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一章 访开弦弓村，建调研基地

第一章  访开弦弓村，建调研基地

自1936年费孝通先生首访开弦弓村以来，他在长达七十年起伏跌宕的学术生涯里，先后26次访江村[1]。对该村作社会学调查和跟踪观察，真实记录了这个普通的农村社区的变迁轨迹，开创了国内最重要的社会学调研基地，吸引着一批批国内外学者的来访，使开弦弓村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

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研究上，江村调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无意插柳”，不是“有心栽花”，客观反应了社会变迁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二是有一个高起点的成功开端，为持续的跟踪调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始终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把“志在富民”作为学术调研的目标；四是江村调查是国内跟踪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产生影响力最大的农村社区调查。

一、有心栽花，瑶山结下生死缘。

费孝通，1910年11月1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父亲费璞安（1879年—1969年），曾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母亲杨纫兰（1880年—1927年），早年从事幼儿教育，使费孝通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30年，费孝通由苏州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6年，费孝通取得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师从布.马林诺斯基，获博士学位。

费孝通先生在出国留学前，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适逢广西省教育厅正有普及国民教育、调查特种民族情况的要求。费孝通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广西特种民族的调查。这时，在他们的调查计划中，还没有出现开弦弓村这个名字。但是，瑶山调查在费孝通学术生涯中，是一段具有拉开序幕和破题意义的传奇式的重要经历。

据费孝通《桂行通讯》[2]记载，1935年秋，费孝通和王同惠从北平（今北京）出发，展转来到广西省首府南宁。10月8日晨，在广西省教育厅的协助下，在微雨中搭乘长途汽车，行驶在两侧峰峦林立、山回路转、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来到与南宁相距350公里的柳州。10月12日，再坐小火轮，顺着水道曲折、水流颇急的柳江南下，在月色千里的半夜，来到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象县。他们的调查从象县县城抽样测量当地人的体格开始，以推知当地土著人与外来移民的结构情况。

10月18日，他们离象县，翻山越岭，从大瑶山西部进山。大瑶山位于广西东部，“处于柳江和桂江之间大约有23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区，海拔最高达1900多米。四围是平原或丘陵，山区边缘皆为几百米高的陡坡悬崖……大瑶山里，老林密箐，羊肠小径，野草蔓生，道路不辨。”[3]这里世世代代居住着历史上被蔑视为化外之区的瑶族人民。夫妻俩在山间小村百丈村过夜，第二天来到瑶区第一站王桑。花蓝瑶分布于王桑、门头、古浦、六巷、大橙。王桑是花蓝瑶的一个村落，村民们带了米前来问候，温了酒款待费孝通夫妇，用简朴而亲切的礼仪，欢迎远方的客人。

瑶山调查在重重困难中推进。村与村之间山陡路险，荒无人烟，他们日餐淡饭，夜卧土屋，费孝通重点对瑶民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情况。晚上，他们讨论当天搜集到的资料和第二天的调查内容，除去直接的调查，还同瑶民一同聊天、做活，为瑶民治病，受到瑶民的信任与喜爱。他们以花蓝瑶一个聚居地六巷为基地，前后住了25天，调查六巷及周围的大橙、古浦等地的花蓝瑶社区情况，接着又调查了坳瑶聚居的古陈等地。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完成了对坳瑶的调查后，离开象县古陈，向茶山瑶调查基地平南县的罗运乡转移。途中行至潭清地名的岔路口时，因向导先行不候，误入一片竹林之中，林中阴暗，见前方一门似设备，以为到了近村。费孝通探身察看，不料那是古陈村瑶民设的虎阱，踩到机关，木石齐下，腰足俱伤。危急中，王同惠奋不顾身，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石块逐一移开，艰难地将费孝通拉到安全地带，然后奔出林中呼救。

费孝通在荒林里痛苦地熬过寒夜，破晓后忍痛往外爬行，几经周折，才遇村民解救，背回古陈。但王同惠失踪未回，古陈民众一连寻找6天，未见踪影。第七天，有村民在一山壁处发现有野滕折断的痕迹，遂在附近山涧急流中，找到了王同惠的遗体。古陈村民各户捐东毫2毫，按照瑶族风俗，为王同惠女士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悲痛已极的费孝通，由村民背负到王同惠遗体前，向王同惠告别。在地方人士和友人的支助下，王同惠遗体安葬在广西梧州市西山公园，费孝通被送往广州市柔济医院留医。

