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导论

导  论

本书遵循费孝通先生创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和志在富民的精神，主要以《费孝通文集》十六卷，特别是其中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等著名著作所体现的学术思想为指导。概要介绍费孝通先生开创江村社会学调研基地和国内外学者访问江村的情况。重点记述开弦弓村自1923以来，走过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和发生的社会变迁。并在这一基础上，力求探索和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的教训和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验。全书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理论问题和采用的学述研究方法综述如下：

传统与乡土

男耕女织成传统，终老不离是乡土。诗云：

种粮吃饭男耕田，

织布穿衣女养蚕。

终老不离乡土地，

勤勤俭俭几千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在开弦弓村所在的江南大地上，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已开始有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它的基本生产方式是男耕女织。耕，就是耕田，种粮食，主要是种植水稻和小麦，解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吃饭。织，就是织布、做衣服，主要是发展蚕桑业，包括缫土丝、织土绸等家庭手工业，解决人类生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无论是耕还是织，都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在认识自然还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创造了耕织文化，找到了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生存之路。他们背负青天、面朝黄土、男耕女织、世代相传，为的是生存（温饱），追求的是小康（富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工相辅，这种家庭经济结构，充分显示了苏南农民为谋求生活，所激发的特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结构作为历史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2]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农村，在人与人、人与空间上的关系上，封闭守旧，流动性小，很少有对外协作，血缘和地缘的结合是其最常见的状态。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的活动半径，常常不超过5里路（2.5km）。他们生于斯、死于斯，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3]

自南宋以来，已有崇尚耕织文化的《耕织图》流传于世，后为历代皇帝所推崇。如清康熙帝在《御制耕织图序》中写到：“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且切也。”清绘《耕织图》，耕、织各二十三幅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耕种、纺织的生产过程。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贵为天子”的皇帝，深受农耕文化的束缚，把土地看作皇业的根基。他们的雄才大略，无非是为了实现“天下莫非皇土”的最高目标。争天下、拓疆域，无非是为了争夺土地，大战小仗，都可称为土地之战，似乎天下的全部财富，就是土地。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钢铁制造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时，现代科学技术仍被因循守旧的清皇朝官僚斥之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

保守与变革

传统与保守相伴，变革携创新同行。诗云：

常道种田万万年，

轻看商贸淡如烟。

耕织传统不思变，

淳朴村民温饱难。

耕织文化相对于现代文明来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保守。农民“日出而起，日入而息”，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温饱安康、香火不绝”；他们的生活理念是“勤俭持家、尊老抚幼”；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安份守已、和睦相处”。秦亡汉兴与己没有关系，甚至无需学习文字，更不关心科学技术为何物。因为生产和生活的经验，用语言足可世代相传。传统农民教育子女的基本方法是怀旧和忆苦，不要忘记父辈辛勤的耕织和节俭的生活，希望子女能象父辈一样，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自给自足的耕织生活。

耕织文化的保守性，还体现在它的核心思想“重农轻商”。 生活在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受到“耕织文化”的束缚，很难看到工业和商业这一片比农业更为广阔的财富天地。在开弦弓村所在的江南农村里，世代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种田万万年，经商一缕烟”。在世俗的眼光里，种田吃饭是理直气壮的正道，因为粮食和布匹（丝绸）是农民生产的，是有价值的。而商人并没有从事生产劳动，没有增加物品，仅把别人生产的物品搬动一下位置，就从中谋利，认为是一种欺诈行为，蔑视为“无商不奸”。同时，经商农民也默认着“重农轻商”的理念，他们不但不放弃家中的土地，而且赚了钱主要用于在祖籍农村造房子、买田地，以便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耕织条件。

