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五章 创办缫丝厂，探索工业化

第五章  创办缫丝厂，探索工业化

相传丝绸发源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创始人是黄帝妃嫘祖，上下五千年，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在封建制度束缚下的中国农村，长期停留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 自身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缫丝、织造技术的发展十分缓慢。然而，在三十年代的开弦弓村，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蚕丝业技术改革，并创办了中国农村第一家缫丝厂，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外界的现代技术力量。

为了说明这种来自外界力量的起源，先要介绍俩位在我国近代史上创导蚕丝业改革的先驱者。他们是费孝通先生的姐夫郑辟疆和姐姐费达生。可以说，没有费达生就没有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开弦弓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寻常村庄。同样，没有郑辟疆也没有费达生在开弦弓村的事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1]：

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

一、勇于改革，郑辟疆献身蚕业

郑辟疆，1880年11月21日生于丝绸重镇吴江县盛泽镇，是近代著名的蚕丝教育家和改革家。父亲名雍，儒生兼行医，家境清贫。母亲张仪贞，善织绸，以织绸收入贴补家用。少年时代，郑辟疆目睹传统蚕丝业的衰落，家庭日益困难，勤奋学习，立志以新的科学技术来振兴祖国的蚕丝业[2]。

1900年，郑辟疆考入杭州西湖蚕学馆。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爱知、群马、长野、静冈等主要蚕区，了解到日本蚕丝业在明治维新后，应用先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发展。深感日本已经成为与我国竞争的强手，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培养人才，推广科技，振兴实业，富民强国，才能改变我国蚕丝业的落后状态。

1905年至1917年，郑辟疆先后在山东青州蚕丝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他在教学过程中，编纂了《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和《土壤肥料论》等教科书，深得各蚕校、农校的欢迎。当年重版10余次，是我国蚕丝教育最早的有系统理论的教科书。

1918年，郑辟疆应史量才邀请，接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址在苏州浒墅关，简称“女蚕校”）校长。他到任后向全校师生第一次讲话时，就宣传嫘祖教民育蚕的故事，积极提倡爱国主义。他说：“我们炎黄子孙，要把祖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现在列强称霸，蚕食中国，河山破碎，百业凋敝。我们学蚕业的，要不惜一切为祖国振兴蚕丝业而献身。”时年15岁的费达生，是女蚕校二年级学生，她初次见到了新校长郑辟疆。

郑辟疆在女蚕校任职期间，努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规定“诚、谨、勤、朴”四字为“女蚕校”校训，鼓励女学生自尊、自强、自立。自己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先后在校内创办蚕桑试验场、原蚕种部、蚕丝推广部、制丝实习厂。在校外农村、工厂建立了众多的实习基地。增加学生在校内外的实验和实习活动。

1921年，郑辟疆先从“土种革命”入手，创办蚕种场，用科学方法培育优质新蚕种，取代蚕农近亲繁殖的劣质土种，有效提高蚕茧产量和质量。“女蚕”设立原蚕种部，生产原种、原母种，满足新蚕种业的需要。接着进行一代交杂春种和秋蚕种的试验，并在农村试养、推广。使周边各地的蚕种场如雨后春笋，得到普及，这是我国蚕业生产的一次大改革。

　　为提高蚕农的文化和技术素质，郑辟疆要求“女蚕校”推广部于农闲时举办妇女工读班和养蚕技术训练班。曾编印４种教本：《识字课本》，《养蚕大要》，《上簇须知》和《消毒法》，是蚕农欢迎的科普读物，得到广泛传播。这是我国早期在农村宣传科普知识的科技兴农的先声。

二、结“同心茧”，费达生技术下乡

费达生，我国著名的蚕桑教育家、改革家，被称为“当代的黄道婆”、“中国乡镇企业之母”。1903年10月1日，生于吴江同里镇，她与弟费孝通一样，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进女蚕校后，在校长郑辟疆爱国精神的薰陶和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立志献身祖国的蚕丝事业。