王同惠的突然意外亡故，使费孝通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在王同惠临死前一天的晚上，她还对费孝通说过“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能够出版呢”等深情话语，耳边余音依然，使费孝通始终不能相信这是一件真的事实。他说：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注意把我们俩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是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眼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4]

费孝通随着伤情逐渐好转，为着对王同惠的纪念和师友们的期望，在广州市柔济医院，开始整理他和王同惠在瑶山调查中搜寻的资料，以王同惠的名字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全书以六章4万多字的篇幅，对当时花蓝瑶的家庭、亲属、村落、风俗、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述，完整地展现出花蓝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

费孝通住院时，给亲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任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5]王同惠的不幸离世，使费孝通无可选择地结下了生死姻缘。也许从走向瑶山那一天开始，费孝通日后的人生，就注定了要为中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类学、社会学，迈入“行行重行行”的坎坷羁旅。

二、无意插柳，江村开辟新基地

费孝通先生在广州市柔济医院得到医治，身体状况逐渐好转。翌年暑期（1936年6月），他回家乡吴江休息，一方面继续养伤，同时为出国留学作准备。在此期间，他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

费达生当时是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教师，是一位发愤图强、决心重振祖国蚕丝事业的有志青年。从1923年起，在校长郑辟疆的带领下，参加向蚕区农村推广养蚕新技术的土丝改良运动，来到开弦弓村。1924年在开弦弓村建立蚕业指导所，1929年创办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简称合作丝厂）。费孝通在开弦弓村期间，就住在姐姐与村民一起创办的合作丝厂内，使他亲眼目睹了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缫丝厂的运作情况。

开弦弓村离吴江县城30多公里，地处震泽、庙港两乡镇之间，是一座隐藏在江南水乡深处的普通而美丽的村庄。费孝通从小在县城长大，接触农村的机会较少，虽然吴江是他的家乡，但当他踏进开弦弓村时，宁静的环境、纯朴的民风、村民俭朴的生活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深深吸引了费孝通那颗刚从痛苦中恢复平静的心——这是一位社会学学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注社会的赤子之心。

费孝通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认识中国农民生活的历史机遇，调查的激情油然而生。他决心把村子里的情况记录下来。在社会学发展史上，一次在国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江村调查”，就这样在无意中萌动了。他在姐姐的引导下，得到村民们的配合和村长的帮助，使“无意插柳”的江村调查，进行得十分顺利。

据开弦弓村多名见到和接待过费老“一访江村”的老人回忆，当年年轻的费孝通，为人真诚，待人和气。虽然带着眼镜，穿着长衫，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但无知识分子的架子。他热心为村民服务，多次为村民的竹编器具上题写堂名，与村民相处亲密无间。因为村民们尊称费达生为“费先生”，所以热情地称费孝通为“小先生”。费孝通随便走到那家，村民都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都愿意把自家的甜酸苦辣，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

他在村里串门走户，与村民交朋友、聊家常，有关劳动生活、生老病死、风俗习惯，都要问得很详细。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摸清了开弦弓村农民在生产、消费、家庭、婚姻、土地占有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制度。敏感地从姐姐费达生“技术下乡”的行动中，以及在她的指导下，与村民们一起创办“合作丝厂”的事实，看到了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农村工业化。

费孝通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过在村子里调查的理由[6]：

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业代替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开弦弓村曾经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种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

三、《江村经济》，拓新域树里程牌

1936年9月初，费孝通离开家乡，由上海坐船，带着广西瑶山和江苏开弦弓村两份调查材料，漂洋过海，踏上赴英国留学的新征途。他回忆说：“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地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题了个学名叫‘江村’。”[7]

费孝通到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师从马林诺斯基。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是附属于伦敦大学的50多所院校之一，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年）称为：“一所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马林诺斯基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著名教授、国际人类学界的前沿人物。他针对当时国际人类学界还固守于远离现代文明、猎奇式地去研究原始部落和土著居民的传统习俗，积极主张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较先进的民族文化的研究。