这种“重农轻商”的观念，贯穿于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国家已把工业化放上重要位置。但是，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中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而坚决拒绝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市场经济，除了当时的政治原因外，内在的根本因素还是“重农轻商”。县城以下限制发展工业，商业由供销社包办。使乡镇一级始终停留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在改革开放前30年时间里，一方面，对农业的重视升到了极点。村民整天参加集体劳动，起早摸黑、挑灯夜战，大搞整田平地、大搞积肥，都是为了多收粮食。另一方面，对粮食生产以外的农村各业，包括副业、商业、工业都横加限制。如合作化时期，开弦弓村被迫取消了传统返运，认为返运是属于资本主义的。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开弦弓村被迫取消了自留地，因为自留地不符合“一大二公”的原则。“文革”期间，甚至把村民在屋前屋后种的瓜果，饲养的禽畜，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强行取消。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才真正打开了“农、副、工、商”全面发展的新天地。改革开放初期，开弦弓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长达30年生产队长吹哨子上工的历史，村里涌现出种粮大户和多家养殖专业户。开弦弓南村、北村先后办起了丝织厂，越来越多的村民以“离土不离乡”和“亦工亦农”的形式，进厂当工人。村民的人均收入，以每年100多元的速度增加，结束了长期停止不前的局面。1980年开弦弓村人均分配已从100元，增加到300元，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和飞跃。

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史实：改革开放不仅仅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扭转了前30年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而且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是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的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大变革。

渐变与突变

渐变是突变的条件，突变是渐变的结果。诗云：

队长吹哨去上工，

斗地战天还是穷。

三载困难难忘却，

十年浩劫笑谈中。

家庭联产衣食足，

工业兴村信息通。

历史教训长记取，

改革开放千秋功。

在开弦弓村七十年变迁中，在社会形态上有渐变，也有特变。渐变是指社会变迁相对平稳的时期，在这些时期里，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生产力水平起伏较小，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变化缓慢。这些时期主要有：合作化前“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时期；土地改革后的合作化时期；从“文革”开始的“农业学大寨”时期；改革开放后兴起的集体乡镇工业时期；以及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个体私有经济时期。这些时期，延续的时间一般在十年左右，或更长。

突变是社会变迁相对迅速的时期，或称转折时期，发生的时间相对渐变来讲要短得多。

从正向看有：1929年，创办开弦弓缫丝厂，跨出了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1949年，土地改革，贫苦的农民分到了土地，结束了持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1979年，开弦弓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和发展蚕桑等副业，再次创办乡村工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个体私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村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人。

从负向看有：1954年，土地改革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村民开始了“听队长吹哨子上工”的被动生产时期。1958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拆家庭小灶，办生产队大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中的村民被迫外出讨饭。1966年，暴发的文化大革命，片面重视粮食生产，限制工业和副业的发展，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渐变界于前后两次突变之间，突变常常是渐变的开始或结束的界线。渐变在漫长的进程里，为下一次突变积聚能量，所以渐变是突变的条件，又可称为量变。而突变在一段相对简短的时间里发生，它是渐变长期积聚的能量产生的集中暴发，所以突变是渐变的结果，又可称为质变。

如：开弦弓村从1978年创办红卫丝织厂开始的集体村办工业时期，在十多年里经历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表面看都是村办集体工业，实际上生存条件每年都在发生微小的变化。从外因看，主要是竞争对手变了，逐渐由受计划经济束缚的国营企业，转向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制企业。从内因看，主要是责、权、利不清，管理混乱等集体工业体制性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了，必然地由“适者生存”转向“不适者淘汰”。

再如：绵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特征是“极左”和混乱，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但是，只要对它作深入的观察，就能发现“文革”期间，每一年的表现内容也都是不相同的，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样有一个形成、发展、衰落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负向力（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正向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都在发生此消彼长的渐变。负向力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正向力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时刻在为下一次突变积聚力量，最终发生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人们爱用希冀百怪和触目惊心来形容1958年浮夸风的狂热和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但是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用反向思维看，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以前三十年的教训奠基，没有浮夸风的狂热,就不会有逐步走向实事求是的今天；没有“文革”的疯狂，也不会有迅速走向文明的现在。历史的挫折不可避免，灾难已经过去，中国人民从此聪明起来了。沉睡的东方雄狮已从历史的低谷中苏醒，振作精神，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还是有幸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充满光明。

“三级”与“二跳”

