并不能维持多久，陈去病很快就体会到了一个弱国国民的辛酸。

3月12日，陈去病和无锡人秦毓鎏等十一人一起去参观大阪博览会。其中台湾馆展出了几具木偶。有的穿着翎顶补服，有的小脚盛装，有的披麻戴孝，有的伸手行乞。馆中设有茶座，招待一律是拖着辫子的台湾人或小脚女子。这种展览，带有明显的侮辱中华民族的目的。看了以后，陈去病等都很愤愤，及至看到台湾馆中展出了福建产品之后，陈去病等就更觉得不能容忍了。他们认为，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已为日本占领，将福建产品列入台湾馆，就等于进一步承认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找到参加博览会的清国官员和日本主办人员，提出交涉，终于将产品移出。［1］

博览会事件和其他见闻使陈去病感到，中国必须发愤图雄。某日，东京突然遭到暴风雨的袭击，顷刻间乌云密集，天昏地黑，而在雨住风停之后，又晴曦普照，分外光明。陈去病在欣赏这雨后佳境的时候，悟到了一个道理，提笔写道：

大凡物腐败，则必多弃遗。譬如室朽坏，必拆而更治。何者当改革，何者须迁移。巨者或锯之，细者或厘之。其尤无用者，拉杂摧烧之。循是一变置，辉煌乃合宜。

——《东京雨后寓楼倚望》

不经暴风雨的洗刷。不会有雨后特有的清新；不经摧枯拉朽的破坏，不会有辉煌壮丽的新建。诗中，陈去病表示要不顾守旧者的反对，勇往直前。

要改革，就必须有人材。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一千五百人，但属于吴江籍的只有五、六人。为了鼓励和协助邑人游学，陈去病和几个同乡在4月1日组织了吴江游学会。他在《与本邑人士劝游学书》中写道：“欲救中国，非广植人材断不为功，而培才之道，非遣通人志士游学海外断不为功。”［2］陈去病建议，在吴江当地组织游学公会，募集款项，资助出国者，以使他们能够一心向学，力臻上乘。

凡有人群的地方大体总免不了鱼龙混杂。留日学生中固然不乏志愿宏大的爱国志士，但是，也有梯荣弋名的利禄之徒，个别人甚至谄媚洋人，“立言失体”。4月24日，陈去病写了一封信给同里教育会的友人，对留学生中的腐败现象表示愤慨。他说：“环瀛各国，无不自尊、自重、自爱、自护，以与他国相对待。”“其颂飏也必首推祖国，是故有爱国歌，有军国民歌。盖其拳拳于我生长之地者，若斯其恳挚，故其团结力极密切而丰富。”［3］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镇压会党准备向法国借兵借款，答应事平之后，将全省的电线、铁道、矿产权送与法人。陈去病立刻在信中向教育会的友人作了通报，他执笔疾书：“今日者国亡矣，内地朽腐之人，既日颠倒于醉生梦死之中而莫可矜恤，其所谓留学生者顾又若斯。呜呼！我希望神州祖国，不几土崩瓦解，泯焉消沉于此茫茫黄海中乎？我四二六四四七三八五数之同胞，不几胥化为鱼乎？”［4］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古代不同。古代的爱国主义常常和封建的忠君观念相纠结，近代的爱国主义则是一种对祖国、民族和同胞的深厚眷念。陈去病表现在这里的就是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近代爱国主义。

当时，诗人们开始创作一种格律不严的“新诗”，陈去病信中也写了一首：

警警警，白祸燃眉鹿走铤。醒醒醒，庞然巨狮勿高枕。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

短促的音节反映出陈去病急迫的救亡心情。他想起了汉朝大败匈奴的将军霍去病，信中接着写道：

“霍去病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夫霍氏当汉隆盛之朝，御塞外飘忽之寇，与今时局，难易判然，而尚发此慷慨义愤壮烈激切之言，此其气象何等雄迈，其公德心何等恢廓！况生当叔季，时值沦胥，强俄瞰北，英啖于西，法日图南，德据东海，匪我族类，实逼处此，瓜分之惨，行将实验，使霍氏遭此，不知其当若何痛心，拼与一决。”

陈去病宣布，他要以霍去病为榜样，担起天下兴亡的重责，自此，即以去病为名。

第二天，东京中国留学生五百人召开了拒法大会。29日又召开了拒俄大会。这一年4月，沙俄不仅仍然拒不从我国东北领土上撤兵，而且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年轻的留学生们义愤难遏，拒俄大会上，很多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不少人表示要组成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和侵略军决一死战。一些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年也踊跃签名，要求为国捐躯。在一片爱国献身的呐喊中，陈去病也挥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拒俄义勇队迅速组织起来了，不久，改名学生军，陈去病被编在丙区队三分队［5］。正当这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操练之际，日本警察出面干涉，于是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了使这个年轻的组织得以生存发展，陈去病还和许多留学生一起解囊捐助［6］。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清政府却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名，阴谋镇压。这使爱国的留学生们愤怒到了极点。6月25日，江苏同乡会的杂志《江苏》第三期上发表了两幅插图，题为《中国民族始祖黄帝之像》和《明太祖陵》。后者的背后，有一首题图长诗，歌颂朱元璋灭元兴明的功绩。同时发行的《江苏》杂志第四期又发表了《为民族流血史可法像》和《中国郑成功大破清兵图》等图片。在郑图的背后，也有一首长诗，歌颂郑成功抗清的英雄事迹。这期杂志上，还刊出了一篇署名木子的文章，劈头就是：

