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九章 办人民公社，多少荒唐事

第九章  办人民公社，多少荒唐事

1958年，自上而下刮起浮夸风，同时拉开了成立人民公社的序幕，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狂热阶段。虽然“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从1958年成立起，一直沿用至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前后经历了26个年头。为了便于记述和分析，本章所讲的“人民公社”，仅指介于人民公社成立至困难时期发生之间一年左右的时间。但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开弦弓村发生了很多闻所未闻的荒唐事。为了便于理解这些荒唐事，还得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开始介绍：

一、刮浮夸风，万人大会放“卫星”

1958年9月上旬，吴江县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湖滨乡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试点，并于9月中、下旬迅速在全县铺开。开弦弓村所在的庙港乡，成立庙港乡人民公社，联合三社（即开弦弓村）改名为联三大队，列属庙港公社管理。

在人民公社成立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刮起了空前绝后的浮夸风。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

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逐渐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定胜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大量荒诞不经的口号到处流传。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是“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似乎一步就可以跨入共产主义了。[1]

1958年7月13日至15日，吴江县在师范大操场上（实际地点在县城东门外垂虹桥东，今吴江中学操场上），搭台召开万人大会，“县、乡、社、队干部和劳动模范、丰产代表、下放干部共15119人参加了会议”。[2]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全力争取秋熟大丰收的动员。掀起了“打擂台，放卫星”的热潮。这是一次可称为吴江历史上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仅 “联合三社”（即：开弦弓村）就参加26人。其中：社干部3人（正副社长、会计），生产队长23人。

时年读小学五年级的朱云云，参加小学生打鼓队，坐在主席台旁边，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狂热盛况：

各乡镇代表上台表增产决心，第一位上台发言的代表提出保证亩产超千斤，称为“摆擂台”，接着敢上台发言的代表，必须提出更高的亩产指标，称为“打擂台”，提出更高的亩产指标，就称为“放卫星”。当“打擂台”的代表放出一颗“卫星”时，台上台下就高呼口号，同时敲锣打鼓、放鞭炮。热闹一阵子后，欢呼声还未完全停止，又一位其他乡镇的代表上台“打擂台”了，大家期待着放出更大的“卫星”。1958年全县平均亩产不到500斤，而“卫星”越放越大，一直放到亩产超万斤。

“打擂台”的代表发言时，都要煞有介事地提出“我们的措施”，无非是每亩积肥几千担、深翻多少尺、如何改革农具，以及“男女老少齐上阵”、“挑灯夜战”等等。虽然数字极度夸张，严重脱离了现实，但发言时振振有词，脸不红心不跳。为了庆祝吴江县放出了高产卫星，晚上在师范大操场上做戏、放电影。

当时操场周围都是空地，四周搭了两只戏台，分别演锡剧和京剧，竖了两块电影幕布，同时放电影。城里市民和附近农民都牵老带小赶来看白戏，在长长的垂虹桥（建于宋代的名桥，在吴江古城东门外）上，人流日夜如潮，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我们小朋友没有固定的兴趣，主要是看热闹，看看戏、看看电影，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的案卷里，找到了当年中共吴江县委向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送出的《关于召开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3]很多篇幅如实记录了在万人大会上刮浮夸风的情景，摘要介绍如下：

会上先后摆下了水稻、蚕桑等十五个擂台，摆一个打一个，共有三十多名代表上台打擂台，其余单位也都填了“打擂卡”。擂台摆得一个比一个高，打的劲头一个比一个足，卫星放得一个比一个大，办法提得一个比一个多。“你的卫星要上九霄，我的卫星要上月亮”，“你能上山生擒猛虎，我敢下海活捉蛟龙”，“你的行动似火箭，我的行动似流星”，人人摸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整个会议洋溢着“争上游、比干劲、创奇迹、夺冠军”的热烈气氛。

经过几天的摆擂台和打擂台，得到的结果是：

指标大大跃进，而且级级加码，乡比县高，社比乡高，队比社高。根据各乡自订指标统计，全县水稻指标是亩产8210斤，社队指标还要高于此数。全县指标高于万斤以上的有4个乡（即：莘塔、大儒、桃源、龙泾）、2个农场、113个社、615个队，万斤粮田达40多万亩……为了支持大家的决心，会议决定将水稻、秋茧的指标提高，水稻是：“超常熟，夺冠军，突破四千关，亩产六千斤”（注：据1994年7月出版的《吴江县志》记载：1957年全县单季稻平均亩产只有390斤）。