科学技术与耕织文化结合，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

诗云：

八十年前办丝厂，

先进技术进蚕乡。

五起四落识劲草，

三级二跳谱华章。

费孝通先生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回顾和前瞻》一文中，提出20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三级二跳”的重要论述。他认为在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工业社会；三是信息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关系不是你来我走，而是重叠并存，三位一体。他说：“这个三位一体社会形态的形成过程，包括着两个大的跳跃。先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叫做‘三级二跳’[4]”

从开弦弓村的实际看，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80多年里，社会变迁的大脉络，就是“三级二跳”。实现“三级二跳”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是“技术下乡”。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传统农艺、手工业和原料等资源相结合，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开弦弓村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的道路上，已经历了五个阶段，概括起来有“五起、四落”：

第一“起”：自1923年开始，在江苏省女子蚕校校长郑辟疆、青年教师费达生等爱国志士仁人的推动下，把科学养蚕技术送到开弦弓村。并于1929年，采用技术先进的立缫机和配套设备，成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乡村缫丝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合作社，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落”：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春，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合作社，在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被毁，所有机械被全部夺去，农民愤而自毁其屋。开弦弓村村民迈向农村工业化的希望被扑灭。

第二“起”：1958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全市掀起了一场充满政治色彩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一是全民大炼钢铁，开弦弓村的村民不但参加本县组织的大炼钢铁活动，而且还被上级抽调80名村民，到苏州参加大炼钢铁。二是“大办工业运动”，县里号召家家户户办工厂，生产“三土”。即：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

第二“落”： 由于不讲科学、缺乏科学指导，大炼钢铁运动仅生产了一些废铁，工业化运动生产的所谓“三土”，更无实效。在短短几个月里，热闹一阵子的工业化运动，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第三“起”：1968年，在“文革”最乱、左倾思潮横行的时候，由红卫大队（开弦弓南村）发起，与邻近6个大队合股重办缫丝厂。在相隔创办老丝厂40年后，新丝厂如一枝傲霜斗雪的梅花，在“文革”风雨中，昂首萌放。再次显露出开弦弓村村民迈向工业化的信心和决心。

第三“落”：1972年，公社派来一名干部担任缫丝厂书记，负责工厂的行政管理，并掌握经济审批权。仅凭公社书记的一句话，由开弦弓等7个村自发组织、历经千辛万苦办起来的新丝厂，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转变为公社办厂。社员认为，这是1958年“一大二公”后的又一次平调。

第四“起”：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开弦弓村又一次迈出了农村工业化的步伐。1978年，南村创办红卫丝织厂，1979年，北村创办立新丝织厂。1982年4月，南北两村重新合并，建立全乡规模较大的骨干工业企业——开弦弓丝织厂。

第四“落”：九十年代中期，开弦弓村村办集体工业，主要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由盛转衰，资不抵债。1972年被公社平调去的缫丝厂，也因种种原因而倒闭。从此在开弦弓村的大地上，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彻底结束。

第五“起”：在乡村集体工业彻底倒闭的挫折中，全体村民重新挺起胸膛，振作精神，积极发展个体家庭工业。全村形成了以家庭羊毛衫编织、化纤织造为主体的家庭工厂和股份制企业的工业群体。

同时，在开弦弓村的变迁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的轨迹。这一跳跃的起点应追溯到1950年开弦弓村同苏州开通电话。其它标志性的变迁记录还有：

1979年村里有了彩色电视机；1983年村里通了公路；1994年私营企业家周玉官首先用上了电脑，从网上获取信息；2000年小轿车开始进入农民家庭，这一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购进小轿车7辆；2002年，开弦弓村开通有线电视，农民坐在家中，可收看全国几十家电视台节目。2005年村里用上了PPT软件，2006年姚富坤通过电脑和投影仪向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七十年”活动的与会学者介绍开弦弓村概况。2007年，姚富坤应邀在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用PPT软件讲课。