“有妫氏怃然慨息，俏焉累欷，以敬谂于我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文章批判了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认为长此以往，中国必将瓜分豆剖，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文末表示：“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材杰士，有辍耕陇畔而怃然太息者乎？则予将仗剑从之矣。”鲜明地表示，希望有人出来领导革命。

上述两首题图诗和文章的作者都是陈去病。

陈去病本来并不是革命者。1902年，他是《新民丛报》在吴江的发行人。1903年，他在《与本邑人士劝游学书》中还有“朝廷既屡颁明诏”，“厚意深恩”等语。《东京雨后寓楼倚望》诗虽然表露了坚决改革，反对守旧的思想，但是，也还没有明确的反清意识。陈去病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乃是拒俄运动中的事。在这里，爱国主义是推动他发生思想飞跃的强大力量。

归国革命，提倡“新戏”

1903年夏秋间，陈去病回到上海，任爱国女学教师。

爱国女学是蔡元培创办的一所学堂。任教者大都是革命党人，内地志士也常以此为联络机构。陈去病在教课之余，开始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编辑《陆沉丛书》。该书辑录野史、杂著共十种，但实际上只出版了初集四种，即《建州女真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忠文殉节记》。每种首列绘图并加眉批。书成，陈去病题诗道：

马胡嘶风蹀躞来，江花江草尽堪哀。寒潮欲上凄还咽，残月孤明冷似灰。誓死肯从穷发国，舍身齐上断头台。如今挥泪搜遗迹，野史零星土一抔。

——《辑〈陆沉丛书初集〉竟题首》

明末清兵南下时，在扬州等地野蛮而残酷地屠杀了大批汉族人民，陈去病辑录的《陆沉丛书》忠实地记载了这一段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因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反清读物。《江苏》杂志称其“无语不感发国民之心，激起民族之思想”。

同年10月28日，沙俄军队强行占领我国奉天（今沈阳）。1904年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新的事变使拒俄运动再次出现热潮。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创办报纸《俄事警闻》。每天，报社门口都挤满了观看新闻的群众，人人义愤填膺，涕泪交流。陈去病也积极投入了运动。他和一个朋友相约，要共尽国民一分子的义务。陈家屡世经营榨油业，原是当地富商，到陈去病的时候，家境已经不很宽裕，但陈去病仍然表示，准备提供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救国之需。不料未过多久，相约共尽义务的伙伴却消沉、颓唐了，这使陈去病很痛心。他在报上公开发表《警告某青年书》，分析当时危急的形势：“时值艰虞，大局尽去，国土已失，国权尽隳。”“虽欲苟且偷安冀稍幸存于一夕而不可得”。［7］他热情地呼吁旧日的伙伴“猛醒回头”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

日俄战争虽然爆发在中国领土上，但清政府却可耻地宣布“中立”。2月14日，陈去病又撰文谴责清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文章急切地呼吁：

“大盗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夫至为再重奴隶，而我中国人民休矣休矣！思求伸而不得，将恢复兮何年？暗暗死囚，沉沉黑狱，我黄帝子孙，尚有重见天日之期乎？”［8］所谓再重奴隶，指的是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奴隶，陈去病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反帝和反清的双重任务。《俄事警闻》的文章以“辞气慷慨激动”为特色，陈去病本文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抗击帝国主义侵略，陈去病于1904年春在周庄镇创办了东江国民学校，简章规定“以保存国粹，阐发旧学，养成武健之风”为宗旨，但是，学校开办不久，就感到经费困难，暑假后停办。6月下旬前后，陈去病到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题诗说：

铸得洪钟着力撞，鼓声遥应黑龙江。何当警彻雄狮梦，景命重新此旧邦？

——《题警钟日报》

陈去病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激起同胞的爱国热忱，为使古老的中华重放光彩而奋斗。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陈去病一直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初到报社时，陈去病编了一本《清秘史》，包括《满州世系图》、《二百四十年间中国旧族不服满人表》等内容。今天看来，这本书的狭隘种族情绪也许过于强烈，但是，它将“兴中会首领孙文谋起兵于广州”列入大事年表，可说是首创。

编辑《警钟日报》期间，陈去病结识了京剧名演员汪笑侬。他当时正在上海演出新戏《瓜种兰因》。该剧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写土耳其入侵波兰，波兰战败求和，割地赔款。名为外国史事，实际上处处影射清朝政府。紧接着，汪笑侬又演出了清初名剧《桃花扇》。陈去病和同在报社工作的刘师培一起去看了这出戏，大为欣赏。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但是孔尚任所描写的南明兴亡史仍然引起了陈去病的强烈共鸣。

汪笑侬的艺术实践使陈去病认识到，戏剧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他不仅在《警钟日报》上连载《瓜种兰因》的剧本，而且为之出版小册子；不仅赞美汪笑侬的演出为“梨园未有之特色［9］”，而且称誉他为“吾党之知己”，要求人们观剧之后，“慨然奋发，黾励以达救国之目的”。［10］8月21日，陈去病在报上发表长文《论戏剧之有益》，鼓励青年革命党人深入梨园，与戏剧艺人结合，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戏。文章说：

“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彼也囚首而丧面，此则慷慨而激昂；彼也间接于通人，此则普及于社会。对同族而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大声疾呼，垂涕以道。此其情状，其气慨脱较诸合众国民在北米利坚费城府中独立厅上高撞自由之钟，而宣告独立之檄文，夫复何所逊让？”