万斤亩产的目标如何实现呢？原来吹牛夸海口还有配套措施，摘要共赏：

会议认真研究了实现上述指标的措施。这主要是：大搞积肥、追肥运动。每亩水稻追肥四千担以上（作者注：一担就是一百斤，一亩田667平方米，4000担的概念是，每平方米田块上要放6担肥，不说肥从那里来，也不知如何施法？）；普遍建立肥料潭，全面改灶建窑熏土，大力举办土化厂，积极发展三养，切实做到块块田头有潭，家家养猪满圈，社社有土化肥厂，队队建窑熏土，户户改灶，人人积肥……坚决战胜旱、涝、风、虫、病等自然灾害。口号是：“断台风走路，要病虫性命，灭旱涝灾害”。办法是：“采用电力、机车、风车、牛车、人车统一调动，五位一体，保证做到太湖水不干，稻苗不受旱，三天降雨三百公厘不受涝，十二级台风不破圩。”

最能令人惊奇的是，这次“打擂台、放卫星”，不仅有“决心”、有“措施”，而且还有“行动”：

全县人民为了迎接大会（指万人大会）召开，都以新的成绩向大会报喜，喜报、决心书、保证书如同雪片飞彩，会前、会中共收到喜报、决心书、保证书835张。横扇乡掀起一个“男女老少日夜动手，千灯万火通宵建窑”的运动，在大会前夕苦战一昼夜，建窑81491只，平均每亩田一点六只（注：不知这么多窑，建在那里？而且时间是“一昼夜”）。湖滨乡在会议前后一星期中，积肥一亿多担（注：平均每亩几千担，稻子种那里？），铜罗乡农具厂五天中试制成功9种新农具，敲锣打鼓向大会报喜。

二、虚报产量，淳朴农民学造假，

在刮浮夸风的年代里，最难为的就是那些实事求是、淳朴真诚的农村干部。说真话已不是“吃得开”与“吃不开”的关系，而是“过得去”与“过不去”的问题了。形势迫着他们造假，迫着他们虚报产量。我们在村里访谈了曾任联三大队副大队长的周明芝，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开弦弓村的干部和群众，因跟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在无奈中进行“造假”和“虚报产量”的真实故事。

他回忆说：

大跃进就是浮夸风，实际上是瞎喊，都是做不到的事体。当时，联三大队（即开弦弓村）的干部到庙港公社开会，老是吃批评，说你们是：“老思想，跟不上新形势，别的大队都已报水稻亩产超千斤、双千斤，你们怎么报得出500多斤的产量。”实事求是上报产量的单子，被公社干部丢了出来。

回来后，周明芝和几位大队干部商量，怎么办呢？大家都十分为难。后来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专门摇了船，几个大队干部和社员一起参加，从北圩开始，经长圩、城家圩、潘香圩、小斗圩、大金圩、城角圩，东付圩等，把全村的圩头一只一只兜过来。专挑稻子长得最好的田块，收割脱粒，称一称，潮谷（未晒太阳）也只有600多斤一亩。填好单子再送到公社里，又被退回来。

回大队后，再想办法，总不能一直吃批评。这一次他们又摇了船兜圩头，专挑在长势好的田块里，划出最旺的几个平方，把稻子割下来，称出稻谷重量，再推算出一亩田水稻的产量，结果只超过了700多斤，单子第三次送上去，又被公社里退回来。而且，公社干部很恼火，批评他们思想太保守了。说是，其他公社的亩产早已超过六七千斤了，你们的亩产还没有超过1000斤。并大声训斥：“不超过1000斤，不要来报了。”