出路与活路

寻出路宠辱不惊，拓活路志在富民。诗云：

走出田园天地宽，

作工商贸无人闲。

四千四万精神好[5]，

兴业兴家日子甜。

费孝通先生说过：“要去认识中国的实际的社会，我是说人，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想法，他的理想，他的梦想，都决定他现在怎么生活。”[6]由于社会现象的主体是人，所以研究人类自身发展的社会学必定是一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大学科。

我们（本书作者朱云云和姚富坤）都是费孝通先生的家乡人，从“三访江村”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有幸多次参加接待费孝通先生的活动。但是，我们对费老的更多的认识，都是在读他的书时了解和体会到的。我们都爱读费老的书，对于我们没有专门学过社会学的人来说，读费孝通先生的书并不感到吃力。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书中写的都是农民的生活，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天天能见到和听到的那些家常事。所以开始时我们偏面地认为：社会学就是记录农民的生活？

我们在学习费老的著作中，在一次次聆听他的教诲中，使我们逐渐认识了社会调查的价值。例如有一次，费老在家乡吴江召开的座谈会[7]上，他说：“我们把农民的生活和创造记录下来，从中寻找出他们的出路和活路，‘出路’就是他们是如何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活路’就是他们走出来后的生活，要过得比原来好。”当时，我们听了费老的讲话，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费老的话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太扑实、太深刻了，言词间充满了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他的讲话使我们认识到，忠实地记录农民的生活，是社会学调查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上升理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在记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研究，找到农民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出路”和“活路”。即理清“农民生活”的内在联系，努力从生活的素材中提取理论的营养。而社会学调研的目的是“志在富民”，即让农民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这是社会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记录与分析

忠实地记录生活，科学地分析生活。诗云：

访谈农户当学生，

勤问细听加记清。

史料查寻辨真伪，

生活记录贵忠诚。

社会学把开弦弓村村民的生活变成了学问，但生活不等于学问。在生活与学问之间必须有一座桥梁、有一条途径，这就是科学的分析。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纵向有社会环境变迁和家庭新陈代谢为联系，横向有社会的分工协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网络。我们在本书的写作中，首先把功夫化在记录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调查，努力把开弦弓村村民在八十年间的生活忠实地记录下来。通过科学分析，理顺时空关系，找出内在的联系。我们采用的主要调查方法有：

1、访谈。

选择当事人作面对面的交谈。访谈前，我们只简要说明访谈目的和要求，不设框框、不提示观点，而且谈话的切入点完全由村民自己选择。因为村民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和生产活动）是一个时空连续的完整系统，让村民从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内容开始讲，更容易生动和真实地展示生活的整体。

访谈时，我们聚精会神进入角色，使自己的思想完全进入对方的生活场景中去，不以自己熟悉村民的生活，而有丝毫的放松。因为“熟悉”只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村民的口述是具体的鲜活的。学问离不开真实的生活，而生动的文笔离不开具体。访谈中不但要听懂对方讲话的直意，而且要听得出对方的“言外之意”，即：对方在叙述中表达的思想。认真作好记录，对不明确的细节作及时的提问。为了创造融合的气氛，更好地与对方作思想的交流，我们甚至很少使用录音机。每次访谈一至二人，不求其多，但求其深。访谈后，及时整理记录，在理解的前提下，把对方的原话理顺，并把自己的感受心得记下来。

2、阅读文字资料。

通读《费孝通文集》，认真作好学习笔记。因为开弦弓村崇高的社会学调研基地的学术地位，是由费孝通先生26访江村及其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所奠定的，开弦弓村这扇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户已经打开。我们所作的后续调研，必须以费先生的学术思想为指导，以他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同时，收集和阅读国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开弦弓村的书籍、文章等文字资料，从中使自己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开弦弓村的变迁。由于各位学者访问开弦弓村的时间、研究的角度和见解各不相同，我们仅注明引用其中一些无法替代的资料。

