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费彝民：文人傲骨丰盛人生

父亲生于1908年。一生经历了朝代更迭，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日本沦陷区亡国的愤慨，新中国诞生的扬眉吐气和回归前生活在香港殖民地制度下的无奈；他进过日本人的大牢也尝过港英铁窗的滋味。

　　一、投身学运进大公报

　　父亲早年就读法国高等学校，毕业那年还未满十七岁，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法国政府保送法国深造。1925年，父亲正整装待发，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影响遍及全国各地，震撼世界。父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一样，怀著满腔悲愤投身学生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中坚分子。法国当局向父亲发出严重警告，威迫父亲退出学生运动，并皈依天主教会。父亲一口拒绝，主动放弃了赴法国留学的机会。

　　1937年上海沦陷，《大公报》上海馆被迫南移，先后迁馆汉口、桂林、香港等地。已经加入《大公报》的父亲为了侍奉高堂，没有随报馆转移后方，留在了上海，加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担任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馆恢复，父亲才重返《大公报》，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父亲奉调港馆工作，1955年担任社长，直到1988年去世。

　  二、侠义豪爽喜交朋友

　　父亲是苏州人，但却具有北方人侠义、豪爽的性格。父亲是冬至那天出生。记得有一年，父亲过生日，母亲亲自下厨，精心炮制了父亲最喜欢的清汤鸡丝挂面慰劳父亲。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汤面热了一遍又一遍，面条几乎成了糊状，却不见父亲的踪影。夜深，报馆一位年轻同事伴著步履蹒跚的父亲回家。青年关切地嘱咐母亲「请给社长熬一碗热汤吧！」原来，当晚报馆一位职工家属手术后大出血，性命危在旦夕。父亲当场输了200㏄血抢救病人。

　　父亲去世后，偶然在报上看到外交部西欧司一位退休外交官写的文章，缅怀父亲。他回忆，六十年代初，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干部的他一次负责护送父亲经罗湖桥返港。两人在桥头话别。父亲右小腿年轻时受过伤，未经彻底治疗，留下了伤患，走路一直不太利落，步入中年后，父亲外出时一般习惯以雨伞代替拐杖，防止意外发生。那一天，他用的是一把状似拐杖的雨伞。父亲沿著罗湖桥缓缓走向英界后忽然又返回桥头，对这位年轻人说：「这把雨伞可以两用，也许将来用得上，留个纪念吧！」

　　听母亲说，父亲将每月工资的大部分分成几份，由母亲负责每月按时汇到内地接济亲友和退了休的老同事，直到父亲病重，从未曾间断。母亲敬重父亲的为人，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父亲。从未有一句怨言。

　　父亲喜欢结交朋友，从商界巨子到普通印刷工人，不分年龄、工作性质和身份地位都与父亲谈得来。父亲的外国朋友也不少。「文革」期间，中国对外联系的渠道不多，香港很多外国朋友碍于各种原因不方便与中国驻港官方机构接触，父亲自然就成为香港外国领事馆、商会和通讯社了解中国的主要桥梁之一。

三、对外交流记忆力强

　　父亲除了办报以外，更大力开展对外交流，透过举办国家级专题讲座、电影招待会、摄影展览和文化艺术交流多种形式宣传祖国和弘扬华夏文化。父亲能讲地道的法语。在父亲的办公室，父亲接待过的法国朋友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政府要员、商界领袖、知名学者和艺术家。1982年，法国密特朗总统授予父亲荣誉骑士勋章，表彰父亲推动法中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父亲纯正的普通话和爽朗的笑声许多人至今还历历在耳。父亲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更使不少人大为惊叹。父亲善于记名字，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一百。不少朋友回忆说，与父亲见过一面后，隔相当一段时间后再相遇，父亲能立即叫出他们的名字及准确说出他们的专业。最近，一位相识多年的友人谈起父亲时也啧啧称奇地说：「当年我还是一个黄毛丫头，费公居然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四、孝顺母亲兄弟情深

　　父亲是孝子。祖母膝下无女，得四子，父亲居中。祖母特别依赖父亲。每天清早，父亲上班前，祖母把当天全家食用的菜钱（铜板），一包包分别包好，仔细交代父亲买什么菜，怎么挑选，如何还价。祖母喜欢穿绣花鞋，挑选绣花鞋的任务往往落在父亲一人身上。很多时候，祖母对父亲买回来的鞋样和花色不太满意，要求父亲退换，父亲总是依足老人的吩咐去做。

　　父亲兄弟情深。十七岁踏入社会后一直帮助祖父负担两个弟弟上大学的学费。父亲的长兄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费穆，父亲非常关心伯父的电影事业，经常与伯父讨论电影剧本，提出意见。工余时，父亲常去片场探望伯父，与当时一班年轻演员混得很熟。父亲很早就认识当年的蓝苹（江青）。「文革」期间，有一次江青参加广东省人大代表团会议时，特地走到父亲面前，第一句话就说「人未到，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父亲一直搞不清楚江青这番话的真正用意。

　　伯父英年早逝，去世时四十出头，遗下七个遗孤，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丧夫后，伯母带著子女返回上海定居。父亲一直照料长嫂和遗孤的生活，每月从香港汇款，年复一年，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