散文和戏剧各有其特点，因而也各有其作用。陈去病认为革命戏剧的作用要高出《革命军》等千万倍，这自然是夸大，但是，戏剧是通过演员表演，诉诸观众听觉和视觉的综合艺术，确有一般文学作品所不具有的感染力。

陈去病特别指出，戏剧易于为下层群众接受和理解。他说：“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

阅读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欣赏戏剧演出则无此限制，它可以使不识字的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陈去病重视戏剧，其奥秘正在这里。

为了进一步提倡“新戏”，陈去病于1904年10月初发起出版《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称：考虑到“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尤如狮睡之难醒”，因此，准备效法东西方各文明国的开通风气之士，创办一份丛报，将戏剧改良的消息布告通国，从而“普及一般社会之国民”。［11］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学是地主士大夫的专利品，很少有人考虑人民的要求。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争取群众，提出了普及问题，这是一大功绩。但是，正像他们鄙视人民群众，称之为“下等社会”一样，他们也并不真正重视群众文艺，所以往往在提倡了一阵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就在招股启事和简章刊布的同月，一份新的戏剧杂志出现在读者面前。该刊分图画、论著、传记、传奇、班本、小说、丛谭、诙谐、文苑、歌谣、批评、纪事等栏，其中《安乐窝》一剧，规定以女丑扮演慈禧太后，尖锐地谴责她穷奢极欲，不管民间死活、不顾国家沦亡。有一副为慈禧太后写的寿联更讽刺说：“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圣寿祝疆无。”陈去病誉之为“冷嘲热骂，含讽毫端”。当时，西太后还执掌着大政，正在庆祝七十寿辰，发表这样的剧本和对联需要极大的勇气。

陈去病是两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发表的作品有《告女优》、《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舞台掌故》、《轩渠志》及新排时事壮剧《金谷香》等。《告女优》是一篇白话文。文中，陈去病赞美西方和日本的女艺人，“人人都有爱国的心，不论在着自己国中，或在外邦谋生，总是爱恋着自己的国家”。他要求上海的女艺人以之为榜样，向汪笑侬学习，争演新戏，以便“激动这人心”。《金谷香》写不久前上海的一则新闻：罢职官僚王之春到沪活动，勾结俄国军官和领事，有所图谋。安徽人万福华在金谷香番菜馆枪击王之春，未成被逮。剧中万福华唱道：

“骂一声，王之春，你好无赖，私下里，和外邦，暗地安排。全不想，我中国，连遭颠沛，都为那，俄罗斯，种下祸胎。还有那，众奸臣，私将国卖，因此上，众外邦，兵舰齐来。到如今，东三省，连年受害。”

从万福华被捕到《金谷香》发表，不过几十天。它反映了陈去病力图使戏剧迅速为革命服务的热情。但是，执笔仓促的结果，艺术上的粗糙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陈去病的积极提倡，上海新戏演出顿形活跃。除汪笑侬外，孙菊仙、熊文通、朱素云、时慧宝、夏月珊、夏月润弟兄等都投入了演出［12］，剧目则有《缕金香》、《长乐老》、《玫瑰花》等多种。

陈去病的活动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赏。香港《中国日报》载文介绍《二十世纪大舞台》，认为它“精神高尚，词藻精工，歌曲弹词，自成格调，读之令我国家、民族之思想，悠然兴发”。有人甚至称陈去病、汪笑侬为“伟人”，表示要“爱之、服之、鞠躬屈膝、五体投地而崇拜之”。

在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人士中，最早重视戏剧的是梁启超，他于1905年发表《劫灰梦传奇》，后来又写作了《新罗马传奇》和《侠情记传奇》。但是，真正从理论上对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作了全面论述，创办杂志，并和艺人发生密切联系，切实推进其改革的，不能不首推陈去病。此后，陈独秀、王无生等人推波助澜，戏剧的地位就逐渐为革命派和新兴文化人士所重视了。

以历史为武器

《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的革命倾向日益引起中外反动派的注意。1905年3月25日，上海租界当局悍然封闭报馆，逮捕工作人员六人。当时，陈去病因事离沪，4月3日，他从乡下回到上海，得悉报馆被封，便临时搬到一家客栈里。

4月7日，被捕人员中有两名被判徒刑。又过了一个月左右，陈去病见没有新的动静，便离沪返乡。行前有诗说：

虞卿自是穷愁身，天欲梏之宁怨人。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频

《警钟日报》的被封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清政府可能采取更严厉的镇压，但陈去病表示，只要舌在笔健，就要继续为革命宣传。

回到吴江后不久，陈去病应聘到苏州苏苏女学任教。下半年，到镇江承志中学任教。

自《陆沉丛书》出版之后，陈去病一直潜心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大量收集明末文人和抗清志士的著作。据他自述，仅东林、复社诸人的手迹就读到了三千余通。因此，这一时期，陈去病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明末抗清英雄和遗民著作上。

明末时吴江有个大英雄叫吴昜［13］。1645年起兵抗清，以太湖为根据地，几次大败清兵。1646年被捕，在杭州草桥门被凌迟处死。多年来，陈去病一直留心收集吴昜的作品，没有着落，这一年夏天，忽然得到了他的遗稿，便为之整理成集，定名为《吴长兴伯遗集》。