1921年，费达生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四年女蚕校学习生活。此时，省里给女蚕校两个留学日本的名额，校长郑辟疆为了提高国内制丝技术，选派费达生等2名优秀学生去日本留学。费达生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东京农工大学前身）。留学期间，费达生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以蚕丝兴国，成为我国的强劲对手。又因经常受到日本人的歧视，更激起了她发愤图强、重振祖国蚕丝事业的决心。1923年夏，费达生在日本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书，断然回绝了老师让她进日本丝厂工作的建议，毅然回国，到母校从事蚕桑教育工作。

校长郑辟疆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在校内成立蚕业技术推广部，请本校早期毕业生胡詠絮、费达生任正、副主任。是年冬，在校长郑辟疆的带领下，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参加向蚕区农村推广养蚕新技术的土丝改良运动。从此，费达生义无反顾地跟随郑辟疆，投身到培养蚕业人才和推广科学养蚕技术、振兴我国蚕丝业的共同事业中，成为郑辟疆的优秀学生、得力助手和志同道合的贴心人。俩人孜孜不倦地并肩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为了事业的成功，甚至牺牲了个人成家的机会。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费达生和郑辟疆俩人才在亲友和同事的敦促下，办理了婚姻大事，结成了为后人所敬仰的“同心茧”。正如郑辟疆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专门从北京寄来的贺诗中写道：

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

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成金婚。

1950年，郑辟疆领导的江苏省立女子蚕校和蚕丝专科学校合并为苏南蚕丝专科学校。1954年，郑辟疆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由黄炎培引见，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1956年，建立苏州蚕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1960年，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苏州丝绸工学院。直到郑辟疆逝世之前，他一直担任两校校长。

郑辟疆曾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蚕学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蚕学会理事长等职。1969年11月29日，他像一条春蚕，为祖国的蚕丝教育事业吐尽了丝，悄悄离开了人世，享年90岁。

费达生追随郑辟疆，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长期深入农村，从事桑蚕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七十余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忘我工作，为振兴我国蚕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技术室副主任、苏州市工业局副局长、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于2005年8月12日，因病医冶无效在苏州逝世，享年１０３岁[3]。

三、扎根江村，创办蚕业指导所

1923年，费达生在校长郑辟疆的带领下，来吴江农村宣传科学养蚕，首先来到离吴江县城30多公里，地处震泽、庙港两乡镇之间的开弦弓村。在村里建立蚕业指导所，向周围群众推广养蚕新技术。一种来自外界的科技力量，在社会进步的必然性中，偶然地落到了地处水乡深处的普通村庄——开弦弓村。

是年冬，由校长郑辟疆带领推广人员，首次组织师生下乡宣传科学养蚕技术。周德华在《吴江丝绸志》中这样写道[4]：

他们事先准备好桑、丝、种、具（桑具）和改良木制缫丝车等实物、模型、图表，雇船两艘到吴江蚕区震泽、双杨、开弦弓、吴漊、大庙港、严墓等地巡回宣传展览。历时两周，每到一处，郑辟疆皆站立船头向两岸群众演讲，用通俗浅显的例子对比科学养蚕和土法养蚕的优劣。费达生则以推广部指导员身份参加这次社会实践，她和另一位女教师在船头上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两岸群众，围观如堵，啧啧称羡。

女蚕校初次宣传活动十分成功，选定开弦弓村为基地，组织起21户人家参加的蚕业合作社。学校派出指导人员教村民科学知识，特别是防止蚕病、控制温度和湿度。蚕业合作社使用女蚕校培育的改良蚕种，用科学方法育蚕。为了便于管理和指导，各家的幼蚕，采用“幼蚕公育”的合作形式，集中到公共的房屋里进行。这年合作社春茧丰收，各户收入成倍增加，从此得到农民的信任和欢迎，打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

1925年，费达生接任女蚕校推广部主任，继续带领工作人员到开弦弓村指导养蚕，蚕业合作社扩大到120户，组成５个小组，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合作社蚕茧的产量和质量，大大优于普通农户，群众纷纷要求入社。有些贫苦农民，蚕本不足，推广部为他们作保，向银行贷款，售茧后偿还本利，农民都恪守信用。同年，李权、费达生等5人，每人入股500元，在吴江合办友声蚕种场，生产五星牌蚕种，为养蚕农户提供优质蚕种。经费达生等蚕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宣传推广，开弦弓等农村开始饲养秋蚕，改变了过去只养一季春蚕的习惯，使桑叶得到充分利用，农民收益得到提高。

