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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留芳圃”——访杨千里女儿杨德
2019/7/27 0:42:06    作者:  韦利红、杨隽 来源:  吴江通    【字 号:  】   点击量:3000

 

父亲的遗存和心灵的丰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着她,她因此而不孤寂———

 

  杨德拿出父亲在桂林“留芳圃”制作的扇子 

 

   杨德翻译的部分作品 

 

   和表哥费孝通(右二)在一起(资料图片) 

 

  珍藏着的至真记忆

  北京市内西四北大街毛家湾因林彪、叶群居住过而闻名。20多年前,杨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安排下,住入了毛家湾的一个小居室内。此后,她一直生活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

  杨德的家很简单,进门是厨房间,紧接着是一南一北两个大小房间。杨德说,母亲晚年时,她把母亲接到家中,北边小房间就是母亲住的,10年前母亲过世,屋里就她一个人了。

  她带记者走进她的房间,这里珍藏着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最深记忆———

  东边墙上挂着一个镜片,内书“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力行之……”等字,床头玻璃书橱内,还有“定生慧,德永志之,老父”几个字,杨德告诉记者,那是父亲留给她的两处墨迹,此外,陪伴她的还有她结婚时父亲刻给她的两枚印章。那张摆放在窗台前的老式写字桌,也是父亲当年泼墨书写时使用的。

  杨德感觉,和父亲半个多世纪的别离就像是人生的一个接点,对父亲的感觉依然很温暖,恍如昨夜睡梦中的再一次重逢。

  接着,她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小的“芭蕉扇”,扇面是用硬纸板做的,扇柄是一个笔杆,扇子的一面有一幅画,另一面是一首《清平乐》小令,末尾所署及印章等表明,这是杨千里在1943年逃难至桂林时自制的扇子。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杨德陷入了回忆。

  “这扇子,是我们住在‘留芳圃’时父亲制作的,词是他作的,画的作者我不记得了。‘留芳圃’是我父亲给他朋友的木楼取的名字。1942年,我们逃难到了桂林,住在吴江同乡唐元芳家中。唐当时经济条件较好,比我们早到桂林,他在七星岩与建干路间盖了一所房子,平房加小楼,全是木结构的。他在那收容了两家逃难到桂林的同乡,我们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的一天,父亲在房子的大门上题写了‘留芳圃’三个字。”

  杨德的记忆追溯到了1938年。

  那年,杨德8岁,她住在外婆家。因为日本人入侵,母亲把她接去上海,随后前往香港,与前期已去香港的父亲团聚。记忆中,在香港跑马地生活的前2年是比较平稳的,那时,一些文化知识人士和国民党党政要人都迁去香港,不少人还特别喜欢杨千里的字。有时,杨千里的一幅字画就可以维持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

  “1941128日,星期一,我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突然听到警报声,随后便知道昨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加快对香港的占领,九龙已经沦陷。那以后,我们一家多次搬家,先后辗转到奕荫街、山村道、山光道等处居住。1942年夏天,有人来找我们,起程那天,我才知道,是东江游击队派人来接我们去内地,我们冒充成当地的百姓逃出香港,此后又风雨兼程,半个多月后来到桂林。”杨德说,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总是逃难,两年后,云贵战事又起,一家人便离开“留芳圃”,逃往重庆。

  杨德用“九死一生”四个字来形容,她说,从桂林逃往重庆的时候,为了避免一家人全部死掉,父亲带着弟弟走一路,她和母亲走一路,那种颠簸山路上的惊悚至今想来依然后怕。

  那些年月里的教育

  逃难日子里所受的教育也是杨德难以忘怀的。在桂林的时候,她念的是中山中学,学校就在“七星岩”下,教她书的老师有些是地下党;到重庆时,已是初三的下学期,初中毕业是1945年上半年,中考她考入了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开学初正好抗战胜利,父母带着弟弟回上海,自己因在“南开”念书,未能随父母同行。

  “虽然我在不断的迁移中读书,但期间有幸得到了名师的教导,特别是‘南开’的教育对我一生都有影响。”杨德说,在桂林时,她的语文老师是秦牧,到了重庆,南开中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丰子恺女儿丰陈宝教她英语,要求严格,这使她在以后的岁月中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还喜欢上了丰子恺的画。

  1946年,杨德转学回到上海,进入上海第一市立女中读书;1948年,杨德参加高考。她说,那时有“东吴”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她,燕京大学当时是美国资助的,校长是司徒雷登,考虑到学费的问题,她选择了“燕京”。

  “那时父亲在上海已没有事做,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难期,‘燕京’的学费最少。19488月,我去北京上学。那以后,几乎没有再与父亲相见过。”

  “到了‘燕京’后不久,我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和同学们一起唱《解放区的天》;12月份,北京西郊解放,一个月后,北平也解放了,我又参加了团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和清华、北大的同学一起上街宣传。1950年,我入了党。”杨德说,她在“燕京”学了4年英语,因为苏联专家来援建中国,需要俄文方面的人才,便又在“燕京”学了1年俄语,这5年的大学生活,她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从《红旗》到中央文献研究