吴江还有位志士叫吴炎。他在明亡后遁迹湖州山中，组织逃之盟（惊隐诗社），成员有顾炎武、归庄等百数十人。1663年，吴炎因受庄延鑨明史案牵连，在杭州弼教坊被清政府凌迟。陈去病收集到了他的作品后，也为之整理成集，定名为《吴赤溟先生遗集》。

除整理明末抗清英雄和遗民著作外，陈去病也留心探访有关史迹。镇江是明末张煌言的抗清旧地。这年冬天，陈去病曾登金山，寻找有关遗址，没有找到，徘徊流涕，失望而归。

1906年，陈去病到徽州府中学堂任历史教员，路过芜湖的时候，遇见《警钟日报》时的老友刘师培，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到学堂后，陈去病巧妙地通过教学，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有关人后来回忆说：“陈尤激烈，随机启示，遇事取譬，从此莘莘学子，在新潮之乳哺中。”［14］当时，学校中的进步教员还有后来成为绘画大师的黄滨虹。陈去病和他一起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取名黄社，以继承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学风和文风，盟词是：“遵梨洲之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15］黄宗羲处在“天崩地坼”的明清之际，目睹时代的沧桑，在《原君》等文中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因此，特别得到陈去病等人的景仰。

在徽州期间，陈去病又完成了两部著作。其一为《烦恼丝》，叙述清初汉族人民抗拒剪发蓄辫的史实；其二为《五石脂》，叙述东南志士的抗清逸事，兼录诗文。

皖南邻近浙西，陈去病从皖南回苏州的时候，两次经过浙西。他曾放舟新安江上，探寻宋遗民谢翱墓和西台痛哭遗址。又曾于10月24日，在江上为张煌言就义作二百六十周祭。祭文说：“我侪读公之书，嘉公之谊，志公之志，而哀公之逝，傍徨追溯，流涕兴悲，盖有日矣。何况百年胡运，长此难终，伪诏施仁，人心亦死。痛念尘世，能不凄酸！”［16］

这一时期，陈去病的著作大都以文言写成，但是，也偶用通俗体，如《吴三桂借清兵歌》，中云：

七月里海棠开来遍地红，那大明又出仔个郑成功。提军百万真雄壮，到杀得那满洲兵大败转江东。

八月里桂花开来朵朵黄，那张煌言就此入长江。提兵直到金山上，还望着朱太祖个皇坟哭一场。

九月里菊花开来各样娇，那合天下都要重复个大明朝。头上换顶乌纱帽，身上还穿件大红袍。［17］

本歌显然为适应广泛的宣传需要而作，因此尽量写得易于为下层群众接受和理解，但是，当时革命党人的斗争并不是为了“重复个大明朝”，歌中这样写，就模糊了它的目标。

1907年，陈去病回到苏州。4月清明，他和高旭、刘三、朱少屏、沈砺等人游览虎丘，凭吊张国维祠。张国维是明末抗清将领之一，曾在浙江东阳等地与清军苦战，失败后沐浴冠服，从容投水。陈去病在《天仙子》一词中写道：

短艇轻桡随处舣，又到中丞香火地。神鸦社鼓不成声，哀欲死，无生气，入门撮土为公祭。痛饮黄龙今已矣！亮节孤忠空赍志。满园花木又飘零，余碧水，向东逝（祠在绿水湾），盈盈酷似伤心泪。［18］

陈去病等人的这次凭吊，埋下了后来南社在该处召开成立会的因子。

凭吊张国维的同月，陈去病开始编著《明遗民录》。该书是一部大型传记总集，凡例规定，入清后“有隐居不仕，长为农夫以没世者，皆为搜罗，入之录中；其或曾叨一第及身受一职者，如侯朝宗之伦，虽文学彬彬，亦概所屏斥。”［19］全书以地理区划为纲，原计划很大，但实际上只发表了直隶、山东、山西三省，所收人物有孙奇逢、刁包、王余祐、颜元、刘献廷、张董、申涵光、殷宗山、王正中、刘永锡、傅山等四十二人。为写这部书，陈去病搜罗典籍，达数万卷之多。

在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中，明清之际出现过大量义勇之士，他们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大节凛然，表现了可贵的品格。陈去病大力表彰他们，借旧人激励新人，这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显然是有益的。但是，明朝和清朝一样是封建统治，明遗民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封建的忠君观念。他们既反清，也反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对此应该有所分析，不宜全盘肯定，一概歌颂。在《明遗民录》中，陈去病说：“朱明建国三百载，德泽滂沛，洽于民心。”又说：“吾侪所以崇拜遗民者，谓其感戴旧君，耻臣新主也。”［20］这就站到明遗民同一立场去了。

清末宣传革命有两大流派。一派以民约论、天赋人权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武器，一派则以儒家的“夷夏大防”和明清之际的历史为武器，陈去病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

组织神交社与越中、岭海之行

1907年春，陈去病到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参与编辑《国粹学报》。同年7月，徐锡麟、秋瑾先后殉难，浙皖起义失败。这是东南一带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组织的第一次起义，秋瑾又是位女子，因此，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陈去病想在上海为秋瑾召开一次追悼会，被人所阻，便改变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络革命文化人士的团体。因为魏晋间嵇康、阮籍等七个文人经常在竹林中相聚，史书称赞他们之间的友谊为“神交”，陈去病便把这个组织定名为神交社。29日，在报上公开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文中，陈去病首先追述明末东南一带文社林立的状况，然后着力谴责清朝统治者严禁结社的高压政策，表示要联络天下文士，论交讲学。他说：