开弦弓村蚕业合作社科学养蚕的信息，迅速传遍了太湖周围的乡镇。几年时间，女蚕校推广部在吴江县的七都、八都、严墓，吴县的光福、西山，无锡县的洛社、玉祁，武进县的横林、戚墅堰等地设立了蚕业指导所，帮助周围农民组织蚕业合作社，实行科学养蚕。吴县光福除蚕业合作社外，还设立了机器烘茧灶，指导蚕农烘茧技术，干茧直接售与无锡、上海等地的丝厂，减少了中间剥削，农民得益更多，丝厂也大有裨益。以费达生为代表的这一批来自女蚕校的知识妇女，得到广大蚕农的爱戴，赞美她们为“蚕花娘娘”。

开弦弓村的蚕丝改进也引起国外注意，周德华在《吴江丝绸志》记述[5]：

一些日方报纸惊呼：“中国有一批身穿学生装的女子在农村指导养蚕，促进蚕丝改革，势将为日本之劲旅。”改良取得成效，开弦弓的蚕桑生产在苏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年代后期土丝改良从开弦弓区迅速向周围扩展，民国18年（1929年）全县（吴江县）设指导所10处，次年向北推至县城和平望两区，接受指导之乡村，震泽有26个，严墓有22个，湖滨有18个，平望有4个，城区有2个。

我们在调查中，访谈了解放后曾任开弦乡乡长的姚佰生先生（姚富坤父亲），他的回忆应证了这段传奇的历史。

他说：

当年村里都是土法养蚕，用人体胸脯孵化。姑娘家把蚕种（蚕卵）放在贴身孵化，有一次一位姑娘不小心压坏了蚕种，家里人很生气，小姑娘想不开就投了河。而且，养蚕户因不懂科学，蚕宝宝经常会生病，养得好全家高兴。蚕生病被迫倒掉，不但分文无收，还要欠债，甚至家破人亡。所以为求蚕事顺当，养蚕户经常求神拜佛，清规戒律很多。小蚕催青，闭门谢客，家中不许大声说话。

费达生来开弦弓村，带来了科学养蚕技术。养蚕前，先对蚕室、蚕具消毒，通过共育的办法，科学控制温度和湿度，提高蚕种孵化率和增强幼蚕体质，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落后习惯。1925年，我家当年就是被蚕业合作社租用了土地，用于建造小蚕共育室（这时姚拿出了当年签订的地契[6]）。

村民看到采用养蚕新技术，提高了蚕茧产量，有利可图，都想扩大蚕桑业，全村几乎家家种桑养蚕，桑地面积年年增加。但因本村大部分是田身较低的水田，不能种桑，如再要发展受到土地限制，大部分农户就到浙江桐乡、湖州、江苏吴县等地采购桑叶。多数人家每年饲养3至4张种，少数农户饲养5至6张。

四、石破天惊，江村创办缫丝厂

费达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是制丝技术，回国后看到国内的丝厂设备陈旧，管理落后，生丝品质低劣，十分痛心。她下定决心，要改革我国的制丝工业。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政府扶持，振兴蚕业，采用科学养蚕，机械缫丝，丝质大为提高。“清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已超过我国。至民国15年（1926年）华丝输出已不及日丝之三分之一。在当时世界最大生丝市场——美国，日丝占80%以上，而华丝仅占6%，且降为杂用丝。更有甚者，纽约生丝交易所不许华丝加入拍板（卖）。”[7]

随着科学养蚕技术的推广，费达生把制丝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1926年女蚕校蚕业推广部改为蚕丝推广部，费达生任主任。她先在吴江县震泽镇进行土丝的改良，举办制丝传习所，研制了木制足踏丝车，至1928年改良丝车达到92部，改良丝的售价可比土丝提高四分之一。1928年，积极为共同缫制和运销生丝，筹建机械缫丝厂作准备。