在报产量这一关上，对开弦弓村实事求是的干部来说，已无退路。最后，他们被迫放开胆子，挖空心思出一个办法：把长得最好的稻子连根拔起，再在水中浸上几分钟，然后连稻柴拖泥带水一起称，总算“亩产”达到了1400斤。然后，村里做了十几面红旗，其中一面是龙旗，有50多人参加，敲锣打鼓步行到庙港公社，硬着头皮去“报喜”。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造假成了第一风光的事情，涌现出大批造假能手和吹牛大王，真是天下无奇不有。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天下第一田”，在1.016亩早稻田上创造了亩产36956斤的“纪录”。接着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 钱的高产“新纪录”。

当时，听大人们在议论，吴江县放的卫星是“小弟弟”、“太落后了”。也有人怀疑说：“一亩田里，怎么可能长这么多粮食呢？”但是，很快就有人辨解说：“《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不会错，肯定有人家的道理。”可见浮夸风确已刮到狂热和痴迷的程度。

三、大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

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农村大办集体食堂，社员的口粮不再分到一家一户。生产队建有谷仓和米仓，统一碾米，统一存放社员的口粮。多数生产队拆了社员家中原有的小灶，建生产队食堂的大灶，用大锅子烧饭，大家敞开肚皮吃饱饭。一夜之间家家户户告别了炊烟，改变了吃饭方式，迈出了消费社会化的极端一步，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性的“吃大锅饭”。

姚富坤回忆了当年村子里办食堂的情况：

人民公社成立后，联三大队办了23个食堂，每个小队一个，粮食由集体掌握。后来为了减少烧饭的人员，三个小队合办一个食堂。大队部设在当年费达生创办的养蚕催青室的地方，场上竖一旗杆，升国旗上工，落国旗吃饭。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一面干活，一面盯着国旗，一看到国旗向下动了，马上把手里的工具一丢，争先恐后地向自己所在的小队食堂奔去。叫做“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大家真高兴。

当年任联三大队主任的周明芝，也回忆了当年的情况，他说：

集体办食堂，社员家庭不分粮食了，大队有谷仓，小队有米仓，家里都不开锅，要开也没有粮食。开始时，我家所在的小队，利用比较宽敞民居，打通10间房子办食堂。砌大灶头，用大锅子，锅子大到一次可烧100斤米的饭，20到30斤米的粥。饭桌、长凳、碗筷，都是各家各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

开始时，用栲栳奔米[4]，小菜只有青菜萝卜，荤菜几乎没有。但是，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吃得下再盛。加上劳动量大，壮劳力一顿都要吃一至二斤米饭。村民周宝富，身体魁梧，是出名的大肚子，一顿可吃三斤米饭。但是好景不长，从1958年秋季新米上市开始吃起，大约放开肚皮吃了三个多月，就开不出锅了。

四、“大炼钢铁”，劳民伤财满天红

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只有在1958年才能看到的历史奇观之一。无论是苏州还是吴江，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员主要来自农村，因为农民人数多，吃得起苦，服从性强，好指挥。开弦弓村的村民不但参加本县组织的大炼钢铁活动，而且还被上级抽调80名村民，到苏州参加大炼钢铁，前后做了6个月，再回村里。即使留在村里的人，也要到荡漾里去捞“狗尿铁”，这是一种含有少量氧化铁的土结石，呈暗红色的长圆形块状物，也叫“荡钉”。主要成份是泥土，一压就散，根本不能炼铁。

《苏州市志》记载：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苏州市委提出‘猛干十天，建炉万只，苦干一月，出铁万吨’的号召，自（1958年）8月5日至9月7日的34天中，堆砌土炉2800余座，参加人数28万人，其中调集外地农民14万人……由于不讲科学，所产生铁2.83万吨，质量差，多为废品；成本高，平均每吨2270元，最高的达2万元，亏损巨大。仅有据可查的‘长风’、‘红旗’少数几个小土群就亏损128.2万元。”[5]

大炼钢铁运动给苏州这座具有2500历史的古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忽视了保护古城的文物价值。拆城砖砌‘金阊式’（砖式）炼铁炉，挖城墙黄土，建‘民丰式’（土式）炼铁炉，在城脚边拉开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到了晚上，这些土高炉火光冲天，照红了苏州古城四周的天空，成为苏州历史上希奇的一幕。主要经过这次运动，苏州古城墙大部分被拆除，仅留下位置偏辟的盘门、金门、胥门三座城门和部分城墙。”[6]