费孝通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期间，在导师马林诺斯基指导下，研究文化变迁问题，并由导师选定整理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主要的学习方式是参加席明纳（Seminar）,类似于中文中的讨论会。马林诺斯基不喜欢登台讲课，在课堂上他从不作大段的发言，总是先安排一两个主要发言人，宣读事先准备的文章，有的是调查报告，有的是对某一社会问题提出的意见。他随时插话，启发思路，引导大家开展讨论和辩论。费孝通十分喜爱这样的学习方式，从中学到新的知识和理念。

费孝通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撰写论文。他的论文不仅要接受导师马林诺斯基的严格挑剔，而且要在席明纳里向同学们宣读，经受大家的议论和批评。“该论文中的主要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后，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8]

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即后来在英国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该书以“一访江村”的调查资料为素材，生动细致地记录了江南水乡开弦弓村的农民生活。正如1987年高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载文“读费孝通同志的名著《江村经济》”所述：

全书共16章，涉及土地所有制、农村生产、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普及文化教育、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住宅、人口生育、家庭婚姻等，直至维系家属、家庭成员的精神支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忠于事实、客观冷静地分析研究，是这本书得以享誉海外的基础。全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详实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中国传统农村的画面，生动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

当年，导师马林诺斯基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赞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对这一赞誉的内在意义，还在序言中作了十分生动和权威的评述[9]：

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工作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在西方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江村经济》被列为必读参考书。如：1956年5月，第一位访问开弦弓村的外国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威廉•格迪斯教授，在他写成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中所说：“数年来，我教人类学这门课，一直使用《江村经济》这本书。”[10]

而且，《江村经济》“被翻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为外人了解旧中国农村的重要参考材料”[11]。在半个世纪中，该书在国外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鉴于费孝通先生对人类学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特授予他赫胥黎奖章，同时又重印了这本书。1986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戴可景将《江村经济》的英文原著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出版和发行。

四、学以致用，讲真话为民谋利

费孝通获博士学位后，1938年的初秋离英回国。当时抗战烽火已烧遍半个中国，他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转途直奔祖国的云南昆明。到了云南，投入内地农村调查，进入第一个学术丰收期。在这一时期里，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乡村工业》、《初访美国》、《重访英伦》等。

建国后，1951年，费孝通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参加民族调查工作。1952年，在院系调整时，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把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取消。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总是在偶然的因素中得到实现，在学术研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的年代里，一个意料之外的希望，就像在满天乌云间，突然透出一丝阳光，使费孝通实现了重访江村。

1956年4月至5月，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经周恩来总理同意，访问了开弦弓村。此事触动了费孝通，他认为自己也应该再到开弦弓去，对这个村子从1936年到1956年的变化作实地调查和研究。费孝通的想法得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支持，在事隔初访江村二十一年后，于1957年4月26日至5月16日，重访开弦弓村。

费孝通在“重访江村”的调查中，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欢迎和积极配合，气氛十分融洽。他采用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实地考察等形式，夜以继日，向村民了解情况，平均每个晚上用去1斤灯油。摸清了从“一访江村”以来，全村经济、社会和家庭的变化。经过反复比较，看到了合作化后，由于片面强调发展农业，忽视了副业和工业，粮食虽然增产了，但村民实际收入降低的事实。[12]

费孝通用这次调查的素材写成《重访江村》一文，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和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原计划将调查报告分3次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但是，刚发表了其中的第二篇，反右斗争开始了，费孝通被划成“右派”，解除原任的一切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

费孝通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3]：

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起来批判和谴责我……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发现自己被孤立了。我失去了社会地位，失去了工作的意义。我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种类的人……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这种经验。群众攻击！所有的脸突然转过去，在一周之中！

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时任该院副院长）把开展对费孝通的批判作为全院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组织力量专门到开弦弓村进行一个月的反调查。用带着政治偏见和任意歪曲的所谓调查材料，在学院内组织多次大型批判会。大量批判文章（含报刊发表的院外文章）汇集成三集院刊，而且还出版了多本批判费孝通的专著。书中莫名其妙地把费孝通在重访江村时提出的“发展副业”、“发展乡村工业”、“恢复贩运”等重要的建议和学术观点，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放出的几支毒箭”[14]