“倘今而后，天作之合，俾江东下士，菰中病夫，得一旦强起，与天下士轩眉扬觶，把臂入林，欢然上下其议论，未可谓非千古佳话他。”［21］与《神交社雅集小启》同时公布的还有《例言》，它说明“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8月15日，神交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一次雅集，到陈去病、吴梅、刘三、冯沼清、祝心渊等十一人。柳亚子、高旭都是神交社的谋划者，因为不在上海，这天都没有到会。事后，高旭寄陈去病诗道：“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22］明确地希望陈去病出来继承几社、复社的遗风，主持文坛。

因为接触的明朝史事、史籍多了，这年冬天，陈去病有一次酒后醉卧，居然梦见和别人一起穿上明朝儒服，觉得非常舒坦。醒来后，感慨地写下了两首诗，期望有一天能够“易服焚巾”，将梦想变为现实。鲁迅说：“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们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23］鲁迅不一定读过陈去病的上述诗篇，但这一段话却准确地概括了陈去病等人的思想特征。

同年冬，陈去病与柳亚子、高旭、黄节等在上海酒楼小饮，决定成立南社。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从日本归国后，陈去病便很喜欢这个南字。他不仅改字巢南，而且诗集也命名为《巢南集》。他后来解释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24］定名南社正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反清意旨。上海酒楼的这次小饮被认为是南社的权舆。陈去病说：“至丁未冬，复与予结南社于海上，而天下豪俊咸欣然心喜，以为可籍文酒联盟，好图再举矣。”［25］

秋瑾牺牲后，友人徐自华与吴芝瑛为之营葬于杭州西湖。1908年2月25日，陈去病与徐自华等在西湖凤林寺为秋瑾召开追悼会，参加者二百余人。会上，陈去病提议组织秋社，以每年六月初六日作为秋瑾成仁纪念日，又建议捐资作为每年扫墓、修墓之用。与会者一致赞同。当场集款二百余元［26］。会议进行中，杭州驻防旗人贵翰香发表了一通“大清待汉人不薄”的谬论，陈去病等立即起而反驳。会后，全体与会者到秋瑾墓前致祭行礼，气氛肃穆沉痛，连路旁人都为之感泣。这次追悼会，实际上是对清政府的一次示威。

在为秋瑾治丧的过程中，徐自华表现了崇高的风格，这使陈去病很倾倒。他题诗赠徐，表示要邀集南社同人，为之传布诗作。诗云：“天生风雅是吾师，拜倒榴裙敢异词。为约同人扫南社，替君传布廿年诗。”

追悼秋瑾事毕，陈去病赴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绍兴是秋瑾的故乡，也是她的牺牲之地，为了表示对这位女英雄的敬意，陈去病亲赴秋瑾就义处古轩亭口祭祀。正是台风过境，连朝寒雨之后，陈去病萧然肃立，默默地诵读祭文。文中，陈去病称秋瑾为“圣秋氏”［27］给她以最崇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只有尧、舜、孔子、孟子等才有资格称为圣，陈去病却毅然将这一称号加到秋瑾头上，这是对传统儒学教条的大胆背叛。

秋瑾生前在绍兴办过大通学堂，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秋瑾牺牲后，绍兴革命党人呈现无组织状态。陈去病通过学生宋琳，将前大通同学联络起来，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匡社，以便继承秋瑾遗志，匡复中华［28］。

绍兴有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六个皇帝的陵墓。9月19日，陈去病带着双鸡、猪腿、斗酒前去祭祀。他想起了在北方的明崇祯皇帝的陵墓没有人祭扫，非常悲哀，写诗道：“脉脉九龙池畔路，天南遗老至今哀。”祭祀秋瑾，这是革命举动；祭祀宋六陵，怀念崇祯皇帝，这就和革命不相干了。当时，不仅陈去病，别的许多革命党人也都不清楚这之间的区别。

陈去病的讲授很受学生欢迎，他的国文课充满着革命内容。一次作文，居然以《轩亭悼秋文》为题。学校监督发现后，将学生的作文全部撕毁。陈去病就此鼓动学生说：“监督既将课卷撕去，想必另有意见，以后可请监督出题。”结果学生大哗，纷纷罢课、退学，以示抗议［29］。这样，陈去病在绍兴府中学堂就呆不下去了。

5月8日，在杭州的刘三写了一首诗寄给陈去病，邀请他来共同祭扫张煌言墓。中云：“为扫南屏苍水墓，有人号哭过江来。”陈去病读后，很受感动，于5月24日（四月二十五日）赶到杭州。这一天，是南明永明皇帝（永历）被清兵杀害之日。当日陈去病“南向哀号”，写成《永明皇帝殉国实纪》一文。文章说：“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吾朱明皇帝亡国之最后日，而吾皇汉民族永永坠于奴隶牛马之一日也。”他表示，有剥必有复，有因必有革，历史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号召革命党人响应正在云南河口等地发动的起义，奋起斗争。这篇文章后来刊载于《民报》第二十三号。陈去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还有《明清最初之交涉》、《徐锡麟传》等多篇。