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的案卷里，找到了吴江县《1958年工业、交通、邮电工作总结》[7]，文中从正面记录了大炼钢铁的“成绩”，但已使我们感受到不讲科学和狂热的程度。摘要如下：

在全县掀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党全民炼钢炼铁运动，组织三万多人参加，建炉821座、553立方米。克服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困难，生产了钢190吨，铁980吨，放出了日产186吨的大卫星，确保了钢铁元帅升帐，对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也有我们吴江县的力量在内。吴江县历史上没有炼过钢铁，但我们用土办法也炼出了千余吨的钢铁；没有山、没有矿，却从河荡里捞到了大批“吴江矿铁”（“荡钉”铁石）。这就打退了“摇头派”和“观潮派”的进攻。钢铁战线上的英雄好汉是从各方面来的，工人能炼铁，农民也能炼铁，男的能炼铁，女的也能炼铁。

当时，吴江县机关部分停止办公，学校停课，在县城东接待寺（今垂虹小区），拆城砖建土高炉群，晚上远远看去，炼铁的火光烧红了天空。很多单位也办小高炉，当年朱云云在县城南门外吴江师范附属小学读书，还清楚记得这座小学里搞“大炼钢铁”的情景：

学校里选出身体强壮的高年级同学和年轻老师组成突击队，在学校大礼堂前操场上，建一小高炉。其他同学自带小铁锤敲矿石和石灰石，再到新盛街酱厂搬来酒罐，打散后与沙浆拌在一起，做成炼铁用的“坩埚”。大家只见过烧饼炉，从未见过高炉，建成的所谓“小高炉”，实际上不如一只烧饼炉。炉子建成后，开始点火炼铁，奋战了几日几夜，终于在一天早晨，炼出了4两铁（十六两制）。当这颗比乒乓球小得多的铁块（实际是一块铁碴），还未等到完全冷却，师生们已排了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进城向县委报喜了。

五、大办“三土”，农具改革反科学。

而与“大炼钢铁”同时开展的，还有所谓的“大办工业运动”，更是离奇和荒唐。开弦弓村的老年村民，还能清楚记得在当年这场运动中，不但村村发动，而且户户参加。最时髦的是一个“土”字，社会上以“土”为荣，动一动都要加个“土”字。因为象费孝通这样留过学的“洋教授”，都已定成右派，受到批判，能抬头的也就剩下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字了。如“土办法”、“土发明”、“土法上马”、“土技术员”。生产的产品也必须带个“土”字，如“土农药”、“土化肥”、“土水泥”、“土机床”、“土设备”等。无情的事实是，这众多不讲科学、违背科学的运动，热闹一阵子后，都在短短几个月里销声匿迹了。

在吴江县《1958年工业、交通、邮电工作总结》[8]中，介绍了全县大办工业的情况：

八月间（1958年），县召开工业誓师大会后，从城镇到农村，从工人到农民，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大办地方工业运动，大搞工具改革和“三土”生产。运动生势浩大，规模壮阔。在很短时间内就办起了12万多个厂，生产了大量的土化肥、土农药和土水泥，连续放出了运转工具弹子化和秋收脱粒半机械化的两颗大卫星。风车和深耕绞关犁，亦按要求完成了任务……农药、化肥、水泥过去在农村里都是从供销社买来使用的，今年家家户户搞起来了。自己制造，自己使用，亲自看到开花结果，从而促进农村工业迅速发展……一年来共改革旧农具369种，推广新农具351078件。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大搞“三土”，全年生产土化肥100万吨，土农药12320吨，土水泥476吨。

整篇报告只从正面讲“成绩”，正确地说是随意夸大了的“成绩”，全文避谈实际成效和存在问题。但是，1959年2月21日，吴江县委在这份工作总结的基础上，写成《关于1958年社办工业的情况报告》[9]，报江苏省委工业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1959年3月17日，省委工业部把吴江县的做法作为成功经验批转全省各地、市、县委工业部，并抄送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

文件认为：“吴江县的经验证明，社办工业必须方向对头；同时又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办厂方针，坚持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由土到洋的原则，这样就可以达到投资少、速度快、办得好收效大的要求。”从中可以看出，浮夸不实的所谓“大办工业运动”，不是一县一地在搞，而是全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浮夸风的一部分。