民国17年(1928年)底,开弦弓村有组织合作社之动议，经陈杏荪、费达生、郑辟疆、孙伯和、沈秩安、施文卿、杨文震等人的筹划，并在村里发动集资。次年（1929年）初，成立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有社员430户，占该村农户之半，共集资753股，每股20元，分5年入股，每年4元，第一年收股金3012元。

紧接着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先后两次向江苏省农业银行和震泽江丰银行贷款5.3万元，筹建机械缫丝厂。1929年4月进行土建，8月5日鸣笛投产。“共建厂房17间，楼房6间……设备有日本再缫式铁木结构缫丝机32台，复摇车16台。翌年再添置日本式5绪缫丝机5台，复摇车5台，另办茧灶6座，小锅炉1台，全厂70余人。”[8]

企业工人都是农家子女，经过一段技术培训，即上岗操作。他们平时作工，农忙时务农。该社立足农村，以蚕业合作社为后盾，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又得到女蚕校的技术指导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具有众多优越性。该社“所产厂丝，定名蜜蜂牌以示勤劳团结，首批丝运销上海曾经工商部商品检验局鉴定，清洁为96.7%，洁净为92%。蜜蜂商标又分正副牌号，每担售价分别为1100元及1000元。民国18年末（开业第一年），产丝41.31担，获利10808元。”[9]

1930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丝价暴跌，国内不少丝厂纷纷停工或倒闭。开弦弓丝厂资金运转一度陷入困境，经受两年亏损的考验，“遂兼营代缫业务，勉力维持，24年（1935年）丝厂进行初步技术改造，改装成立缫车，产量跃增，而此时所产蜜蜂牌厂丝质量有所提高，在上海打开销路，合作社业务转向兴旺。”[10]丝厂在诞生之初，奇迹般地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站稳了脚跟，充分表现出草根工业顽强的生命力。

女蚕校制丝科在本校实践工厂建成前，以开弦弓丝厂为实践基地，故又称实验丝厂，曾为女蚕校筹建制丝科培养技术人员。“在蚕科（女蚕校）应届毕业生中，选出原有木机制丝经验较为丰富的杨志超等四人，为实习厂练习技术员，派往开弦弓丝厂学习机械制丝，培养为优秀技术人员，于实习厂（女蚕校）开工时期调回服务。”[11]

一九三四年，因无锡瑞纶丝厂的要求，费达生带领女校技术骨干对设在无锡玉祁镇的丝厂进行技术改造，将厂名改为玉祁制丝所，由费达生任经理。引进日本丰田式立缫车，对煮茧机、剥茧机、复摇车等各道工序的机械和工艺也进行了系列的改革。对工人重新组织和训练，实行文明管理，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生产持续上升。该厂生产的“金锚牌”生丝畅销国际市场。玉祁制丝所改革的成功，在江浙一带制丝业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制丝技术的改进。女蚕校推广部还在吴江平望创办平望制丝所，又租借吴江震丰丝厂改为震泽制丝所，费达生身兼三厂经理。[12]

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合作社，是我国历史上兴办的第一个农村丝厂，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各级合作组织及全国合作研究班相继到开弦弓进行考察。周德华在《吴江丝绸志》中记述[13]：

徐绍阶在《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一文中赞扬该社：“工艺健全，组织完密，自选种育蚕，至于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以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非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之谐模，抑亦全国之标榜也！”日本学者古田和子说：“开弦弓村开设的一座小规模的缫丝厂，虽是农村发展迈出小小的一步，却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

1936年，费孝通在“一访江村”的调查中，深深地为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所吸引，以此在《江村经济》中，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书中热情地赞扬[14]：

通过开办这种小规模的工厂，乡村工业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乡村经济从而可以复兴。1929年我们开始试验。我们的试验直到重新装备了新机器之后才证明是成功的。这种机器是由日本最新机器修改而成。我们用它生产出中国最好的生丝。1935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