7月4日（六月六日）是秋瑾成仁一周纪念日，陈去病准备邀众祭奠，秋社同志徐自华、姚勇忱、褚惠僧等革命党人纷纷集中西湖，陈去病已经起草了祭文。但是就在此时，贵翰香闻讯，奔告浙江巡抚增韫，声称革命党人将于某日起事。增韫不辨真伪，派人四出缉拿。这时又正赶上革命党人陈陶怡在上海被捕，风声日益紧张。陈去病接受姚勇忱等人的建议，准备南下暂避。［30］他从杭州回乡，安排家事，向妻子告别，隐约地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补天填海”的千秋大业，要她好好照顾幼女，不要感伤。又去黎里向柳亚子告别。二人感慨时事，相对唏嘘，畅谈了两日，陈去病赠柳诗说：

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只尔论。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访安如》

陈去病坚信，必有胜利凯旋，在一片晴光中扬鞭归来之日。

8月，陈去病经海路抵达广东汕头，参加《中华新报》编辑工作。该报创刊于这年4月17日，本来不怎样引人注意，陈去病到后，大力鼓吹革命思想。一个月后，报纸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

10月25日，陈去病听到美国军舰抵达厦门的消息，便离开汕头，到厦门采访。他登上鼓浪屿，果然看到了连成鹅鹳阵形的外国军舰，正在祖国的领海上耀武扬威，不胜感慨。厦门是郑成功训练水军的据点，陈去病每日乘坐小艇，出没海上，以锻炼自己适应水上风涛的能力。他虽然是个书生，却在准备投入戎马生涯了。

陈去病回到汕头不久，便得到了光绪和慈禧病重、清政府以载沣为摄政王的消息，他撰文说：

“太后老矣，皇上病矣，革命党纷纷而不绝矣，九年立宪，遥遥其莫必矣，而事丛政脞，民穷财绌，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虽欲事事法祖，开博学鸿词科乎？封摄政王乎？煌煌乎开国宏模，非不隆盛，而独奈此权叔季之现象何！噫！”［31］

1644年，七岁的福临即位，以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自此，开始了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清政府两次封摄政王，自然希望能像老祖宗一样，开拓一个新的局面。但是，陈去病却直言指出，清王朝已经到了“叔季”，日子不多了。汕头巡警当局读了此文，准备下令逮捕陈去病，然而，巡警当局和陈去病双方都没有想到，此文发表的前一天，光绪皇帝已经死去。此文发表的后一天，慈禧太后又接着去世。为此，陈去病高兴得痛饮起来，而且欲罢不能，几乎醉死。报社主任梁千仞和编辑林百举笑着对陈去病说：“你现在死了，别人一定以为你是着随载湉于地下的保皇党，不能死！”陈去病为之粲然［32］。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死，使陈去病觉得是个机会，应该立即组织起义，便去香港和革命党人会商。在中国日报社这个同盟会的大本营里，陈去病见到不少从广东、云南来的同志，人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这使他非常振奋。12月初陈去病回到汕头。当他正准备有所作为的时候，突然得到徐自华的电报，浙江巡抚增韫勒令平毁西湖秋墓。于是陈去病立即束装北上，企图挽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秋墓终于被平，秋瑾灵柩他迁。1909年春，陈去病本拟返粤继续编辑《中华新报》，不幸因腿疾住院，便派叶楚伧前去代理。陈去病这一病就是半年，直到同年8月，才出院到苏州张家授馆。这样，南社成立的时机就成熟了。

主盟南社

1909年10月17日，上海《民吁报》登出了高旭的《南社启》。紧接着，27、28、29三日，分别发表了《南社例十八条》、《南社诗文词选序》和《南社诗序》。在延宕了一两年之后，南社的成立锣鼓终于敲响了。

在《南社诗文词选序》中，陈去病提倡写“不得已”之作。或如屈原“湘水沉吟”，或如贾谊“江南愁叹”，或如谢翱“西台痛哭”，都是在国家危殆，社稷沧桑时由衷发出的悲凉慷慨之音。考虑到本文是公开发表之作，陈去病没有将反清的目的写得很显豁，但是，字里行间，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他的意旨：“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辨足音于空谷，一二跫然；追逃社于前盟，数人而已。每相逢其恸哭，或独往而迢遥。时从詹尹卜居，辄向祝宗祈死。黄冠野服，惊看方外之人；踞地蹐天，如抱天穷之恨。”［33］关于南社作品的内容，陈去病主张：“语重心长，本非无疾以呻吟；兴往情来，毕竟伤时而涕泣。”关于南社诗文词的编选原则，他表示要仿照几社的《壬申文选》和复社吴应箕的《国玮集》。

人们在创造当代历史的时候常常不能离开前代历史的影响，陈去病主张以明末的几社和复社为楷模便是一例。但是，人们创造当代历史的活动又应该和前代历史有所区别，南社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它本质上不同于几社和复社。这一点，《南社诗文词选序》和其他有关文件都缺少说明。

11月6日，陈去病在《民吁报》发表《南社雅集小启》，宣布召开成立会的日期和地点。他满怀希望地写道：“重阴下坠，一阳不斩，芙蓉弄妍，岭梅吐萼。微乎，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在对于阳光和春色的呼唤中，陈去病曲折地表达了他对于革命的祝福。

11月13日，南社成立会在苏州虎丘召开。虎丘既是江南名胜，又是明末复社文人的活动地点。1632年（崇祯五年）春，张溥在虎丘召集复社大会，山左、江右、冀、楚、闽、浙各地到会者数千人，大雄宝殿容纳不下，又聚集到外边的生公台和千人石上。南社选择虎丘作为召开成立会的地点，自然含有继承复社传统的用意。但是，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南社的成立会远没有复社的规模，只有十九人，悄悄地躲到绿水湾头的张国维祠里，开了一个小会。会上决定编辑《南社丛刻》，陈去病当选为文选编辑员。

