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源晚年迁居甪直

  黎里著名文人徐达源(1767~1846)，晚景凄凉，无奈移居甪直，投靠严夫人娘家，至今很少有人提及。

  徐达源家有四百来亩良田，照例一家数口衣食无忧。可是那时水灾频仍，农民多半交不出租米，达源生性慷慨，一笑了之，再加上他乐做善事，为此他不惜举债，乃至出售良田。他的两个儿子都是书呆子，不会理财，终致徐家债台高筑。

  黎里田亩大半属于中低田，整个封建社会，黎里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涝设施。据蔡丙圻《黎里续志》记载：“顺治初，龙与犼斗，大雨如注。雨著地复溅起，皆水墨色。旋风骤至，罗汉讲寺大殿忽举至云中，霎时落下，石柱尽埋入土中丈余。今遗迹尚存。”蔡丙圻提到的“犼”，也写作吼，俗称望天吼、朝天吼，传说是龙王的儿子，它有守望本土的习惯，大凡遇到险情，它就对天咆哮。老百姓将它奉为上传天意、下达民情的瑞兽。据佛教文献记载，观音菩萨的坐骑就是“朝天吼”。朝天吼被请上了华表的柱顶，称为蹬龙。传说中黎里有一头朝天吼，守卫在四乡。可惜势单力薄，黎里四乡的田亩大多遭殃。黎里农民抗租是出了名的，这在黎里的老镇志上多有记载，因此，即使穷凶极恶的地主，也未必能收得到多少。徐达源心地善良，凡是皇粮国税那一部分是非缴不可的，那么就让农民缴纳，他徐家所得的部分，来缴就收，不来缴也不会派人硬讨，更不会抓人坐班房什么的。出的多，进的少，慢慢地徐家的内囊便空了。

  查一下《黎里志》、《黎里续志》，达源所做的善事很多。嘉庆七年(1802)，他重建了黎里镇西上丝圩的凌太常祠；道光二十年(1840)，在镇上的染字圩由他处移建了徐高士祠；嘉庆十七年(1812)，他与同镇陈咸亨等人创建了众善堂，又与他人一起修建了秦太尉庙和施相公庙。修桥的善事更多，嘉庆二十年(1838)、道光十八年(1838)、光绪二十二年(1896)，徐达源或独资或集资，分别重建、修建了南栅浜的第二桥，横跨染字、己字两圩的天随桥(俗称袁家桥)，还有染字圩和墨字圩的灞桥和坝桥。此外，徐达源还多次捐出田亩，在侯字圩、发字圩、长田圩、北覆圩等地设立义冢，让无地安葬的穷苦之人，得以入土为安。

  徐达源家的老宅本在黎里镇染字圩的南徐家弄，成婚前夕，他向黎里陈家购置了作字圩一落八进的一座豪宅，成交后，他为第三进楼厅取名“写韵楼”，请袁枚题额，第五进取名新咏楼。嘉庆十六年(1811)，达源专门购买了一座紫藤花馆，将他与袁枚、刘墉、洪亮吉等20余位著名文人的诗词书信手迹，书刻成31方石碑，陈列在紫藤花馆内，每年将石碑拓成拓片，赠送各位旧友新朋。达源非常好客，因此紫藤花馆内，天天高朋满座，人气特旺。

  徐达源有两个儿子，读书都非常用功，可是都有点呆气。大儿子晋镕，20岁时得中秀才，拜顾侍讲元熙为师，一度随顾师到广东，留下《岭南纪游集》一书，尚有内容，后来回到黎里，足不出户，专力写作。小儿子晋铭，更是不谙世事，教几个蒙童度日，一旦有了几个余钱，他就遣散儿童，关起门来冥思苦想，一味写作。两个儿子都不善营生，更不肯做工，徐家逐渐衰落。

  徐达源56岁时，终于将写韵楼与新咏楼那一落八进的住宅卖给了同镇的蔡淇。蔡淇，号竹溪，也是一位读书人，人称蔡博士。蔡购得新居后，将新咏楼更名为“媚学斋”，请阳湖洪亮吉题写了匾额。一天，达源的友人陈赫重上新咏楼，受到蔡竹溪的热情接待，有感而发，作了《竹溪招留书斋十日》二首七律，在此引第一首如下：“廿年不上读书楼，新咏楼名易蔡侯。风月无声忆徐勉，山丘有梦感唐球(本徐山民故居，曾同竹书下榻)。巢痕新扫迷归燕，书卷重摊冷素帱。多谢平原留十日，衔悲忽动伴牢愁。”这里的“新咏楼名易蔡侯”“衔翡忽动伴牢愁”两句，道尽了达源那一帮故交的无端感慨。

  徐达源与续弦严夫人，被迫移居南溪老屋。夫人严子芬，出身甫里镇，就是现在的历史文化名镇甪直。严夫人善于编织茶羃，即一种以麦柴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形如覆碗，可大可小，夏季用来罩茶，可防蚊蝇。原本每年编织后达源赠予文朋诗友，自从移居南溪老屋后，文友纷纷掏钱购买，颇令达源夫妇自惭形秽。勉强支撑了一年，为了生计，更为了继续从事笔耕生涯，徐达源偕夫人迁居甫里，寄居到子芬兄长家，继续笔耕，编辑了《吴郡甫里诗编》12卷和《国朝吴郡甫里诗编》8卷。那紫藤花馆，尤其是馆内31方藏石，徐达源视同拱璧，尽管生活艰难竭蹶，始终不肯让予他人。1846年，徐达源去世，他的儿子终于没能保住紫藤花馆，全部藏石为古董商购去。几经辗转，卖到了南浔，至今总算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小莲庄碑廊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