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德庸寄娘

我的妈妈沈华昪是盛泽人，她与仲肇芬（德庸）姨妈是头表姐妹，两人年龄相当，感情亲密。妈妈于1923年结婚的次年就生我，而德庸姨妈直到1929年才生子。这一段时间里我妈妈在盛泽女子小学教书，住在姨妈家里，德庸姨妈把满腔思子之情倾注在我身上，对我特别钟爱。双方家长商定将我过寄给仲家，从此仲德庸姨妈成了我的寄娘，唐炳麟姨夫成了我的寄爹。

1929年表弟唐仲英（小名馨馨）出生时，妈妈和我已迁回黎里，妈妈在黎里女子小学任校长，爸爸在黎里第四高等小学任校长。逢节假日常带我到盛泽探亲，当然寄娘家是必去之处。那时馨馨已有二、三岁了，见到有个小男孩去，就特别高兴，仗着寄娘的溺爱，他跟着我打闹翻滚，“疯”得极开心，也会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以后我家迁居上海，双方往来就少了。抗战期间，两家寓居香港才得以又经常聚会。在香港时我们一家应柳亚子老伯夫妇的邀请，搬进九龙柯士甸道107号，与柳家同住同吃。柳老是著名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他为住楼命名为“羿楼”，寓意后羿射日。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港的知名文化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常来羿楼聚谈。在港的吴江同乡亦常来此互相倾诉乡情。其中1940年2月8日的一次聚会，柳老曾作诗留念：

八日，啸岑、华昇假羿楼宴客，集者余与佩宜、匀金、铭盘、炳麟、德庸、壮秋、季震、安澜、馨馨共宾主十二人

鸡黍壶觞杂主宾，异乡偏萃故乡人。豚蹄颇动莼鲈思，席设酱豚蹄为吾乡特制。鸳侣难忘孤悦辰。是日为华昇预祝生朝。几见松陵能返棹，却怜沧海正扬尘。高谈大睨终何补？惆怅新亭泪点新。

柳亚子老伯是国民党元老，又是一名大诗人。但是他却毫无架子，平时对我们孩子也平易近人，每次与我父母通信，末尾总带一句“安澜好”。在这一首诗中，时我年16岁，馨馨10岁，他却一个不漏，把我们两个孩子的名字也列上。

旅居九龙期间，唐寄爹经常往来于重庆、越南、缅甸等地经商，寄娘在家寂寞，就带馨馨来我家，她和我妈妈两人一口盛泽活，似乎永远说不完。就象当年在盛泽一样，馨馨喜欢一步不脱地跟着我，羿楼前面的小花园草坪是我们主要追逐嬉戏场所。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九龙，柳亚子先生因抗日名声太大，与柳伯母等匆匆渡海避居香港。我们一家四人（还有我姑母沈月贞自新加坡回上海，途经香港上岸看望我们，适遇战事留港）匆匆避往山林道寄娘家。她们让出一间房间，我父母睡一张大床，姑母与我睡地铺。元芳公公开了个家庭会，商定如果有人敲门，则由他与父亲去开门，其它妇女及孩子迅速聚集到后门口，如果来人是日军或流氓，则妇幼从后门楼梯下到底层躲避。听到日军与英军隔海炮战声，全体人员也躲到底层楼梯下。因唐家楼旁是一座小山岗，日军的大炮架在山旁，我们怕香港英军还击，殃及我们楼房，所以一听到炮声，就立即下楼躲避。后来我们设法买通了炮队上的头目，请他尽量少开炮，以免招来还击，幸而英军很快就投降了，于是我们主要是防止日军或流氓、汉奸上门骚扰。以后父母亲和我取道广东转辗到重庆，沈月贞姑母回上海，寄娘与馨馨也到了重庆，元芳公公则回上海。

唐寄爹在重庆开了一家“上海公司”经营有道，很赚了一些钱。在重庆南温泉风景区小温泉买了一栋小别墅，还有一辆福特牌小汽车。寄娘与馨馨在小温泉生活虽舒适，但相当寂寞，所以常用汽车接我们去小温泉小住。

1993年我为吴江市新江钢厂改造事去吴江，无意中得知馨馨的消息，到黎里又听泽雄表弟介绍了大致情况。早在1985年我曾去美国考察几家钢铁公司，到过芝加哥及伯利恒一带，可惜不知当年跟在我身后追逐嬉戏的馨馨已成了美国的华人“钢铁大王”，错过了一次叙旧及交换钢铁工业信息的机会，也不曾想到，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况下同样干着钢铁这个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