成立会上关于文学的争论是热烈的。现存资料中没有记载陈去病发表了怎样的见解。我们只知道，他在会下表示同意柳亚子的主张，提倡唐诗，反对清末以模仿宋诗为主的同光体。直到1910年1月，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中国公报》，陈去病才在《病倩词话》中较多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他说：“近代词人惟定庵龚氏足以名家，此外虽作者林立，然终属规行矩步，依工作计，以为能享略尽此矣，从无有越出恒轨，而拔戟自成一队者。”龚自珍的思想在戊戍维新前后已经受到改良派的推崇，但是，对龚词作了如此高的评价，以陈去病为第一人。他反对当时推崇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常州词派，批评其朦胧晦涩，他说：“光绪一朝，词家宗尚，咸取南宋，而南宋之中，尤重梦窗。故隶事僻奥，摛词窒塞，有类射覆，无当宏旨，虽使阅者终篇毕览，亦懵然莫明其妙。”［34］

在散文写作上，陈去病推崇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家，曾经选三人文章为《正气集》。他憎恶桐城派，认为他们的作品“空谈义理，俚浅不根”。［35］

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加剧。陈去病反对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与柳亚子完全一致，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文学领域内微弱的反封建要求。

陈去病的文化思想也有重大缺陷，这就是轻视“俚俗”。早在1904年，他就表示：“女学萌芽魄量低，要须俚俗导其迷。梁园词采邹枚笔，一例推崇待异时。”陈去病认为，“俚俗”之作只可用来警醒世人，而不能成为辉煌的传世巨制。因此，他虽然写过白话文，但是，写起《南社诗文词选》等文章来，仍然要骈四骊六。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体裁早就应该淘汰了。

戊戌维新以来，白话文运动虽然成为一股潮流，但是，使之进入文学领域，这一任务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完成的。

1910年春天，陈去病到杭州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4月17日，介绍原绍兴府中学堂学生宋琳加入南社。当时，宋琳正酝酿在原匡社的基础上组织越社。此后不久，越社成立，鲁迅、范爱农等均成为社员。在《越社叙》中，陈去病号召革命党人力挽狂澜，从危难中拯救祖国，他说：“惟夫君子禀百折不回之志，婴至艰极巨之任，毅然决然而无所恐怖，于是经历险阻，备诸困阨，而泰乎如履坦夷之途，斯其所由回劫运而贻衽席也。孰谓天定胜人而人定不可以胜天哉？盖亦视乎人而已矣。”［36］在天人关系上，历来有两种对立的看法。相信人力可以胜天，这是新兴阶级的乐观主义。

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八十名优秀的革命党人英勇牺牲。对此，陈去病非常沉痛，但他敏锐地感到，革命总爆发在即。6月，他离开杭州返乡，有诗说：

松柏何年会再青？最凄凉是一西泠。

临歧敢与湖山约，筑个秋家风雨亭。［37］

从成立秋社起，陈去病就打算在西湖为秋瑾建筑一个纪念性的风雨亭，一直未能如愿。现在又要离开杭州了，他向旖旎的湖山保证，风雨亭一定有建成之日。

主持《大汉报》

陈去病的判断很准确。10月10日，黄鹤楼边响起了推翻清王朝的炮声。11月4日，上海光复。两天后，苏州独立，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出任都督。7日，程德全拨款一千二百元，要求迅速筹办一份报，尅日发行。陈去病与张昭汉、傅専承担了这一任务，定名为《大汉报》。10日，油印版与读者见面；21日，铅印版正式发行。这一天的报纸用红色有光纸印刷，报眉大书“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月初一”字样。陈去病在发刊词中喜气洋洋地宣称：“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厉之时日哉！”他表示要通过报纸“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他仿佛觉得，一个无限美好的黄金世界已经翘首可望了。

随着革命的迅速发展，陈去病陆续写下了不少时评。

27日，发表《规复金陵之借箸筹》，分析南京地理形势，提出进攻方案。陈去病建议，各军统一事权，互相联络，四围包剿，占据高地，同时截断清军接济。他说：“设非占据高地，踰垣直入，刚无以握其破竹之势；非拦截关津，断其饷道，更无以成我游击之功。”

29日发表《除恶可不尽乎》，谴责清军南京将领张勋残暴不仁，主张必须将其生擒或击毙。他说：“度勋此日，必急走浦口，徐图北遁，而决不东窜自投罗网，然使其果遁，则谒见袁世凯后，势必死灰复燃，寻仇不已，非南攻浦口，即西击武汉，为患将何日了耶！”

当时，光复的各省纷纷宣布豁免钱粮，江苏省议会只议决减征，受到各种批评。10月30日，陈去病发表《忙漕改折案之释疑》,说明当时“财政困难，军需孔亟，百端待举”，希望各方谅解。当日，他听到汉阳失守的消息，又连忙续写文章，号召各界人民，动员一切财力支援革命。他说：“吾为《忙漕改折案释疑》方竟，忽得汉阳之耗，乃喟然叹，蹶然兴，奋臂而大呼曰：“事势至此，非即吾人毁家纾难之时乎？沉舟破釜，拼死力争，全在此刻，不则覆巢陨卵，同归于尽，而尚可苟安旦夕乎？”