五、丝厂被毁，日军侵入开弦弓

在女蚕校郑辟疆、费达生等一批爱国志士仁人的带领下，经过艰苦的技术下乡过程，不但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乡村缫丝厂，而且深远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蚕丝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从此，江浙一带城乡，普遍采用科学的养蚕技术和先进的缫丝设备。新型的机械制丝厂很快代替了落后的土丝加工，产量增加，丝质提高，丝价上升，蚕农受益。使古老传统的蚕丝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中国的缫丝工业再次成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蚕丝业敌视已久，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缫丝工业成为日本侵略者肆意破坏的重要目标。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日机对吴江骚扰频繁。9月上旬，吴江遭到首次空袭，目标对准平望制丝所，第一枚炸弹落在煮茧车间屋顶，幸未爆炸起火，时平望镇上居民已开始疏散，迫于局势，平望制丝所只得遣散工人，于10月初关闭，平望陷落后，厂房被毁，机器被日寇拆去，仅有一座二层楼茧库，因作日本警备队驻地而幸存，成为历史的见证[15]。

1937年11月17日，日军沿公路向西进犯震泽，震泽制丝所首当其冲，留守厂房之警卫被枪击致死。而后厂房设备俱被焚毁，仅存茧库及烟囱。吴江及周围地区沦陷以后，日军首先将平望至南浔公路两侧之桑园砍伐殆尽，以防游击队袭击，不时下乡扫荡和骚扰，乡民无从安心经营蚕业。另外，粮食及柴薪价格腾贵，亦使桑园减少。[16]

在吴江周边地区，缫丝工业普遍遭到毁灭性破坏。如在民族工业发源地之一的无锡，缫丝厂普遭毁坏，即使是据当时日、伪方面的统计，也难以掩饰破坏的真相。1938年，日伪编印的《一年来的新无锡》对35家较大丝厂的调查[17]：

确认全毁的有9家，大半毁损的有的14家，损坏较轻的有12家，占较大丝厂总数的34%强。1938年4月，日文档案《江浙制丝工厂被害情况调查书》透露，无锡战前41家丝厂，仅残存14家，占原有厂数的34%……薛氏所存的千余担干茧和百余担生丝被日军抢劫一空，另有5000余担干茧被焚为灰烬。

正在生机勃勃，向上发展的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尽管深居水乡偏僻村落，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沈关宝在《一场悄悄的革命》一书中记述了老年村民的回忆[18]：

 1938年的冬天，日本兵说是到太湖扫荡，从震泽开到太湖边，有一队日本兵住进了丝厂。厂里的妇女们事先得到消息，都吓得逃走了。日本兵在厂里住了二十来天，村上遭了大难。队伍撤走时，日本人还把厂里的铜、铁器从机器上敲下来带走，锅炉也被拆下拖到震泽。日本兵一走，村里人都去向厂里的负责人央求拆厂，因为机器都坏得不能用了，空留着厂房日本兵还会再来，于是在第二年春，入股的社员一起动手，在一个晚上拆完了厂房……丝厂就这样被拆成了平地。

在这场劫难中，决心发愤图强，重振祖国蚕丝事业的蚕丝专家费达生，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10年的茧丝业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的触目惊心的一幕。她痛苦地回忆说[19]：

日本兵在金山卫打仗时，我们还在平望和震泽两个制丝所进行技术改造，想让我国的生丝质量超过日本，把失去的国际市场再争回来。谁知日本军队来得很快，1938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震泽的丝厂里，听说日本兵已将平望的制丝所烧了，而且马上就要到震泽来。

那时中国军队早就退走了，陆路已被封锁。我们无路可走，就在当天夜里先退到开弦弓村避难。第二天，日本兵就把震泽丝厂炸了。爆炸声传到村里，我父亲就说，看来我们不能再呆在村里，否则要做亡国臣民的，还是快逃吧。于是开弦弓农民，就帮我们摇了三条船，几家人家三十多人集体(向浙江)逃难。

1939年春，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农村缫丝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合作社，终于在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被毁，“所有机械终被全部夺去，农民愤而自毁其屋。胜利后，凭吊其仅存的厂址，不胜惋惜。”[20]开弦弓村村民的第一次工业化希望被扑灭。有诗为证：

科技下乡破浪来，

献身蚕业两人才。

创办乡村第一厂，

雪梅展枝迎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