  “毕业的时候,我回了家,发现父亲老了许多,那时,他已70多岁了,在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做特约顾问,就是现在的上海文史馆。”杨德没想到,那次相见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很快,分配通知来了,杨德被分到中宣部创办的《学习》杂志工作。

  杨德喜欢英文,她曾渴望从事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而在“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工作”的教诲下,她到了中宣部,翻译“联共党史”,翻译《斯大林全集》中的有关篇章。那时《学习》是每位干部必读的政治性学习材料,潜心于俄文翻译中的她,几乎遗忘了钟爱的英语。

  1958年,反右派斗争开始,随后,《学习》杂志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杨德被调往《红旗》杂志编辑部文教组。就在那一年,父亲杨千里去世,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远在苏州的母亲没有告诉她。“等我知道的时候,已过去好长时间了,那时远望南方,不禁潸然泪下……我永远不能再见我的父亲了。”

  当时,《学习》杂志的大部分人都去了《红旗》,而这次的任务是批“苏修”,从学习“苏共”到批判“苏修”,这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场大变革,中央以《红旗》为载体,九评“苏共”。那时杨德主要做一些文字的编辑及引文的核对等。

  对上层建筑的研究历来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伴随着“文革”的来临变得愈加沉重。1967年,在“自报公议”中,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陈伯达对杨德大肆批斗、迫害,杨德用“快要自杀”来形容当时的境况,2年后,她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偏远农村。

  杨德回忆,当时她住在一个贫农家,是土坯子搭的房子,用水靠辘轳从井里拉上来,因为力气小拉不动,她把儿子也带了去,母子俩一起拉水。冬天的时候没有炭火,竹篱笆围的墙出奇的冷,4月份下田插秧,腿冰冷冰冷的,她带去的高统鞋不能穿,“军宣队”不让穿,要她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从那时起,杨德生孩子时落下的风湿性心脏病得到加剧,158cm的她只有40公斤了。

  1970年,陈伯达跨台,“军宣队”却将消息封锁了,直到1975年夏天,杨德才得以回到北京。

  “那年,中央政治研究室要一些外文材料,在北京图书馆设立了‘文献研究室’。于光远是我的老上级,我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他的通知,就这样,在我回北京的第三天,便到‘北图’上班了。”杨德介绍,当时和她共事的有很多都是著名人物,像汪衡、巴人等。 

  1978年,国家出版局(即现在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需要一些著作权研究者,杨德又被调去那里工作;1983年,杨德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是龚育之,那是她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

  回归她的翻译生涯

  有件往事总让杨德感动不已。

  “扶容岛上簪花子,八桂村前快雪书,何意相逢隗市好,亭亭玉立女相如。”这首收藏于《磨剑室诗词集》1641页的柳亚子赠杨德的诗,她说她在40多年后才看到。

  杨德拿出一封信,信是南社研究者周永珍在1994310日写给她的,信中说:“春节后应柳无非同志之要求,查阅亚老的一首题诗时,看到了亚老赠您的诗,不知您尚存否?……”杨德说,当时信和亚老的诗让她想起了往事。1949年,她在“燕京”上学时住在表哥费孝通家,天天来回于学校与表哥家之间。那时,柳老住在颐和园边,有一天,柳老去探望郑桐荪,两人在路上偶遇。她问候说“柳老伯,您好”,柳老则问:“你是千老的女儿吧?”两人就此聊了片刻,柳老回去后写了这首诗。

  杨德认为,柳老称她为“女相如”,她自愧不如,与柳老的期望相距甚远。如果说有所成绩,那么在国家出版局时,在汪衡的带领下,大家一起研究英、法等多个国家的版权法规,翻译世界知识产权资料,这为后来国家《版权法》的制定打下基础;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后,她翻译出版了施拉姆的《毛泽东传》。这本历时3年、倾注了她大量心血的译著观点客观、史料丰富,受到了好评。“毛主席逝世后,文献室接受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一项目,负责人就是著名党史专家、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后来中央又派来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来当组长,还给我派了两名研究生,就这样我到图书馆查书目,请人从香港购回书来,在搜集的大量资料中,施拉姆的《毛泽东传》成为当初研究毛泽东的最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我们全文作了翻译,不删一字,其中的第七、八章的一部分,第九、十章和结束语是我翻译的。”

  杨德说,那时她才感觉她的英文有用了,这远离了20多年的英语似乎给她生命注入了新生的活力。

  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原因,1988年,杨德申请了提前离休。她把这以后的自己称为“最后的译者”,她告诉记者,离休以后,只要身体允许,她就想翻译些东西,而这个阶段所翻译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东西。她翻译了《尼克松回忆录》、《难以捉摸的中国人》、《拿破仑传》等,她也翻译《美国性史》、《美国黑人斗争史》甚至是谭恩美的小说《灶君娘娘》等,这些译著有20多本。

  “受家庭及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用我的知识为国家做一点事,为社会做一点事……

  “我热爱简单的生活。虽然年少时九死一生,文革时受到冲击,但现在看来,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一朵浪花,只要想到社会的前进,那么即使受到磨难也就不足挂齿了……”杨德谈着她对人生的看法。

  因为两个儿子不在身边,大部分日子里她都独居小屋,除了学写父亲的书法,她还常常临摹丰子恺的画,在童心未泯中回味着过往风云。

  (摄影 韦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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