据《吴江县志》记载：1958年，吴江全县总人口为552579人，耕地面积106万亩[10]。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办起了12万多个厂”，也就是说不分城乡和老少，平均4.6人办一个工厂，而且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办起来的，这种速度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真实的情况又怎样呢？为了有助于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我们把当年亲眼所见，及在村子里访谈时村民回忆的情况，作一综合性介绍：

自欺欺人的家庭“三土”。为了实现大跃进的目标，县里号召家家户户办工厂，生产“三土”。即：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经过层层贯彻，消息传入开弦弓村，社员们着急了，这“三土”无人见过，挑担坌地能做，起早摸黑不怕，就是不知这“三土”工厂怎么办？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不知那个“聪明”的社员想出办法，割来“辣料母”（草名），采集楝树果，放入锅里煮一煮，倒出来的水又苦又辣，就成了“土农药”。

用桑树柴和湿稻草堆在一起烧，上下四周盖上几层土块，火虽小，但烟很浓，被熏黑的土块就是“土钾肥”，理由是据说烟灰中含有钾的成份。从河荡中摸来螺丝和河蚌，烫死后放入大缸浸泡，浸出的水就是土磷肥，依据是螺丝和河蚌的体内含有磷。这些新“发明”，很快在各大队得到推广，全县12万个家庭工厂，就这样诞生了。

不讲科学的工具改革。在当时开展的名目繁多的群众运动中，都强调要苦干加巧干，什么是巧干呢？主要就是指工具改革。开展大炼钢铁时，拆城砖砌高炉，用城墙土填市河，为了加快速度，把装土的筐钩在滑轮上，滑轮套在绳索上，从上向下滑，也算是一项工具改革。开太浦河时，也搞工具改革，有的用长跳板滑泥，有的做专用小平车在木轨道上拉泥，但土不能从河底向上滑，浪费了大量人工和大批材料。耕田试用绳索牵引犁，用绞盘绞，土未翻几丈，绳索绞断了不少。

水车也要改革，把传统水车上的板子拆掉一些，上面用木板封住，叫做“真空水车”，这还是县里下达的重点改革项目，结果是把好用的水车改成了只能用作烧饭的木柴。在县城南郊，当年还集中了全县能工巧匠，制造了一座圆盘状的庞然大物，足有两层楼房高，圆盘四周均布着很多提水的桶。设想的功能是，当圆盘被水冲动后，可连续地转动和提水，发挥灌溉的作用，美其名曰：“永动提水机”。显然，这项改革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的基本原理，搁在那里一年多才拆除，被群众称为“小孩的大玩具”。

六、“一平二调”，农村大刮“共产风”

人民公社成立时，集体经济的积累十分薄弱，却接连开展大办食堂、大办工业、大搞工具改革、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所调动的大量财力、物力从那里来的呢？办法主要是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大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

“平”就是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如把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调”就是把本公社各生产大队、小队和社员家庭的农具、房屋、家具以及各种财物，登记后逐级上报大队和公社。联同各小队的劳动力，都由大队和公社统一调配和无尝使用。这样做，客观上在各大队、各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和浪费。

“一平二调”逐级展开，除了大炼钢铁时，苏州市和吴江县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向下级行政机构无尝抽调农村劳动力和调拨物资外，主要发生在公社和大队两级。我们在吴江档案馆的案卷中，查到《庙港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算帐退培汇总》[11]填表日期为1961年4月4日，从表中看到：

当年联三大队（即开弦弓村）被公社平调物资总金额8107.15元。凡是公社办实体，或开展活动，所需的物资和资金，都可以向各大队平调。在各分表中记载了平调物资的名细，联三大队被公社平调的财物，摘录如下：

农田24.15亩，94.17元；房屋4间，4.80元；用于农中建设。农船6只，每只船650元，加上补付租船费共3989.94元，用于农中、化工厂、水产场、繁殖场等建设。树苗4支，3.63元，用于果园场。平调劳动力38人，354工，88.50元，用于水利建设。资金3823.61元，用于公社公共积累。