各省起义的旧官僚中，有些人真心实意地投诚，也有些人窥察形势，首鼠两端。12月15日，陈去病发表《对嫌疑者之感言》力主将革命进行到底，劝告有关“嫌疑者”革面洗心。他说：“革命者，吾国今日不可已之盛举也。无论事之成否，敌人间之，终当拼死一争，万不可苟焉而止，所谓宁为玉碎，无令瓦全，不自由，毋宁死也。而彼日处嫌疑之人，亦尚其速行悔悟，剖胸自明，毋令尔血之终污吾刃也。”

在革命派内部，这时也已矛盾重重，纠纷百出。17日，陈去病又发表《对内讧者之悲感》，说明形势，号召各方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说：“盖彼袁世凯者，方将日利吾有内部之争，而后可部勒其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猛烈手段，乘衅蹈瑕，奋焉突入，以倾覆我垂成之绩，以搴我独立之旗，以遂其黄幄左纛、帝国立宪之雄图。”

这一年秋天，苏南一带大水。陈去病本拟筹集义赈，建议开浚河渠，因武昌起义，军务倥傯，未能进行。但他仍然在《大汉报》上发表了《吴中水利议》，详细说明苏南水系状况和疏导计划，并附浚河建闸先后缓急次第表，提供省议会采择。

从上述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陈去病的全部身心、全部忧乐，都和革命紧密相连。

由于陈去病等人的努力工作，《大汉报》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一份有影响的革命报纸。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当时，内地十八省中，宣告独立的已达十四省。革命党人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尽管南北仍在相持，但是，清朝统治的被推翻已呈必然之势。12月19日，《大汉报》上出现了一份由陈去病领衔的《南社临时召集广告》，内容为：“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为此广告，准期十一月初四日（12月23日）在上海愚园特开临时大会，务祈同社诸公惠临为要”。这份广告表现了陈去病等人对形势的乐观估计，他们不了解，脚下的道路不仅漫长，而且荆棘丛生，崎岖险阻。

在编辑《大汉报》的日子里，高旭、姚光至苏州访问，住在大汉报馆所在地可园。陈去病设晚宴欢迎他们，参加者有吴梅、胡蕴、傅尃、徐自华等。大家为光复举杯，人人兴高采烈。在酒酣联句之余，精于音乐的吴梅吹起了笛子。嘹亮、高亢、明朗的曲调表达出与会者的共同心情。这是南社作家第一次欢乐的聚会。很快，形势逆转，南社作家的聚会气氛就又笼罩在悲凉愤激之中了。

12月21日，江苏都督府移驻南京，程德全停止拨款，《大汉报》不得不宣布停刊。次年1月初，陈去病又和高旭、朱少屏、陈布雷、胡朴安等人筹办《黄报》，开始了新的紧张工作。

辛亥革命时期是陈去病一生最奋发有为的时期。从1903年春赴日留学起，至1911年底止，九年中，他先后主持和参与了《江苏》、《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国粹学报》、《中华新报》、《南社丛刊》、《大汉报》等报刊的编辑，整理成编著了《陆沉丛书》、《清秘史》、《五石脂》、《明遗民录》、《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遗集》、《正气集》等著作，组织了黄社、匡社、神交社、秋社、南社、越社等革命团体，发表了大量革命诗文。在上述活动中，他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对同志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甘愿为国家、民族贡献一切的精神。1981年，胡耀邦同志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上，将他列为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这是对他的历史地位的科学评定。

［1］《日本大阪博览会中国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始末记》，《江苏》第一期。

［2］《苏报》，1903年4月20日。

［3］《苏报》，1903年4月30日。

［4］《苏报》，1903年4月30日。

［5］《苏报》，1903年5月1日。

［6］见《军国民教育会捐款清单》，《军国民教育会纪事》。

［7］《俄事警闻》，1904年2月8日。

［8］《俄事警闻》，1904年2月14日。

［9］《垂虹亭长告白》，《警钟日报》，1904年8月21日。

［10］《瓜种兰因新剧弁言》，同上，1904年10月1日。

［11］《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

［12］《革命闲话》，《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六期。

［13］一作易。

［14］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二册，第一八四页。

［15］《黄滨虹二三事》，《浙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16］《张苍水二百二十六年周忌祭发文》，署名东阳史子孙，《复报》第九号。

［17］署名季子，《复报》第五号。

［18］《南社词集》。

［19］《国粹学报》第二十八期。

［20］《国粹学报》第二十八期。

［21］《神州日报》，1907年7月29日。

［22］《天梅遗集》卷三。

［23］《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八二页。

［24］《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

［25］《高柳两君子传》，《南社》第九集。

［26］《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神州日报》，1908年2月29日。

［27］《轩亭悼秋文》，《天义》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28］紫佩：《二十年来之回首》，《鲁迅研究资料》第十辑。

［29］《绍兴府学之风潮》，《神州日报》，1908年5月16日。

［30］《对于新中华报失火之感言》，署名大哀，《平民日报》，1912年7月11日。

［31］《开国之摄政王耶》，《中华新报》，1908年11月15日。

［32］《对于新中华报失火之感言》，《平民日报》，1912年7月11日。

［33］《民吁报》，1909年10月28日。

［34］《中国公报》，1910年1月1日。

［35］《国粹学报》丁未第二号。

［36］《越社丛刊》第一集。

［37］《西冷新建风雨亭记》，《南社》第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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