　  五、培育子女爱国情怀

　　父亲是一位尽责的好父亲，非常注意培养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1963年暑假，父亲精心安排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由长兄带队，开始了以北京为起点的国情之旅，行程遍及延安、韶山、上海、南京和杭州。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百忙中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我们这个「娃娃团」。总理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出污泥而不染」，更要求我们「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临行前，总理还叮嘱我们响应晚婚。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很注意从小培养我们的阅读习惯。我是家里的「书虫」，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亲自帮助我制定读书计划。从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珍．柯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约翰．史丹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和杨沫的《青春之歌》，林林总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丰富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视野。

　　父亲工作很忙，平日我们难得见父亲一面。父亲很注重家庭生活。连续十几年，每逢星期日，父亲坚持带领全家打羽毛球。父亲还邀请报馆同仁和商界朋友及他们的子女一起同乐。父亲通过在球场切磋球技的机会来建立和维系亲情和友情，同时达到健体的目的。记忆中，父亲自己很少下场，他一心用在编排大大小小近二十人的搭配和上场秩序，更乐于担当裁判。我们家的男孩子在父亲的培养下个个后来都成为羽毛球高手，连续多届在香港校际羽毛球锦标赛夺魁。

上大学后，我们分隔东、西、南半球。哥哥在法国，三弟在英国，四、五弟分别去了加拿大和澳洲，而我一个人在北京。我们各有各忙，除了家书外，相互间很少通信。父亲独自挑起了「信使」的职责，不但对我们每个人的家书一一细心回覆，同时还及时通报各人的情况。二十多年里，父亲一手在我们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使我们幸福地沐浴在亲情之中。

　　回想起来，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六十年代中，我只身赴京升学，毕业后留在外交部工作，离家整整二十一年。1985年，正待调派到我国驻北美地区使馆工作，父亲重病痊愈后急需有人在身边协助料理报馆以外的事务，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才下决心离开外交部回到父亲身边，直到父亲去世，前后还不到三年时间。

　  六、文人傲骨丰盛人生

　　父亲一生保持了文人的傲骨，不追逐名利，视富贵如浮云。父亲去世后，我们遵照母亲意愿，利用父亲的全部退休金成立了「费彝民新闻基金」，二十年来，「基金」资助南京大学与美国高等学府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合办的「中美研究中心」，设立费彝民终身教授席、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法学论坛」和建立南京大学新闻研究院，作育英才。二○○八年，以父亲命名的南京大学新闻大楼已正式启用。

　　父亲一生得一知他、惜他的好领导，一个与之相濡以沫的好伴侣，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一大批尊敬他的朋友。如此丰盛的人生，夫复何求？

　　七、中日建交一字之师

　　父亲很少和我们谈工作。仅有的一次是在1987年夏天，父亲在青岛因感冒引起肾功能紊乱，住院疗养期间，曾经和我讲述过几段往事，还录制了多盘带子，以后几次搬家竟不慎遗失了。我印象较深的有以下两件事：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与周恩来总理谈判中日建交。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当双方商议《中日联合声明》英文版本时，日方就「深刻反省」的「反省」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质疑，日方反对的理由是，「反省」一词的英文翻译过于严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一般别无选择只能切腹明志。双方为此争持不下，谈判一度中断，事情报到中央，总理十分着急。刚好父亲在京出席会议，总理立即找父亲来，要父亲帮忙出点子。父亲很快从法文中找了一个词，译成英文后为「reproach」，取代了原来的用词。日本谈判团经过一番研究讨论后接受了中方的提议，一场外交风波得到平息，中日建交谈判取得成功，两国结束长期对峙，正式缔结了外交关系。中日建交为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事后，总理谈起这场中日建交谈判中的小「插曲」，向身边人笑称父亲为「一字之师」。

八、总理召见揭苏谣言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位于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历史上主权属于中国。六十年代，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后，中苏在珍宝岛边防的武装摩擦持续不断。3月17日，苏军公然登岛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冲突升级。当时，我还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北京大学生对苏军悍然入侵群情汹涌，自发组织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冒著严冬，徒步从西郊一直走到东城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抗议苏联的侵略行径。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出席胡志明主席丧礼后途经北京，在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就停止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进行了坦率的会谈。这是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政府首次高层接触，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被喻为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10月20日中苏两国正式开始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有关中苏边境的条约是沙俄帝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然而，苏联一意孤行，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谈判结束后，苏联单方面宣称，中苏谈判进展顺利。对待苏联政府的「小动作」，周总理作了紧急部署。总理召见父亲，指示父亲立即用《大公报》广州专电发布消息，揭露「苏联表面装出和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拖延谈判。」更进一步指出，「据记者了解，还看不到谈判有取得积极进展的迹象」，不到四百字的电文，总理逐字逐句口述，父亲当场背下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那时候，北京没有直航机飞香港。当晚，总理指示民航总局张局长亲自驾驶飞机送父亲到广州。邓颖超大姐担心路上出事，临行前，一再叮咛张局长小心，保证父亲安全。父亲当晚赶回香港，第二天专电见报，苏联散布的谣言不攻而破。

　　父亲一生经历过的人和事，报社同事和外人知道的不多，特别是父亲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实情，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前两年，内地网站曾经转载国务院文档室有关资料称，周总理单独会见父亲有文字记录的达五十余次。