表中其它实物还有：水车1部，25元；椅子1只，8元；书橱1只，8元；长凳8只，40元；坛174只，316.2元；缸55只，220元；木料36根，180元；锅子2只，30元；扫帚4把，2.28无；栈条9条，7.2元；木板3.5尺，6.3元；门1扇，3元；面盆1只，3元；草席2条，4元；帐子6顶，56元；布垫单3条，7.5元；竹扁4只，12元；担桶5只，20元；大油桶1只，5元；砖4万块，200元。

大队对小队的平调更为严重，1961年3月，在联三大队的《整风检查报告》[12]中，反映了大队对小队和社员进行平调的情况，以及实行平调后，由于放松了管理，造成农具严重损失的情况。简要摘录如下：

劳动力方面：平整土地结合整路平调小队劳动力30人；大战低产田突击队，平调小队劳动力21个；为了迎接全公社大检查，把一、二、十、十二队抽来劳动力36个，支援其它生产队大搞积肥运动；搞无性繁殖，平调小队劳动力55个；在夏种时，分三个兵团搞协作，乱搞突击，打乱小队全年生产计划，造成劳动力往返浪费。房子方面：大队办工业，包括福利事业占用房屋226间；1960年春天，办蚕桑新村占用房屋5.9间。由于在房子间题上的任意平调，使社员对政策有怀疑，三年来造成房屋破坏和烧掉卖掉不少家俱。

农具方面：大队抽调小队农船9只，打乱了小队“四固定”管理制度。好船大队要用，单位要用，小队反而轮不到，造成对农船不爱护，管理放松。出现有船无橹、无枰棋（船上专用木板），有橹无浜（摇橹专用绳索）、无篙子的现象。如3队11只船，只剩5支橹，船上枰棋无一块。四小队原有农船21只，现剩18只；水车23部，现剩18部；蚕台61只，现剩29只；蚕扁496只，现剩180只；蚕网452张，现在基本勿剩；乔千（晒稻的工具）691把，现剩270把。全大队原农船226只，现剩218只，损坏遗失8只，沉船82只；原水车254部，由于损坏严重，去年8月暴雨，农田受涝严重，在组织排涝时，找到能用的水车只有98部，预计5天排涝脱险，结果抢救了9天，使后季稻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七、开太浦河，滔滔碧水向东流

在大刮浮夸风的1958年，有没有为后人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呢？有，这叫做“荒漠有绿洲，砾石藏翡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开挖太浦河。

历史上，由于太湖下游地势低洼，河道容易淤塞，造成水灾频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和1954年，又连续发生两次太湖大洪水，《吴江县水利志》记载：

1949年夏，大雨连绵，7月初部分滨太湖地区受灾，不少圩岸被毁。7月24夜至25日遭台风击袭，湖水涌涨，全县淹没农田62.5万亩，占全县农田总数的48.80%。毁圩1838个，颗粒无收的16.8万亩。太湖沿岸塌毁房屋3100多间，半毁或大部毁2950间，淹死群众371人，无家可归的灾民5100余人。

1954年5月至8月，每月降雨量都超过200毫米，四个月共降雨974.6毫米，接近于历年平均年降雨量。再加上长江洪峰下泄，江水上涨，以致下泄不畅。瓜泾口（太湖下游出口）最高水位达4.62米，全县受灾农田67.73万亩。虽经全县军民奋力抗洪排涝，仍有11万亩颗粒无收，15万亩严重减产。[13]

朱云云老家的村庄与开弦弓村都邻近太湖，他在《情系城乡》[14]一书中，回忆了当年的亲身经历：

1949年太湖大水，这年我4岁。农历六月三十，我父母和叔叔在鱼塘上筑堤防洪。下午太湖洪水翻过田埂、堤坝，向村里涌来。我祖母急忙把菱桶放在堂屋中间，把我和弟弟放在菱桶里后，自已去倒马桶。没多久水已进屋，菱桶浮在水面上，家中的坛坛罐罐也漂浮在水面上，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我父母、叔叔早上坐船从河里出去，傍晚时，鱼塘沉没，农田成了一片汪洋，船从田野里直接摇回，停在家里的廊沿下。此景此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早的记忆。