从此，费孝通“被打入另册”，到八十年代初，一直没有再做农村调查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重访江村》的第三篇，还没有等到费孝通写完，就夭折了，而且文稿已遗失。直至今天，我们只能从当年对费孝通发动错误批判的材料中，依稀知道《重访江村》第三篇的内容，主要是记述开弦弓村“婚姻关系、人口问题和文化教育”的内容，而且费孝通先生在调查中，“在这些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15]。所以，《重访江村》永远是一篇没有写完的社会学调研报告，她象维纳斯雕像一样，从学术的角度，为后人留下了经受和记录时代风雨冲洗的残缺美。

应该提及的是，费孝通被打成右派后，波及开弦弓村，村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落在关心农民生活的费孝通的身上，感到十分迷惘。其中南村小学教师夏文采，因说了“费老人是很好的”一句话，也被打成右派。

五、志在富民，廿六访世代传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重新恢复了社会学。1981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事隔初访江村45年，重访江村24年后，终于又踏上了家乡吴江的土地，作“三访江村”的调查。如果说1936年对家乡开弦弓村的成功调查——“初访江村”，是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起点，那么“三访江村”则可看作是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起点，费先生时年已71岁。

 “三访江村”的动因是：1980年，费先生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通知，要他在下一年的冬季来伦敦接受国际人类学最高学术荣誉——赫胥黎纪念奖章。翌年6月，他在英国留学时的老师雷蒙德·弗思爵士来信，建议在受奖时讲讲对开弦弓村l938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是年10月，费孝通先生偕其姐姐费达生同去开弦弓村，为去英国受奖作准备。调查后写成的《三访江村》，在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赫胥黎纪念章”时作演讲。

在“三访江村”期间，费孝通先生看到了开弦弓村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化。还应他的要求，县长于孟达向他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进社队企业做工，带动了小城镇发展的情况。费先生听了高兴地说:“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从这一年起，费孝通先生每年都要到家乡吴江一至二次，对开弦弓村发生的变化作跟踪调查。1985年春，在费孝通先生的主持下，专门成立“江村五十年”课题组，亲自召开干部、群众调查会，进行家庭访问，为课题组作示范调查。他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笔，写成又一篇力作《江村五十年》，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开弦弓村从1936年以来的五十年间，各个阶段的情况和特点，展示了开弦弓村在半个世纪里社会变迁的轨迹。1986年6月，费孝通随胡耀邦同志赴西欧访问，他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作了题为《江村五十年》的演讲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调查成果中，有炽热的思想——爱国爱家乡；有执著的追求——志在富民。他始终把自己纯朴的感情，扎根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乡土之中。扎根在最基层、最现实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之中。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所说[16]：

 我一直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要使农民富起来，就要切实地发展生产力，这个发展是不能离开农业本身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基础。我自己一生“行行重行行”，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是试图了解和总结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为提高中国农村生产力摸索一些可行的办法。

费先生自1936年“初访江村”以来的七十年间，26次访问了该村，发表了大量直接和简接论述江村变迁的专著和论文。其中，直接与江村变迁有关的专著有：《江村经济》（1939年）、《重访江村》（1957年）、《三访江村》（1981年）、《九访江村》（1985年）、《江村五十年》（1986年）等。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使开弦弓村成为认识中国农村和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社区最具学术价值的调研基地，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

同时，费孝通的多名学生、众多大学的社会学专家和国外学者，受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影响，先后对开弦弓村作深入的跟踪调查，出版了专著和文章（详细介绍见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很多学者把费孝通开创的调研基地——开弦弓村誉为社会学的圣地，是社会学者及相关人士的必访之地。近年来，国内外来开弦弓村访问的学者还在不断增多。来访者多数要求吃住在农户家中，少则2至3天，多则几个星期，时间最长的达3个月。他们把来开弦弓村参观，特别是住在村民家里，吃一顿正宗的农家饭，并与村民作面对面的访谈，看作是一生中难得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