3、查阅档案资料。

开弦弓村齐全地保存着从1956年至今长达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虽然主要是财务账册和数字统计，但这是开弦弓村社会变迁的原始记录和历史证据，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变迁史难得的宝贵财富。访谈资料的基础是当事人的记忆，难免有模糊的地方，而且记忆已融入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常常有很大的差异。而档案资料是历史足迹的真实记录，特别是财务账册，是以实物和货币的流动为基础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所以，档案资料的应用在实证研究的地位上，应高于访谈，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源泉与结晶

生活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生活的结晶。诗云：

穿门走户聊家常，

田地几番绿变黄。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在调查中得到了大量的素材，写作就不是无米之炊了。但是，把素材汇集起来，反映的还只是社会变迁的表面形态，不过是一份直朴的介绍资料。就象一册没有文字注释的印集，而不是一本书。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书，不但要有“述”，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而且要有“评”，通过理性的分析，揭示社会变迁的原因、动力、结果和启示。不但要有来自生活的大量素材，而且要有灵魂，要有精神，这就是贯彻全书的主题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开弦弓村村民的“家常事”中提炼出理论。

我们不主张“述而不评”的社会调查，我们赞成忠诚地记录历史，并通过以史实为依据的理性分析，达到理论的升华。我们的具体做法主要有：

1、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适当展开。

“忠实记录”就是把开弦弓村村民的真实生活有条理地记录下来。但如果仅做到这一步，那么调查仍然停留在反映邻长里短、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阶段，只能看出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表象。要把生活琐事转变为理论，或者说对调查素材作理性分析，找出生活琐事的内在联系，就必须“适当展开”。把这些发生在开弦弓村村民中的“生活琐事”，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

因为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开弦弓村发生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即使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村民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但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园”，而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耕织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书中记录的开弦弓村各阶段的变迁，如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乡镇企业转制、家庭工业兴起等，我们都适当介绍了相关的社会背景资料。同时，对开弦弓村的变迁产生影响的周边环境，如盛泽镇的丝绸业和横扇镇的编织业等，也作了必要的记述。

2、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抓住要点。

在写作本书之前，无论在接待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访问，还是陪同国内外学者对开弦弓村的调研，我们对访谈的内容很少作记录，总感到这些发生在村民中的生活琐事，对我们家乡人来说，是太熟悉了。认为自己都知道，不值得一记。但是，当我们着手写作本书时，才掂到了“忠实记录”的份量。村民生活的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生老病死、生产经营、文化技术、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而且家家都有各自的开心事，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象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不作深入的访谈，就写不出生动活泼的语言。

所以家乡人写开弦弓村，同样要进入一个个家庭，面对一个个有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村民作访谈，努力把他们的生活忠实地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又不可能、也不必要进入全部的家庭，去访谈每一位村民。我们尽量多访谈一些村民，但优先选择在各个历史时期里，有代表性的、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当事人，作为访谈的对象。同时，为了能更直观、生动和简明扼要地展示开弦弓村八十年间的变迁，在文体结构的章节安排上，我们围绕农村工业化和村民生活变化的主线，注重抓住具有时代特征的主要事件，按时间顺序对各个时期的变迁单独列章，综合记述。

3、敢于探索，力戒浮燥。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当代人创造历史，后代人写历史，评历史。为的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知识、经验和教训，使文化得到丰富，使社会向前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家乡作社会调查时，多次讲到的“文章千古事，做文章先要学会做人，不能有丝毫马虎，要为后人留点真实有用的东西”。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教训和后三十年的经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在写作中，努力遵循费孝通先生创导的实是求是、敢讲真话的精神，发扬学以致用的学风，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要说真话，写真事，力戒浮燥。

我们采用务实的调查方法，访谈对象必须是有代表性的当事人，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具体叙述某一时期变迁的过程。在村子里，我们先后访谈了解放初期的老乡长，各个时期的村干部，合作化时期的生产队长，村办集体企业的创办人，农副业生产的专业户，个体私营企业主等。每次访谈人数控制在一至二人，不求其多，但求其深；不求其全，但求其专。查阅档案资料，舍得化工夫。既要认真阅卷，作好记录，注明出处，还要善于对无序的历史数据，作分析和关纳，列出图表，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不图其快，但图其真；不图其数，但图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