1954年又是大洪水，这年我已9岁，农田、渔塘全部被淹，洪水持久不退,渔塘里的鱼逃入长满了水草的农田，成了众家渔塘。我成天跟着大孩子赶来赶去，看大人捉鱼，有时也和大孩子一起捉鱼，鱼捉不到就把田里的水捣浑，浑水里捉虾。田里的水大多只有尺把深，都是玩水的好场所，确实使少年时期的我高兴了一阵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整天在为柴米忧愁。

面对洪水肆虐，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一方面全力投入救灾工作，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粮。另一方面，组织广大农民，在江南大地上掀起了水利建设高潮，其中最重要的工程就是开挖太浦河。

太浦河位于开弦弓村北部，离西草田（开弦弓村北部村落）只有一公里多。太浦河江面宽阔，西连茫茫太湖，东接滔滔黄浦江，全长51.17公里，为太湖洪水的主要泄水通道。清澈的太湖水滚滚东流，坐船顺太浦河东行，可经黄浦江直接进入上海市区。

太浦河是一条人工开挖的重要河流，先后在1958年和1960年，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两次组织吴江、吴县、江阴、常熟、青浦、松江、金山7县12万民工，其中吴江县6.5万余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靠人力挖泥挑土开挖太浦河，以解决太湖下游泄水不畅的历史难题。

当年开弦弓村全部男劳动力，都轮流参加过开挖太浦河的工程，两次开挖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合作化时期。第一次开工，正值“放开肚皮吃饱饭”的1958年，在工地附近的村子里借了几间民房，几名妇女专管洗菜烧饭、做后勤。平均80多名男劳动力，上工地挖泥挑土，每天每人要完成挖掘4至5个立方米土的任务，劳动强度非常大，但肚皮能吃饱。到1960年2月，太浦河第二期工程开工，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劳动强度最大，也只能喝薄粥，吃胡萝卜了，在深受饥饿威胁的艰难条件下，村民们坚持完成了开挖太浦河的任务。他们为根治太湖洪水，为造福子孙后代，付出了后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

朱云云的父亲朱奎林和姚富坤的父亲姚佰生都先后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参加了开挖太浦河的工程。工程结束回家时，他们除了带回一副挑泥的担子外，还有的一件纪念品，就是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拿出的一枚纪念章，正面印有太浦河节制闸的图案。

虽然这枚来之不易的纪念章连同土地证，都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当作“四旧”清理掉了。但当我们踏上太浦河节制闸，就会联想起当年我们的父辈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开挖太浦河的情景。总觉得眼前那顺着太浦河滚滚东流的清澈的太湖水，就是一首永恒的赞歌，宽阔雄伟的太浦河节制闸就是一座无字的丰碑。

但是，由于1959年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原属江苏省管辖的青浦、松江、金山3县被划入上海市。使青浦县钱盛荡附近3公里长的太浦河河段的挡水工作坝未能拆除，后被当作池塘养鱼。据知情的水利专家透露，为解决此事，江、浙、沪曾多次召开协调会，各方官员和专家，各为其主，偏护一方，会上气氛都十分紧张。其中杀伤力最大的一句话是：“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0%，上海淹掉了谁负责？”结果使太浦河成为长达31年的未完工程。

直到1991年夏，太湖地区发生特大洪水，苏、锡、常大片城乡被淹没，形势十分危急。江泽民总书记亲临视察，时任全国防总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吴江平望召开的江、浙、沪抗御太湖洪水现场办公会上，指出：“洪水总要找出路，洪水自找出路比人为打开出路的损失要大得多。”下令炸开钱盛荡坝，太湖洪水第一次直接通过太浦河和黄浦江，汇入东海，使太湖洪水位迅速下降。

同年10月，国务院决定兴建治太“十大工程”，其中排在首位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全线疏通太浦河。经过两年机械化疏浚，从根本上提高了太湖地区的抗洪能力。2000年12月，批准上海市提出的在太浦河节制闸南侧，投资2亿元，建设设计流量为300立方米／秒的太浦河泵站工程。确保枯水期有足够的太湖水流入黄浦江，保证上海市用水和改善黄浦江水质。

有诗为证：

万人大会比吹牛，

亩产万斤争上游。

淳朴农民学造假，

一千四百已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